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识的书写——20世纪80年代小说主题解读的一个侧面

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充斥着生命意识的刻意书写,它们汇聚成了当代文学中壮观的生命大潮。本文对这一生命大潮凝聚成的主题群进行分析,力图剖析当代小说中人的生命意识探索的历程和特点。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奏响的生命旋律,加深了文学对人自身的认识。

意识流小说实践:当代作家接受了什么?——20世纪80年代小说“感觉印象”论

意识流是最先走进中国当代文坛的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世界现代小说中,感觉印象描写是意识流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经典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都非常重视感觉印象描摹,并将其视为沟通人物意识、潜意识以及生命意识的重要桥梁。中国当代作家在学习西方文学的过程中,也重视感性素材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但是,他们对感觉的认识和描写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进程,一般停留在理性认知与理智感觉阶段,还没有伸入到人物意识里层,感官印象描写也常常融入主观个人化色彩。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当代小说通过"化"用感觉印象等西方意识流表现手法,使作品对审美价值、个体价值的把握与呈现得以逐步展开,而其中对感觉与个体生命关联的探讨,更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

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文革”、“苦难”和“新人”——以《雪落黄河静无声》为例

对“文革”的记忆和书写，已经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挥之不去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的文学讲述集体爆发，成为无可辩驳的一门显学，“假如不先讲述文革的故事，倘若不先给文革个‘说法’，

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知识青年与其背后的乡村命运

在20世纪80年代反映当时农村社会现状的乡土小说中,回乡知识青年这一群体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们大致以个人奋斗型与乡村改革型两类形象来出现。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乡土作家自身人生经历及情感的隐射,作家在试图贴近农民的本真形象时,也不由自主地使其具有了知识分子的气质,将一种概念、理念强加于人物身上。与此同时,从这样一种农民形象与知识分子气质的内在悖离,可以看到作家对当时城乡制度及青年出路问题的思考也局限在狭小的时代格局中,也仍需要一种理解并解析现状的能力与思想资源。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20世纪80年代西欧服饰时尚发展与中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的“革命性”转换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外销印花绸从零售市场为主的“匹料化”设计,向以服装流行趋势、服用性为主要目的“件料化”设计转换的关键时期。此研究以西欧服饰时尚的变革为基本历史情景,以国内外历史文献为依据,探讨了引发中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革命性”转换的主要外因与内因,以及我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在观念、模式、方法等方面转换的主要途径、特征和相关影响,为中国现代丝绸设计史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线索和案例。

设计社会学视角下20世纪80年代印花纹样设计研究

为探究20世纪80年代印花纹样的设计关系,以期为时下设计面对沿用题材,国外流行趋势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提供借鉴。文章从设计社会学视角,对印花纹样设计的社会关系、本体特征、设计社会学价值展开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印花纹样设计发展受国家重视、市场追求、理论体系构建的影响,在题材、造型、色彩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反映出时代工艺技术的发展、政策导向、大众审美、更是民族和时代进步的缩影。

20世纪50-80年代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的范式特征研究

20世纪50-80年代,丝绸产品为助力国内经济复苏和出口贸易创汇做出了贡献,随着技术、工艺、纤维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设计生产了大批用于内销和外销丝绸新花色、新品种。此研究以范式理论为基本依据,以当时重要的丝绸品种之一——织锦缎为主要对象,从图像学、文献学等角度,分析、探讨了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观念、方式的演变过程,设计范式的转换途径及相异模式,同时也阐释了丝绸设计范式发展与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现代丝绸设计范式的发展与建构提供相应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折叠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叙事呈现出“折叠”的特点。时间在多维度的演进中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二者互相隐喻。在村庄的内部,传统与现代力量的碰撞使其展现出多层次的文化特点。叙事时空的折叠让作品的内容得到了延展,从而更富有张力。同时,“城市”成为作家审视乡土的重要参照空间,在城乡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让乡土拥有被言说的无限可能。以“折叠”切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可以理解20世纪末乡土社会的复杂变迁以及不同作家的文化选择。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回顾与反思

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经典著作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最本真的思想,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国对经典著作的诠释经历了从翻译介绍到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重新解读,从挣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羁绊到走上学术自觉的道路,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经典著作的诠释主要表现为文献考证、文本解读和方法论探析三个方面,且呈现出与现实需要紧密相连、热点集中、路径多维等特点。基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现状,形成以下三点优化建议:增强理论自信,在“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话语体系;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研究;方法建设与人才建设并重。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的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书写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书写。关于消费情形和状况主要书写了两个方面:一是奢侈、豪华、铺排的,二是贫穷、困顿、窘迫的;关于消费资源受损、消费条件不足的群体维护,以及争取消费资源、条件的事实,既书写了其自身的维护和争取,也书写了企业领导和基层干部为维护其权益而采取的举措。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还集中呈现了一些官员、商人和女性对个人消费资源的贪婪攫取和大肆侵吞。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消费文化书写的意图在于审视、反思和质疑、批判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

城乡之间:性别审视下的20世纪90年代小说——兼论“打工妹”形象的嬗变及其主体位置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城市书写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趋势,即从对女性精神、观念层面的关注到物质性、身体性的转轨。以“打工妹”这一典型形象为例,为了平衡、解释、转移因急遽的社会经济变化造成的复杂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书写往往倾向于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与消费文化、社会性别秩序联系起来,用更为自然的性别化叙事替代阶层叙事。本文旨在从性别视角入手,关注社会转型期的性别关系与阶层、城乡或其他变量的复杂联系,揭示女性形象的象喻意义,同时重塑女性流动人口的主体位置。

工业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发展理论

世界发展理论经历了工业革命~二战、二战后~6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0世纪 末~21世纪初等五个发展阶段。工业化发展观关注国家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强调通过海外贸易、殖民掠夺、生产技术和 方法的革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二战后到60年代,众多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经济增长观倍受欢迎。反观“有增长 无发展”的现实,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社会协调发展观注重社会整体发展。

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蒙古族舞蹈创作审美特征及其趋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曾经发生一场关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生命力的讨论,民间舞蹈对当代社会的适应能力,进一步继承发展的可能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质疑。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舞蹈创作在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坚持了民族的、生活的审美观念,不断寻求和挖掘蒙古族深厚的文化与精神内核,彰显出极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本文将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蒙古族经典舞蹈作品,从创作的主题、结构、动作编排等方面来分析其审美特征及审美观念的发展趋向。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

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推动下,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在乡土小说中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创作热潮。该时期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可谓是多元并存,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而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利让渡并非单纯由现代商品经济观念所激发的金钱欲望使然,同时还交织着现代平等意识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纠葛;其中的“寻父”与十七年红色经典里热衷于寻找“革命父亲”也有着明显差异,其目的是重新寻找理想信仰、精神支柱以及确认自我价值,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和人文信仰以摆脱精神失落。

遮蔽、退潮与新变——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小说广播与当代文学变革——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媒介视角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成为学术界最近热议的话题。暂且抛开理论的枝枝蔓蔓,在我有限的视野内,似乎还没有学者注意到广播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但回到当代文学的现场,应该说广播媒介或多或少地塑造了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乃至自身的形态。尽管广播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人们接收讯息的最主要方式,但近年有声读物的崛起,也反过来促使我们回望广播这种媒介的作用。事实上,广播曾经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传播媒介。

观念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电影性”问题的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关于“电影性”“戏剧性”“文学性”及电影“现代化”的论辩体现出追求新颖性的悖论。“电影性”或“电影化”的自觉是在1980年代初“新启蒙”的西方话语与国内“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合谋的语境中,重回电影本体论与审美论的必然归宿。主体论践行以人为目的和中心的思想启蒙,追随“思想/文化/精神”的宏大叙事,在思维模式上是“反映论”的一体两面。作为形式主体,“审美论”按照表象直接性的知觉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作为合生主体,“反映论”按照因果效验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二者各有其动力因与终极因。

《历史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文学

《历史文学》是由花城出版社主办的一份刊物,创刊于1983年,于1986年年底停刊。在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中,《历史文学》也许微不足道,其忽兴与忽衰并未引起多少人关注,甚至不少人至今还不知有其存在,但作为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历史文学创作为宗旨的文学刊物,它自有其办刊思路与理念。它通过发表小说、诗歌、电影、电视、戏剧、随笔、札记、译作、评论、研究等,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爆热到逐渐降温而趋于平缓的历史文学思潮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