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媒介文学”的自由性

对文学而言,媒介时代的传媒已穿越了工具论的范畴而跃升为一种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其对于20世纪90年代业已进入传媒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传媒话语"演绎着市场经济衍生的"消费主义话语",把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带到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和喧哗的话语场。一方面,文学的媒介性使文学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大众化、个性化和欲望化的叙事自由,另一方面,又把文学逼进一个狭窄的电子生存领域,导致文学审美距离的丧失、形象之美的沦陷和主体"精神诗性"的坠落。不过,文学正在以顽强的实践精神越来越清晰呈现出"多元共生,和谐共存"的文化事实,并且这样的实践风貌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认同。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小说广播与当代文学变革——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媒介视角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成为学术界最近热议的话题。暂且抛开理论的枝枝蔓蔓,在我有限的视野内,似乎还没有学者注意到广播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但回到当代文学的现场,应该说广播媒介或多或少地塑造了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乃至自身的形态。尽管广播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人们接收讯息的最主要方式,但近年有声读物的崛起,也反过来促使我们回望广播这种媒介的作用。事实上,广播曾经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传播媒介。

论媒介传播与文学命运之关系——以20世纪90年代的三部重要作品为例

以20世纪90年代的三部重要作品《废都》、《白鹿原》、《活着》之文学命运为例,阐述了市场经济时代媒介传播对文学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制约力。这种现象表明,在高度发达的媒体时代,如何运用一切手段与策略推销作家作品,已成为不得不遵循的游戏规则,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须时时警惕传媒带来的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述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古代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性探讨;二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域家族文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三是对古代家族文学的个案性考察。上述三个维面所显示出的研究成绩,标示出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已走过了其起步阶段,正在稳步地向前迈进。

与影视共舞的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文学——兼论京味文学第四波

本文拟以北京文学为个案考察 2 0世纪 90年代文学与媒介的关系。认为以 2 0世纪 90年代初北京三部电视剧为转折点 ,影视媒介的兴起予以文学以深远影响。这具体表现在 ,文学借影视而复苏、促进艺术潮转向、实现自我重构 ,同时还促成京味文学第四波。这一个案研究证明 ,媒介的变化必然地影响文学在地位、语言形态、审美方式、人物形象、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全面变化。

20世纪90年代外国儿童文学译介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译介外国儿童文学再一次形成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做了系统的研究,重点考察了图书的译介数量、种类和出版情况,勾勒出90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概况,并剖析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译介特点。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场域与媒介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前承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转折,后启60年代文学的兴盛。此时期文学杂志的"民营"状况,副刊非一统的存在状态,都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出现了裂隙,并使得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最大程度地影响文学生产。此种历史境遇中的文学传播,使政治高压下的20世纪50年代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也使台湾文学的乡土性、本土性得以延续、流布。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看做文学的断裂。

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众文学刍议

“大众文学”又称“通俗文学”,是比“高雅文学”更具商品化意义的种类。日本大众文学开始于20世纪初,在30年代得到定位。战后,由于“中间小说”的发展,日本大众文学越发难以界定。进入90年代后,日本大众文学除了具有时代特征外,历史题材、海外题材、移民题材等也被纳入其创作范畴。推理小说、情感小说、风俗小说等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日本大众文学的多样性。国际化、求异化、商品化越发成为当今日本大众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主流。

20世纪90年代文学叙事的审美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文化审美范式由"纯审美"转向"泛审美"。泛审美所表现出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个触目惊心的文化景观。探寻究竟,市场经济条件下衍生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传媒意识形态合谋建构的"新民间"社会,成为"泛审美"发生的根本依据。文化审美范式的转向导致了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日益边缘化的文学欲求规避被"终结"的命运,在叙事语法上契合时下的审美风尚,走向审美泛化的"新民间",成为必然的美学策略。由此,文学开始大面积地由"纯审美"的宏大叙事转向"泛审美"的欲望叙事。

20世纪90年代传媒建构下的消费文学

20世纪90年代中国虽然在客观现实上还没有进入消费社会,但一个由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所建构起来的消费社会图景,已经成为一种超现实的存在。消费文学表征为:消遣娱乐成为消费社会文学审美的主要趋向、文学商品性质过度增长以及文学作为艺术同日常生活界限的消失。文学的精神审美性呈现出大面积崩溃的症候。

“大文学理论”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发展走向的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发生了较大的调整,其研究对象、研究者的身份认同、研究的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变化,继而向"大文学理论"转型,表现出与此前文学理论的诸多不同。"大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不局限于研究文学活动,而将一切文化活动尤其是大众文化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同时,理论自身也成为其反思研究的对象,有自觉的"文学理论学"意识,是一个需要文学理论界予以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

作为现象的20世纪90年代黑龙江文学

＂萨哈连乌拉＂系满语,＂萨哈连＂意为＂黑＂,＂乌拉＂意为水,有清一代立国之初把这条河定称为黑龙江,那么这个东北边陲省份、中国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在遥远的历史深处就已有了自己的署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述评

解放区文学仍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投入和成果相对薄弱的环节,属于一个尚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总体来看,有关解放区文学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突破性,尤其是扎实、有效,充满强烈文学史意识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学理性研究相对滞后。大多成果止步于某一作家或现象的个案研究,缺乏一种综合性的考察,缺乏清晰的理性思考和必要的逻辑把握。综观目前的解放区文学研究,进入研究对象的本体、还原其历史本质及原貌,进而建构一种文学研究的学理范式,是一个被众多研究者所认同的主导趋向。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经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作为隐形之手使社会生活无一例外地遭遇"经济殖民",由此文学的经济性必将成为无法回避的文化事实。文学的经济性不仅促动文学由一元巨型叙事走向多元共生的微观叙事,而且还使体制外写作成为可能。毋庸讳言,文学的经济性所导致的文学叙事对新兴中产阶级生活趣味的归附与展示以及过分对市场的精神沉溺,的确损害了文学"精神性"与"超越性"的审美诉求。不过,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叙事策略或是意识形态长期压抑后的叙事狂欢,又不能不是文学反拨传统的正常文化反应。文学的"经济附庸性"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存在,就像文学的"政治附庸性"依然不会完全消失并将继续存在一样,灵性的文学也将不会消亡,并将永远存在。

文学史的难度——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秩序建构的反思

“诗歌秩序”建构包括诗歌批评、诗歌评奖、编辑年度选本尤其是诗歌史写作等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活动，通过建立标准与尺度、制作优秀诗歌排行榜、重建诗歌典律等等具体方式去表述一种有等级的文学秩序。作为重构文学景观的一部分，新诗史的个人化写作意味着新诗批评体系及其表述权力进入到具有民间性的话语想象层面。当基于个体完整体验的诗歌秩序想象表现出丰富性，文学史集体制作的惟一合法权注定被消解，多元的诗歌与文化景观通过不同视角获得展现。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策划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处处张扬着商业策划的气息。畅销书"布老虎"丛书的文学策划理念以及成功的市场运作,使"策划"的观念深入人心,继后"文丛"、"书系"、"文库"等各种各样形式的文学丛书纷纷出炉。文学策划率先在出版领域的成功,导致文学策划越过纯粹"出版策划"的视野,文学进入了"策划时代",不仅策划的内容和手法不断翻新,就是策划的本身也已逐渐理论化和产业化。不过,文学策划过分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导致文学艺术个性匮乏、文学文本审美趣味的异化以及"伪大众化"的流行。文学策划是文学清醒的一种表征,但是从其上演的剧目看,也是文学迷失和焦虑的证明。

消散之后的辉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俄罗斯文学

当代俄罗斯文学是指与今天的俄罗斯读者群生活在同一历史和精神时代的俄罗斯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创作背景下,后现代、女性文学和大众文学等文学模式在文坛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一切无不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