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atrix-based Study of Translator's Style——A Case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With the help of Wmatrix,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from the level of word frequency, POS, semantic domain to differentiate the translator's style. It'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ion inside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words, verbaliz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hereas the translation outside is featured as simple words, nominalization,and explicitation.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英译选词与人物心理刻画

从语言学和语用学视角探讨不同语境、语篇关联下精妙选词的深层翻译问题。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阿Q正传》译词的细腻多维分析,说明文学翻译的译词选择与作品人物心理机制建构的密切关系及其语言、文化、社会意义。杨宪益、戴乃迭颇具文学韵味和美学价值的精湛译词是深度解读小说主题思想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沟通作者、小说人物、译者和读者心灵的纽带,聚焦阿Q精神胜利法之深层心理实质及社会、时代意蕴,立体再现小说主角特异性格和心理特征,生动刻画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留给读者更多联想和张力解读空间,展示主人公人性弱点的同时,深度再现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旧中国社会弊病的揭露与批判。

“阿Q之死”背后的“时代”问题——对《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一种解读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频繁出现的“时代”“现代”等词汇颇具深意。青年革命者继承了五四一代的线性时间观念,“时代”成为价值及意识形态本身,这种看待时间的方式具有现代性的要素。革命文学与启蒙文学用“新”来否定“旧”,否定行为的重复发生却又在线性时间中构成轮回,体现出两类文学之间奇特的“断裂的延续”。这种“断裂的延续”还体现为启蒙方式的转换与启蒙程度的深化。“阿Q之死”既是革命时代到来的隐喻,也是农民在文化斗争中摆脱被动地位的隐喻。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

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分析为出发点,重读《阿Q正传》。可以看到:小说关于"阿Q姓什么"的讨论,构成了"作者"为阿Q"做正传"的起点;关于"阿Q想姓赵,赵老太爷却不让他姓赵"的叙述,构成了阿Q整个生命故事的起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把《阿Q正传》视为鲁迅对"辛亥革命"最深刻的反思,那么他就通过对"阿Q姓什么"的讨论和对"赵老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叙述,将"乡里空间"的崩溃作为反思"辛亥革命"的起点。这样来解读《阿Q正传》,并非要证明鲁迅先知先觉般地反驳了从"乡里空间"到"各省之力"的"辛亥革命新论",而是要揭示出他深刻地预见了"乡里空间"崩溃所带来的悲剧性与革命性并重的后果,也就是从原来似乎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宗法制社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逐出、驱赶出一批又一批"阿Q"式的人物,他们就像一群又一群游荡在荒野上的孤魂野鬼,从而使得阿Q的"解放"构成了重新理解"启蒙"的关键。

基于语料库的《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的风格研究

本研究基于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两个译本语料建立语料库,对比了两个译本在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上的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发现两者在词汇丰富度、词汇密度、虚词密度、词语选用和语体等计量风格特征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杨译本翻译策略趋于异化,Lyell的趋于归化。杨译本翻译风格简洁、书面化、词法句法比较接近TEC语料库代表的翻译语言,具有典型的翻译语言范化的特点。Lyell译本翻译风格语体更加口语化,靠近原文本语体,且更加接近BNC语料库代表的英语原创语言,"翻译腔"不明显。差异的成因可能与不同的翻译方向,采用的不同的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及相应的翻译策略有关。

从再情景化的视角论《阿Q正传》中戏曲典故的反讽效果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语言亦庄亦谐,用反讽的手段塑造了阿Q这个喜剧性的悲剧人物。本文以再情景化理论为指导,从情景语境的三个要素,即语场、语旨、语式出发,对《阿Q正传》中两个戏曲典故《小孤孀上坟》和《龙虎斗》的源语境与目标语境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典故的再情景化凸显了源语境与目标语境的强烈反差,从而达到了作品的反讽效果。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阿Q正传》中的人物言语

运用社会语言学中关于权势(power)和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有关理论,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不同层次分析《阿Q正传》中主人公阿Q和周围其他人的言语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言语能够反映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言语是社会互动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雄踞的斯芬克斯:论“我的阿Q”

《阿Q正传》是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一个斯芬克斯式的谜,是鲁迅“反省”文学的巅峰之作。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既非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更非剥削阶级统治者腐朽没落的精神状态,而系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根源就存在于我们历史悠久、传统强大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鲁迅冲破古往今来一切传统思想传统手法传统审美观念,创造出“我的阿Q”,“本意”在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革除贫穷、愚昧、落后、野蛮、禁锢,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知识分子如何启蒙?——《阿Q正传》再解读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总是把阿Q与"国民性"联系起来进行解读,《阿Q正传》也被认为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集大成之作。尽管小说确实有批判国民性的一面,但是,对这一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仅仅关注于阿Q行状的国民性,而遮蔽掉了小说序言中的某些重要信息。鲁迅批判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阿Q这样的愚昧民众,他同时也指向了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新旧知识分子。通过序言及小说中对赵秀才、钱假洋鬼子的书写,从而把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的生活联系了起来,促使读者去重新反思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阿Q正传》看引语形式的汉英转换策略

小说中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受到了来自叙述学和文体学领域学者的关注,他们已对各种引语形式的表达功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然而,《阿Q正传》及其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表明,中文小说中人物引语形式与英语小说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描述它们在汉英翻译中的转换方式及控制转换的策略将有助于汉英小说的翻译实践。

用话剧语言阐释“‘活生生的阿Q’形象”——论许幸之的《阿Q正传》六幕剧

许幸之改编的话剧《阿Q正传》1937年初在延安首演,在上海第二次演出历时半月,上座率极高。许幸之对剧本曾六易其稿,增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出剧本的戏剧性;增加了各种人物与故事,呈现出现实的丰富性;重塑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强化了角色的阶级性。许幸之的改编本基本按照小说情节的发展设置整体结构,阐释了阿Q人生的悲剧;演绎了阿Q精神胜利的特质;突显了当时阿Q般国民的麻木愚昧。但是由于过多地穿插其他小说的情节,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喧宾夺主的效果。

鲁迅为什么不看重《阿Q正传》——兼论国民性批判写作与启蒙主义之关系

鲁迅对《阿Q正传》的较低评价长期以来遭到了遮蔽。该文抉发有关文学史实,从创作主体自我评价、史家评述两方面证实了这一问题,并进而分析了其产生原因及其对20世纪文学的客观影响。该文认为,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之所以陷入客体化、非人化的写作误区,既是启蒙宗旨与国民性批判表述模式之间固有的缝隙所致,也与儒家传统的君子哲学深有关联。这一局限深刻地制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性发展。

“世界文学”中的《阿Q正传》早期译介

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阿Q正传》早期译介,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时代氛围中的域外传播实践,又是鲁迅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重要开端,激发了诸多异文化读者对于阿Q的关注与反思。本文将从《阿Q正传》早期译介与域外传播中的译介者、接受者和源文本创作者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其早期译介究竟如何发生,以及这一过程中"世界文学"的生成与影响机制。

“阿Q革命”与“二重思维”——论鲁迅《阿Q正传》的辛亥革命叙事

民初的辛亥革命书写多描绘辛亥革命对国民意识的催生作用以及国人对国民身份的体认过程,而五四时期的《阿Q正传》则戳破了这一"无缝转换"的美梦,演绎着国民意识被吞噬的过程。这种吞噬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通过"据说的革命"对"阿Q革命"的影响,演绎集体意志如何吞噬了个体意志;阿Q意识中的"暴君理想"如何从个体内部抵制了民主自由的建构;通过未庄人革命历程中的"二重思维"和"圆环结构",演绎了"旧文化"对新文明的强大消解作用。鲁迅否定的并非辛亥革命本身,而是国人的"彷徨姿态"对辛亥革命精神和民国传统的瓦解。

用绘画语言进行灵魂的剖析——论裘沙、王伟君的《阿Q正传二百图》

裘沙、王伟君夫妇的《阿Q正传二百图》从生活中寻找素材,从研读中把握精神,从艺术中创造形象,以对鲁迅小说的理解精心地为小说人物造型。他们以炭笔素描展现雇农阿Q悲哀的人生,在光与影的映照中呈现连环画的沉郁风格,在夸张变形中凸显阿Q被欺凌的生活窘态,在同情怜悯中绘出阿Q的苦难和不幸,在沉思和反省中展露阿Q精神胜利法的弊端。对蒙克、珂勒惠支、杜米埃等西方艺术大师技法的吸收,对陈洪绶、陶元庆以及我国民间美术的借鉴,使该作品成为鲁迅小说《阿Q正传》图像阐释的世纪压轴之作。

驱散迷雾 理解本意——写在《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之际

《阿Q正传》已经发表100周年,它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而学界对鲁迅这部重要作品的本意仍处于探索中。驱散迷雾、理解本意成为鲁迅研究的核心难题。只有准确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才能从中得到启悟,"开出反省的道路"。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追鉴浮浅化和庸俗化对鲁迅本意的扭曲、庸俗阶级论对鲁迅本意的扭曲、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对鲁迅本意的扭曲和对《阿Q正传》反映农民革命性不够产生的误解这四个方面,探索理解鲁迅本意的路径,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鲁迅的本意在于以阿Q为精神反思的镜像,引导人们克服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普通弱点和思维方式上的懵懂与歧误,学会正视现实,科学思考,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实现"立人"的目标。

论描写辛亥革命之于《阿Q正传》的意义

对于《阿Q正传》反映出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批判的观点,逐渐受到反驳。在小说中,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主要是从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出发的,辛亥革命只是作为一般革命的特殊性存在于小说中,革命的描写成为国民性各种脸谱表现最好的展示台,还成为以"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弱点与缺陷的送葬者。

“再虚构”与逻辑的悖逆及思想的断裂——《药》与《阿Q正传》的电影改编合论

在时代焦虑情绪的影响下,鲁迅所秉持的是一种空间文化史观,以虚构的“病例”与“灵魂”探索国民的历史病根、思考政治现实,是其表达思想的典型方式。影片《药》与《阿Q正传》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对小说中的“病例”与“灵魂”进行再虚构以实现光影转世与跨界传播的同时,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通俗化特征。《药》中普通民众坚定的政治立场与《阿Q正传》中王胡高于历史中间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均与真实的历史逻辑相悖逆。白举人与夏三爷的合二为一虽使得两部影片实现了情节弥合,但两部影片所传递的关于“革命”的观感截然不同,影片展现的思想呈断裂状态。语言的精炼与思想的深刻造就了鲁迅小说高度雅化的特征,电影以集体化创作与大众化受体为表征,高度通俗化的电影《药》与《阿Q正传》难以再现雅化的小说。

文本的生产与文学经典的诞生--基于《阿Q正传》文本生产过程的历史考察

文本生产的状态对文学经典的诞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经典的诞生并不一定为作家自觉地意识到,但正是在这种无意识的自由自然状态下,文学经典获得了其所需要的诸多内部和外部条件。在创作《阿Q正传》时,鲁迅一如既往地按照既有的节奏生活着、工作着、创作着。这样一种自由自然状态是鲁迅创作出《阿Q正传》这部文学经典的原因之所在。《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则通过催稿等方式参与并影响到了《阿Q正传》这一文本的生产过程,而“边写边发”的现代报刊连载方式及由此带来的“反响—回应”,又使得编辑、读者乃至批评家也深度参与到了鲁迅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创作、传播与接受等多个“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完成了《阿Q正传》经典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