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倡议赋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系列公共产品之一,既有理念的倡导,又有行动的指向,具有共同性、合作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强化发展理念、明确发展原则、聚焦发展行动,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发展倡议可视为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方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为推广、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供国际平台。对接、共建和示范,是全球发展倡议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赋能的主要路径。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绩评析——兼谈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的争论

随着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终点的临近,国际社会已展开对千年发展目标实绩的全面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进行讨论。本文将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本文首先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缘起、形成及完善过程进行考察,接着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成效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讨论了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不同评价及其对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的影响。作者认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践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因此导致形成后2015年全球发展议程的争论,以致我们必须予以关注与重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支柱的格局。根据进程追踪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环境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过程,着重分析环境目标未来15年将对全球与中国环境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层面的基本结论是:1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2新型伙伴关系将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3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4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机构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发展受到关注。5环境与气候变化中的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6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深度融合。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体现在:1《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并形成倒逼机制;2将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3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着力点;4将使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加"绿色化"。当然,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也使得中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与责任不断增加。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之处:1目标过多且模糊不清,实现难度大。2当前所罗列的一些目标间可能包含潜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3环境目标缺乏量化的标准。尽管如此,就环境目标而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全面和系统,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集体努力的成果,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

中印两国关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官方立场比较及政策协作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正在制定。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在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政策立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虽然在外交风格和政策细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中国以相对超脱的姿态,避免陷入任何同自身根本利益无关、或者不单独涉及自身利益的争议之中。而印度则同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并不惜使自己置身于同发达国家相抗争的前沿。中印两国应当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政策层面加强协调,并积极承担国际发展援助义务,在南南合作关系框架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卫生方面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进展和建议

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2015年到期,2015年9月25—27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将通过新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总结了卫生方面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和不足,归纳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磋商过程及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框架,在对卫生方面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分析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参与卫生方面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相关建议。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进展与展望

2000年制定实施的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迄今为止,2015年后发展议程国际进程的基本格局呈现多轨并进、广泛参与的特点,成员国政府间谈判、联合国系统的努力以及其他国际谈判和磋商机制均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贡献。相比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过程,当前国际进程呈现一些新特点,为了平衡各方利益,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后续2015年后发展议程实施依然面临许多难题,需要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并加强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指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日本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政策讨论与核心主张

本文梳理了日本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讨论的主要进程和核心主张,认为其表现出五个特点。第一,日本尽管参与了制定2015年后议程的绝大部分组织和活动,但其政府行为并不十分积极,与其在制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的表现相比,亦有不小差距。这与国际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援助外交"能力和意愿的调整息息相关。第二,整体积极性的下降导致日本政府尚未制定全面的立场文件,也缺乏对于所有议题的综合性阐述,而是追求健康、防灾等若干政策领域的"重点化"。第三,在政府积极性有所弱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国内的政策讨论和舆论宣传不失充分。第四,从整体上看,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并保持相对频繁和密切的互动。第五,政策讨论和立场宣示的手段更为多样。

巴西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作为一支重要的新兴国际发展力量,巴西在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合作两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巴西参与国际发展合作表现出注重利用本国发展模式的外溢效应、服务于外交和战略利益的拓展、强调伙伴关系和需求驱动等特征。本文试图从身份认知、合作理念和合法性等角度出发,分析巴西在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构中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坚定支持者的原因和政策局限。这包括作为发展合作供给方所需的政策调整、合作理念上进取与保守的平衡以及国内外合法性的压力提升三个方面。巴西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经验和政策选择在新兴经济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后者参与2015年后议程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合作中面临着机制缺陷、话语权不够、能力不足和合法性匮乏等挑战。为此,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发展合作的进程中,可以从重视多层次国际多边合作、突出发展概念的全面性、遵循多元主体参与和完善机制建设等方面着力推动理念、机制和能力建设。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评析

发展问题是联合国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如何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越来越受到世界各方的关注。从目前来看,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喜中有忧,这对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中各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尚处于预备性谈判阶段,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等主要参与方的立场已逐渐成型,未来谈判的一些基本态势已经显现。

2015年后发展议程对就业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形成过程中对就业主题的讨论以及相应观点。由于全球出现经济危机,失业率的增加以及结构性失业问题同时冲击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创造就业的紧迫性促使就业问题成为参与国重要讨论话题。以开放工作组(OWG)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为新的契机,各国对就业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形成了关于就业问题的一些基本共识,认为需要着力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能够创造就业的行业生产率,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应当采取的措施。

全球发展倡议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内涵、动力与路径

全球发展倡议作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方案”,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公平性和实效性等特点,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受国际格局变化和世纪疫情暴发双重冲击,加快全球发展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符合全球发展治理转型需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旨,全球发展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契合、行动目标一致、治理逻辑互补、重点领域承接,具备对接的主客观条件。考虑到对接过程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有必要在秉承共商共建原则,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依据多层渐进的方式推进对接。在具体对接过程中,中国应当注重多元主体灵活参与,着重整合机制倡议协同增效,并在巩固既有示范成果的基础上同国际社会探寻有序对接之道,进而合力保障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期达成和全球发展事业有效开展。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研究专题——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的重点领域辨析

本文首先对联合国“开放工作组（OWG）”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在总体上进行了评估.根据转型变革性、普遍适用性、完整性以及SMART（具体性、可测量性、可实现性、关联性和时限性）要求,作者对所设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进行了评估.为简化评析,“独立研究论坛2015”（IRF2015）开发了一套简单评估方法,用于选取、评估和构建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尝试将这套方法应用于“可持续农业、食品安全与营养”和“就业率与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评估,以阐述其用途.

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协同发展历程探析——关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思考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是在总结千年发展目标经验的基础上,全球携手制定的一个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发展议程,开始了全球协同发展新纪元。从历史角度看,全球协同发展的历程艰难且艰巨。本文基于历史角度诠释全球协同发展内涵,分析当前全球协同发展可持续性不足的原因,揭示全球协同发展的愿景及中国的切实行动。

后2015时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与中国参与战略

"里约+20"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改革进程。从趋势看,未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将可能以"一组目标、四大机制"为主体,也即"2015年后发展议程"。一组目标是指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四大机制是指"政府间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可持续发展态势评估机制"、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与转让机制"、"资金筹集机制"。这一系列变革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利于全球走出"气候变化泥潭"、有利于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和有利于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变革也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利弊兼有。有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不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国应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布局:一是把"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为中国与联合国互动的平台,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二是在发展合作的内容上,形成"软、硬"合作并重的格局;三是围绕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伙伴关系。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千年发展目标塑造中的全球共识性与大国主导性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历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发布的《塑造21世纪》报告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并通过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1年《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予以正式确认,并由2002年《蒙特雷共识》和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成果文件》加以丰富和完善。本文突出强调,MDGs并非单纯地缘起于联合国千年峰会:一方面,其全球共识性基础在于20世纪90年代所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所达成的诸多行动方案,这促进了MDGs的全球性广泛认同;另一方面,OECD/DAC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也对MDGs有着重要影响,体现了MDGs形成塑造过程中的大国主导性和以"援助国为中心"的特征。目前,关于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已进入关键阶段,能否夯实新目标的全球共识性基础以及能否避免大国主导性,对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基本完成制定工作,关注焦点正转向后续执行和监督,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加以支持。对中国而言,参与2030年议程的全球伙伴关系意味着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在收益方面,中国的实力决定了物质性收益较小且领域有限,但在非物质性收益方面可能有较大潜力。相比之下,中国需要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更多物质性公共产品,但非物质性特别是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会遭到抵制。因此,中国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可概括为:物质性成本高于收益,非物质性收益具有较强不确定性。虑及自身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可以是:在全球性多边论坛作出明确战略承诺,在双边(集体)论坛作出切实的物质承诺,通过倡导2030年议程促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