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权力话语与批评话语齿轮的咬合——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际反观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批评

文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文艺研究的一个无可回避也无需回避的话题。伊格尔顿就曾说过，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或文学史，因为，“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文艺必然关涉政治利益和权力问题，不存在真空状态的所谓“纯粹”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文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直面中国当代文学难以绕行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事件的解读，反观20世纪50-70年代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以期有益于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曾经有过三次较大规模高潮,分别是: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43方案”,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22项重点工程的“78计划”。本文通过分析、比较、评价这三次引进高潮,概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引进的历程,指出国际国内背景的巨大变化是三次引进的指导思想、对象、手段、规模有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必须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采取与时俱进的不同开放方式。其次,中国要想富强,必须通过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方式在竞争中解决全面对外开放问题,闭关自守的拒绝引进或者“一边倒”式的单向引进,都只能是权宜之计。最后,引进并不是单纯的利用设备,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消化,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扶持自己的工业体系。本文所整理列举的三次对外引进项目内容,也填补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资料空白,厘清了过去一些不准确说法。

论“人民英雄”形象对儒家传统的变异性继承——以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文本分析为中心

"人民英雄"形象是20世纪50-70年代社会精神特质和道德要求的凝缩体现。它所包含的"无私"特质、对"立功"的要求、积极乐观的信念以及"人民"加"英雄"的结构模式,都与儒家传统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从文学文本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分析出发,通过对"人民英雄"特质的探讨,揭示50-70年代社会对儒家传统的变异性继承,并勾勒出它与儒家传统社会的联结,打破它们之间断裂的固有成见,可以丰富对这一时期社会的理解。

20世纪50-80年代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的范式特征研究

20世纪50-80年代,丝绸产品为助力国内经济复苏和出口贸易创汇做出了贡献,随着技术、工艺、纤维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设计生产了大批用于内销和外销丝绸新花色、新品种。此研究以范式理论为基本依据,以当时重要的丝绸品种之一——织锦缎为主要对象,从图像学、文献学等角度,分析、探讨了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观念、方式的演变过程,设计范式的转换途径及相异模式,同时也阐释了丝绸设计范式发展与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现代丝绸设计范式的发展与建构提供相应的启示。

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西方城市书写

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华文文学,是第一批以西方城市为书写背景或表现对象的华文文学,其中的西方城市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并且充满华人移民对西方城市的消极体验,这与80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文学形成微妙的呼应,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叙事被消解,代之以美国与中国的二元对立,美国城市成为华文作家民族性与西方城市现代性斗争和博弈的场所,其结果是,华文作家以强大的民族性对西方城市现代性进行了挤压和驱逐,致使其文学书写中对西方现代性的集体去魅。

20世纪50—60年代外销绒织物设计特征探微

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丝绸新品种、新花样开发设计的高峰时期之一,外销绒织物设计在这个时期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以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刊印的《新品种》系列丝绸样本为基本线索,围绕不同类型绒织物的设计观念、设计方法、工艺特征等展开探索和研究。着重对经起绒织物、纬起绒织物、素绒织物上的印花、雕绒及静电植绒织物的经典样本进行起绒工艺、纹样设计、艺术特征的分析,探讨此时期绒织物发展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高校教育系科调整的回顾与反思

高校教育系科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造旧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是高等师范院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高校教育系科调整主要经历了初步调整、全面布局、重构发展和独立探索四个阶段。此次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新教育、提高教师的整体质量,由于受到苏联师范院校改革经验以及重新确定学科职能因素的影响,教育系科的发展模式、分布结构、职能规定和专业设置都发生了重大调整。此次调整不仅整合了教育系科发展的现有资源,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系科的发展基础,同时也形塑了当今教育系科资源的学校区域和结构上的差异性。吸取20世纪50年代系科调整的经验,高校教育系科调整应由政府主导,联系学校和地方实际需要,注重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分布结构的规划,同时全面考虑职能定位、科学规范设置专业,以及重视系科建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上海第七印绸厂马王堆系列印花绸设计的考述与反思

此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上海第七印绸厂设计、生产的马王堆系列印花绸为案例,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检索和分析,客观、系统地阐述了此系列印花绸设计的历史背景、设计过程,对现代丝绸印花设计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同时也探讨了其对今天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新设计的诸多启示与反思。

关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思考——米尔格兰姆的启示

米尔格兰姆的试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从“自由进入”到“限制-融合”:20世纪50—70年代英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20世纪50—70年代,英国对英联邦内亚非裔移民的政策经历了自由进入到限制融合的变化。二战后劳动力的短缺使英国政府一度对这个移民群体持欢迎态度:只要是英联邦的公民,都有资格进入英国。大量移民的涌入影响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并引发了生活方式的冲突。1948年移民法案重申了英联邦与殖民地人民自动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权利。1962年法案规定只有在英国出生或持有官方签发的护照,方可移居英国,从而根据护照类别把移民限制在技术或紧缺人才范围内。1971年的移民法案进一步规定只有父辈或祖父辈具有英国国籍的人,才有移民英国的资格。这一措施几乎是完全阻止了来自英联邦的、以定居为目的的移民的进入。在对英联邦亚非裔移民进行限制的同时,英国政府对欧洲移民逐渐持开放态度。

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与发展: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体育学院为视角

选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体育学院为研究对象,考察50年代初期院校调整运动时期体育学院的形成,体育学院培养目标和数量的变化,以及竞技水平的展现。在此基础上,从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理论表象论述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研究得出结论:1)体育学院是效仿苏联单科高等院校模式建构,院校调整运动时期的产物;2)体育学院目标和数量的变化深受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影响;3)体育学院重构了50年代至70年代大学竞技体育;4)体育学院是竞技体育体系和教育体系分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美国1965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在此前后，美国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构建新型职业教育体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以及争取各界大力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等措施，推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对美国20世纪60—70年代顺利渡过社会转型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类型

20世纪50至70年代,因文化保守主义内部对在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造成的社会实践变革的反应不一;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探索中对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日益正误交错状的倾向,致使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关系。如处于接受改造与自我批判的留在大陆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学家,对中国化马克思构成了维护型或弱挑战型关系;流落到港台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学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强挑战型关系;1950年代后期逐渐以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虚假面目呈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表面维护、实为强挑战型的关系。同样,其间党在处理这三种类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方面的实践,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

破而不立欲速不达——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中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并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50年代末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三次批判高潮。其间尽管中共中央采取过一些措施对之进行制止,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使得效果有限,批判活动仍然一再出现回潮。三次批判高潮的出现,既有不同的直接的社会原因,也有共同的潜在的历史原因。批判者认为,只有清除科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使其快速发展。但事与愿违,所谓的科学批判不但没有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20世纪30-50年代两种农业合作社的比较研究

20世纪30~50年代,国共两党都试图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来消除农民贫困问题。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国共两党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合作社的进退机制上,法律文本中都规定社员享有自愿入社与自由退社的权利,但在实际中并未切实执行;二是在产权安排上,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合作社实行私有产权,新中国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实行公有产权;三是在民主管理方面,两党都强调合作社要实行社员的民主管理,但在实际中社员并不具有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权;四是在利益体现方面,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合作社体现了地主和富农利益,新中国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则较好地体现了贫农和中农利益。国民党所建立的合作社蜕变成为富人剥削穷人的工具,最终被穷人所抛弃;共产党建立的合作社,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对于提高贫下中农的政治经济地位、消除贫富分化起了重要作用。

“海派文化”学术笔谈--20世纪50年代海派文化的繁荣

20世纪50年代的海派文化，既生根于三四十年代深厚的土壤，又加入一股清新奋发之气，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弘扬，在成熟中继续获得发展。50年代海派文化的特点是：散播面广，民间的参与度高，文化气息浓厚，群众热情踊跃，雅俗共享同乐，中外元素渗透，表现了海派都市文化浓郁的上海和江南地方特色，与其他地区的乡土文化、京派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它是40年代文化的惯性延续，又是新生活时代精神的硕果，表现了富有活力、多样化争艳、市民化低价参与的显著特点。

艺术歌曲的经典化与现代国家建构--20世纪50年代艺术歌曲经典化的知识与制度逻辑

50年代,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剧院化建设、专业音乐教育系统建设以及报刊舆论与学术研究共同体等,为表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农歌曲与民族音乐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平台,使得中国艺术歌曲经典化的理论与实践因此而愈发具有急迫性。而革命音乐功能的转变,现代国家新型社会组织与生活仪式化的实际需要,又使得50年代专业声乐群体不得不为此展开思想竞逐,进行创造。这一创造过程不仅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声乐观念,而且还通过空前强烈的文化传播,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音乐生活、知识世界乃至听觉世界由此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普遍而深刻的变化。

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重探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及其内部逻辑

中国当代史上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是哲学领域“大跃进”的表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因主角是工农兵群众，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严格地说，“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没有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20世纪50-80年代武汉市橱窗展示形式与设计研究

一个地域特定时期的橱窗展示形式与设计,能够折射出该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演变。对20世纪50-80年代武汉市的橱窗展示形式与设计特点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与研究,认为20世纪50-80年代正处于中国商业最匮乏的时代,武汉市的橱窗展示形式与设计主要是在为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做宣传,同时也真实显现了武汉市当时的制造业和商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