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回顾与反思

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经典著作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最本真的思想,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国对经典著作的诠释经历了从翻译介绍到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重新解读,从挣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羁绊到走上学术自觉的道路,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经典著作的诠释主要表现为文献考证、文本解读和方法论探析三个方面,且呈现出与现实需要紧密相连、热点集中、路径多维等特点。基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现状,形成以下三点优化建议:增强理论自信,在“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话语体系;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研究;方法建设与人才建设并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人数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其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徽学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数量呈现出"井喷"之势,反映其影响力在持续扩大,其学术基础也更加厚实。徽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加强、文献基础的夯实、相关领域的细部研究以及把徽学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放到"大历史"中进行审视。

文学观念的演变及其实践:回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之路

主讲者:耿占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与谈者:贺照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主持者:何光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时间:2017年12月18日19:00导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观念是伴随着社会思潮逐渐演进的,其中经历了和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伴生的文学崛起和诗歌热潮,遭受市场经济冲击后的文学激情退却与诗歌边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诗歌发展论

在生态环境遭受工业文明的重创和环境保护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觉意义上的中国生态诗歌由萌芽、发展到迅速繁荣,逐渐形成了潜隐的乡土情结、浓郁的浪漫风韵和真切的现实关怀等独特的审美品质,彰显了诗歌的社会责任和意义。同时,文化因素内质审视的缺乏、重建和谐生态构想的浅表和创作内容的局限也是今后生态诗歌创作必须重视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述评

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上,特别是在习俗教案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对学界已取得的成果作一梳理,在肯定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前提下,对教案发生的“文化冲突论”、教民身处两难困境的原因、基督教的本土化以及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历史脉络等理论问题进行再思考,是推动这一研究继续深入开展的必要环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我国教学反思的研究综述

一、对教学反思的内涵理解 1．反思的不同界定 要理解教学反思，必须先从反思说起。反思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古已有之，但人们对反思的内涵理解不尽相同。刘加霞、申继亮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将反思理解为内省，是一种元认知过程。在中国有孔子、朱熹等人，在西方有洛克和斯宾诺莎等人；二是将反思看作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是一种特殊的问题解决，以杜威在1933年发表的《我们怎样思维》为代表。

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的力作——读《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邢建昌等著,人民出版社,2019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状况,无疑是邢建昌等所著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更为接近文学理论本质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理论视域。文学理论是一门知识吗?是一门什么样的知识?当今时代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介入文学理论知识状况的思考?这不仅是普通学习者追求的问题,更是作为文学理论的书写者与传播者要不断思索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学中的人类学——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为例

一 虽然从性质上来划分，人类学是一种理论方法，而文学是创作实践，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学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实际上，文学本身就应该孕育着自发的人类学意识，或者说本然地就带有人类学思想色彩。当人类学还没有在近代诞生之前，作为一种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它混混沌沌面目不清地栖身于文学和其它艺术形式之中，却正是由于它的存在，由伟大的个体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获得世界范围的沟通理解能力，自古皆然，概莫能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澜沧基督教调适及发展的认识

澜沧是基督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信教群众以拉祜族、佤族为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政策重新贯彻执行后,澜沧基督教也恢复公开活动,发展较迅速。文章在介绍澜沧基督教的主要表现后,分析了其活动特点及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一段时间,基督教仍会发展,但主要是拉祜族信教群众增多,佤族信众保持常态。进而阐述澜沧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抵御毒品危害,开展福音戒毒;学习科技知识,发展生产,脱贫致富,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近代化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运用现代化理论,从单体城市近代化、区域性与流域性城市近代化、总体性城市近代化等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近代化研究进行评述,揭示出学界关于此领域已经从最初的个案探讨、走向相对全面的中观与宏观的总体性研究,寻找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真正动力、表征及规律等,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书学专门领域理论研究述评

文书学是研究文书、文书工作以及文书现象的一门科学,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传统文书学主要研究的是“公务文书（文件）”,包括公务文书写作、公务文书处理、公务文书立卷、公务文书组织管理等内容。

重视公民教育: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评《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研究》一书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转型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公民意识的培育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社会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而现代公民意识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公民,就没有现代化的国家。对此,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一语中的：＂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史学界拨乱反正,经过对建国以来史学的认真反思,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以后,展开了对历史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元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史学学科的多样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大趋势;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大量介绍、研究和尝试运用,与国际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开始走向世界,迈向国际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第三大趋势。

为谁立传?如何再现?谁来评说?——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人物传记电视剧创作的思考

人物传记电视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类型,作为传记与电视剧的结合体,它是千年传记的现代表达,是人生故事的影像记忆,其在具备传记文学作品所有传播功能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新的传播元素和更多的传播技巧。"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制作播出的第一部人物传记电视剧是1982年的《鲁迅》,至今已有30年的时间,在这一个节点有必要对人物传记电视剧这一特殊的文化产品类型进行盘点、分析。30年间,围绕人物传记电视剧的制作,谁来选择?选择谁?讲述什么?怎样讲述?效果如何?谁来评说?这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传记电视剧的生产特点,也将引发我们对如何生产文化产品的深层思考。

从逃亡到归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态儿童文学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满现实儿童生活的"偏枯",儿童文学中曾有一次被称为"野出去"的表现空间的转移,用"自然""荒野"对异化了的学校题材予以校正。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成了真正的主体、他者,儿童文学也因此获得了生态文学的视角。以此视角反观现实,便有了对世纪之交儿童生活的许多新的理解和表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美英国际意识教育的共性和差异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空间已真的扩展到全球范围，那么教育也就应该培养视界广阔的世界观”，“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教育任务，它是‘教育与灾难的赛跑’。”“所有学生都应该有机会通过他们的学习计划了解自己文化以外的文化，从而能够意识到人类的统一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美、英的国际意识教育都走在世界前列，三国在课程设置、教师培训和实践方式等方面既存在共性，也存在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