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与发展: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体育学院为视角

选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体育学院为研究对象,考察50年代初期院校调整运动时期体育学院的形成,体育学院培养目标和数量的变化,以及竞技水平的展现。在此基础上,从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理论表象论述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研究得出结论:1)体育学院是效仿苏联单科高等院校模式建构,院校调整运动时期的产物;2)体育学院目标和数量的变化深受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影响;3)体育学院重构了50年代至70年代大学竞技体育;4)体育学院是竞技体育体系和教育体系分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20世纪50—70年代诗歌中的干部书写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诗歌中,干部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书写对象。虽然其一般具有同质化的特征,但也根据题材、语境、视角的差异而分化出不同的意义形态。同时,部分带有逾越性的形象既丰富了干部的可能面向,也追问着干部形象在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诗歌中,作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关系的中介,干部形象呈现出聚合性、附加性与修辞性,这是其政治诗学路径的症结所在。

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20世纪50—60年代外销绒织物设计特征探微

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丝绸新品种、新花样开发设计的高峰时期之一,外销绒织物设计在这个时期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以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刊印的《新品种》系列丝绸样本为基本线索,围绕不同类型绒织物的设计观念、设计方法、工艺特征等展开探索和研究。着重对经起绒织物、纬起绒织物、素绒织物上的印花、雕绒及静电植绒织物的经典样本进行起绒工艺、纹样设计、艺术特征的分析,探讨此时期绒织物发展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高校教育系科调整的回顾与反思

高校教育系科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造旧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是高等师范院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高校教育系科调整主要经历了初步调整、全面布局、重构发展和独立探索四个阶段。此次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新教育、提高教师的整体质量,由于受到苏联师范院校改革经验以及重新确定学科职能因素的影响,教育系科的发展模式、分布结构、职能规定和专业设置都发生了重大调整。此次调整不仅整合了教育系科发展的现有资源,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系科的发展基础,同时也形塑了当今教育系科资源的学校区域和结构上的差异性。吸取20世纪50年代系科调整的经验,高校教育系科调整应由政府主导,联系学校和地方实际需要,注重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分布结构的规划,同时全面考虑职能定位、科学规范设置专业,以及重视系科建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上海第七印绸厂马王堆系列印花绸设计的考述与反思

此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上海第七印绸厂设计、生产的马王堆系列印花绸为案例,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检索和分析,客观、系统地阐述了此系列印花绸设计的历史背景、设计过程,对现代丝绸印花设计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同时也探讨了其对今天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新设计的诸多启示与反思。

跨界之魅: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电影的全球拓展

香港电影强烈依存于海外市场,促使其自觉注重与海外观众的对接,形成跨界跨文化的国际化品格。1949年后内地市场丧失,香港电影一方面以台湾为突破点、广泛推进海外取景,另一方面与日合拍偷师学艺。上世纪60年代初,邵氏率先开启港韩地区的平等合拍,而后大规模聘请日韩影人。70年代初,嘉禾先从日泰韩入手实现亚洲区域突围,后以李小龙电影开启美国市场并成立西片部。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曾经有过三次较大规模高潮,分别是: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43方案”,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22项重点工程的“78计划”。本文通过分析、比较、评价这三次引进高潮,概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引进的历程,指出国际国内背景的巨大变化是三次引进的指导思想、对象、手段、规模有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必须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采取与时俱进的不同开放方式。其次,中国要想富强,必须通过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方式在竞争中解决全面对外开放问题,闭关自守的拒绝引进或者“一边倒”式的单向引进,都只能是权宜之计。最后,引进并不是单纯的利用设备,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消化,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扶持自己的工业体系。本文所整理列举的三次对外引进项目内容,也填补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资料空白,厘清了过去一些不准确说法。

20世纪50-80年代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的范式特征研究

20世纪50-80年代,丝绸产品为助力国内经济复苏和出口贸易创汇做出了贡献,随着技术、工艺、纤维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设计生产了大批用于内销和外销丝绸新花色、新品种。此研究以范式理论为基本依据,以当时重要的丝绸品种之一——织锦缎为主要对象,从图像学、文献学等角度,分析、探讨了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观念、方式的演变过程,设计范式的转换途径及相异模式,同时也阐释了丝绸设计范式发展与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现代丝绸设计范式的发展与建构提供相应的启示。

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类型

20世纪50至70年代,因文化保守主义内部对在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造成的社会实践变革的反应不一;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探索中对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日益正误交错状的倾向,致使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关系。如处于接受改造与自我批判的留在大陆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学家,对中国化马克思构成了维护型或弱挑战型关系;流落到港台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学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强挑战型关系;1950年代后期逐渐以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虚假面目呈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表面维护、实为强挑战型的关系。同样,其间党在处理这三种类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方面的实践,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

破而不立欲速不达——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中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并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50年代末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三次批判高潮。其间尽管中共中央采取过一些措施对之进行制止,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使得效果有限,批判活动仍然一再出现回潮。三次批判高潮的出现,既有不同的直接的社会原因,也有共同的潜在的历史原因。批判者认为,只有清除科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使其快速发展。但事与愿违,所谓的科学批判不但没有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西方城市书写

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华文文学,是第一批以西方城市为书写背景或表现对象的华文文学,其中的西方城市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并且充满华人移民对西方城市的消极体验,这与80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文学形成微妙的呼应,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叙事被消解,代之以美国与中国的二元对立,美国城市成为华文作家民族性与西方城市现代性斗争和博弈的场所,其结果是,华文作家以强大的民族性对西方城市现代性进行了挤压和驱逐,致使其文学书写中对西方现代性的集体去魅。

20世纪50年代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冲突及政策因应

20世纪50年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后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凸显,对妇女身心健康、儿童成长、家庭生活乃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采取合理安排与使用妇女劳动力、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及动员妇女退职回家等措施予以应对,从而缓和了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劳动解放理论,但同时也存在某些政策预期与执行效果落差较大、家庭领域男女平等落实不力等种种缺憾。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这些探索与实践,为妇女普遍社会参与的当下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促进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艰难起步,在真实性问题讨论与争鸣、革命领袖传记与革命回忆录研究、英雄传记与其它传记的评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成就较为突出,其中革命回忆录研究业已形成独特的研究格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50年代《武训传》的讨论与粗暴批判,60年代《刘志丹》大冤案,而留下惨痛教训。

英雄、儿女与神魔——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故事学”

20世纪50—70年代文艺之所以在今天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得之于其在“故事学”层面融冶古今中外的异于前代的艺术创造。它以事关阶级/国家的总体性实践为其英雄的“新和旧的斗争”赋予历史深度,以巧妙的情欲剥离、情欲资源分类配置之编码原则将儿女讲述的快感机制安全地导入“英雄的历程”,更以源自中国“旧小说”的“神魔斗法”机制创造了革命年代的叙事奇观。对于此种合英雄、儿女、神魔于一体的艺术经验,今日学界尚无有效总结,但在当前电视剧、电影等大众文艺生产中业已开花、结果。

政治理性对20世纪50—70年代情爱文学的规约

20世纪"50-70年代"文坛,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文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同情与怜悯、人道与人性、情爱与性爱、欲望与行动等人所固有的七情六欲受到了激进政治理性愈演愈烈的拒绝与批判,以工农兵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当代文学,在情爱表达与人性叙事中,有一个逐渐把情爱政治化、纯洁化,直至彻底横扫的过程,鲜活丰富、多彩多姿、极具私密性的男女之爱,被主流话语规约为"革命+恋爱"或"奖章+爱情"的叙事模式。作为"人学"的文学,被导入了寡情、绝情、无欲、无性的怪圈而难以突围。

权力话语与批评话语齿轮的咬合——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际反观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批评

文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文艺研究的一个无可回避也无需回避的话题。伊格尔顿就曾说过，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或文学史，因为，“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文艺必然关涉政治利益和权力问题，不存在真空状态的所谓“纯粹”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文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直面中国当代文学难以绕行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事件的解读，反观20世纪50-70年代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以期有益于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

关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思考——米尔格兰姆的启示

米尔格兰姆的试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略论青春心态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产生的精神渊源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古老的中华民族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青春风貌,这一青春风貌与作家的创作激情联系在一起,使得"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出现了特有的青春心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渊源,本文就把这一文学现象放在历史的语境中作以梳理,指出"50—70年代"文学中的青春心态与"少年中国"运动、"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的精神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