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艾滋病防治纳入2015年后千年发展议程的分析与建议

目的分析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和所面临的挑战,千年发展目标对全球艾滋病防治的作用,艾滋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对将艾滋病纳入2015年后千年发展议程中提出建议。方法通过文献综述、咨询研讨会和网上讨论等活动,收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结果千年发展目标对敦促各国实现承诺、制定并实施国家艾滋病防治计划、促进国际合作和资源利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全球的艾滋病防治。但要实现"零新发感染、零歧视、零死亡"的"三零"愿景,仍然面临挑战。将艾滋病纳入2015年后千年发展议程中,不仅对于艾滋病防治具有重大意义,也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结论 1)艾滋病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实现,因此艾滋病应该作为核心部分保留在2015年后千年发展框架中,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新发感染及艾滋病相关死亡,以终结艾滋病流行。2)为了充分利用卫生资源,体现卫生的公平性,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将艾滋病防治作为公共卫生和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3)艾滋病与其他发展议题密切相关,在2015年后千年发展议程中,应将艾滋病防治体现在更广泛的其他发展目标中,以强调其跨领域的实质。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绩评析——兼谈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的争论

随着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终点的临近,国际社会已展开对千年发展目标实绩的全面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进行讨论。本文将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本文首先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缘起、形成及完善过程进行考察,接着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成效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讨论了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不同评价及其对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的影响。作者认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践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因此导致形成后2015年全球发展议程的争论,以致我们必须予以关注与重视。

中印两国关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官方立场比较及政策协作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正在制定。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在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政策立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虽然在外交风格和政策细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中国以相对超脱的姿态,避免陷入任何同自身根本利益无关、或者不单独涉及自身利益的争议之中。而印度则同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并不惜使自己置身于同发达国家相抗争的前沿。中印两国应当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政策层面加强协调,并积极承担国际发展援助义务,在南南合作关系框架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卫生方面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进展和建议

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2015年到期,2015年9月25—27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将通过新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总结了卫生方面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和不足,归纳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磋商过程及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框架,在对卫生方面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分析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参与卫生方面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相关建议。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指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进展与展望

2000年制定实施的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迄今为止,2015年后发展议程国际进程的基本格局呈现多轨并进、广泛参与的特点,成员国政府间谈判、联合国系统的努力以及其他国际谈判和磋商机制均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贡献。相比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过程,当前国际进程呈现一些新特点,为了平衡各方利益,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后续2015年后发展议程实施依然面临许多难题,需要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并加强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

日本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政策讨论与核心主张

本文梳理了日本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讨论的主要进程和核心主张,认为其表现出五个特点。第一,日本尽管参与了制定2015年后议程的绝大部分组织和活动,但其政府行为并不十分积极,与其在制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的表现相比,亦有不小差距。这与国际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援助外交"能力和意愿的调整息息相关。第二,整体积极性的下降导致日本政府尚未制定全面的立场文件,也缺乏对于所有议题的综合性阐述,而是追求健康、防灾等若干政策领域的"重点化"。第三,在政府积极性有所弱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国内的政策讨论和舆论宣传不失充分。第四,从整体上看,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并保持相对频繁和密切的互动。第五,政策讨论和立场宣示的手段更为多样。

巴西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作为一支重要的新兴国际发展力量,巴西在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合作两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巴西参与国际发展合作表现出注重利用本国发展模式的外溢效应、服务于外交和战略利益的拓展、强调伙伴关系和需求驱动等特征。本文试图从身份认知、合作理念和合法性等角度出发,分析巴西在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构中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坚定支持者的原因和政策局限。这包括作为发展合作供给方所需的政策调整、合作理念上进取与保守的平衡以及国内外合法性的压力提升三个方面。巴西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经验和政策选择在新兴经济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后者参与2015年后议程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合作中面临着机制缺陷、话语权不够、能力不足和合法性匮乏等挑战。为此,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发展合作的进程中,可以从重视多层次国际多边合作、突出发展概念的全面性、遵循多元主体参与和完善机制建设等方面着力推动理念、机制和能力建设。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评析

发展问题是联合国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如何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越来越受到世界各方的关注。从目前来看,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喜中有忧,这对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中各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尚处于预备性谈判阶段,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等主要参与方的立场已逐渐成型,未来谈判的一些基本态势已经显现。

2015年后发展议程对就业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形成过程中对就业主题的讨论以及相应观点。由于全球出现经济危机,失业率的增加以及结构性失业问题同时冲击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创造就业的紧迫性促使就业问题成为参与国重要讨论话题。以开放工作组(OWG)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为新的契机,各国对就业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形成了关于就业问题的一些基本共识,认为需要着力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能够创造就业的行业生产率,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应当采取的措施。

联合国后千年发展议程的形成及健康相关目标

目的:探究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形成过程,以及与健康相关的目标和指标,了解其与"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异同,方法:从相关国际组织官方网站(联合国、WHO等),以及Pub Med等数据库中查阅相关官方文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结果:联合国在2010年开始着手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制定的准备工作,通过不同组织部门之间的调研、讨论,并发布一系列报告,为最终的后2015发展日程形成奠定基础,2015年后发展日程中有1项总目标,包括13项具体目标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结论: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公共卫生相关目标结合了"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和新增挑战,其具体目标的覆盖面也更为广泛、具体。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研究专题——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的重点领域辨析

本文首先对联合国“开放工作组（OWG）”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在总体上进行了评估.根据转型变革性、普遍适用性、完整性以及SMART（具体性、可测量性、可实现性、关联性和时限性）要求,作者对所设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进行了评估.为简化评析,“独立研究论坛2015”（IRF2015）开发了一套简单评估方法,用于选取、评估和构建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尝试将这套方法应用于“可持续农业、食品安全与营养”和“就业率与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评估,以阐述其用途.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比较刍议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考察与分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联系与区别,认为:一、"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与提升;二、"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立过程有明显的区别,前者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而后者则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性问题共同设定;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涵超越了"千年发展目标"而具有普遍性、全面性、整合性和变革性,从而特别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包容与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并且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从时代的主题、当代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21世纪发展学理论的新发展等几个方面探索引起"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联系与区别的诸原因,以供中国在未来执行与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参考。

千年发展目标塑造中的全球共识性与大国主导性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历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发布的《塑造21世纪》报告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并通过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1年《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予以正式确认,并由2002年《蒙特雷共识》和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成果文件》加以丰富和完善。本文突出强调,MDGs并非单纯地缘起于联合国千年峰会:一方面,其全球共识性基础在于20世纪90年代所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所达成的诸多行动方案,这促进了MDGs的全球性广泛认同;另一方面,OECD/DAC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也对MDGs有着重要影响,体现了MDGs形成塑造过程中的大国主导性和以"援助国为中心"的特征。目前,关于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已进入关键阶段,能否夯实新目标的全球共识性基础以及能否避免大国主导性,对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至关重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对2015年后议程的影响（英文）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UN's Post-2015 Agenda, and moreover, further probes the principle's effe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s.

2015年后的国际发展合作——联合国的视角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前7个目标已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果,尽管第8项目标仍有待强化。种种进展充分说明了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全球共同发展目标的强大力量。从整体上看,MDGs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指导性框架。尽管取得了广泛的成功,也存在重大差距,但可以公正地说,MDGs已经为2015年后的国际发展议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应对其他新挑战的努力一道,联合国成员国在2012年6月的"里约+20"会议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设想。它们一致同意,SDGs应当与联合国在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相契合,作为可持续发展执行与深化的驱动力量。MDGs和SDGs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MDGs着眼基本的发展目标和指标,是SDGs的基础。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应当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可持续的发展议程,为联合国成员国所共享。

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协同发展历程探析——关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思考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是在总结千年发展目标经验的基础上,全球携手制定的一个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发展议程,开始了全球协同发展新纪元。从历史角度看,全球协同发展的历程艰难且艰巨。本文基于历史角度诠释全球协同发展内涵,分析当前全球协同发展可持续性不足的原因,揭示全球协同发展的愿景及中国的切实行动。

后2015时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与中国参与战略

"里约+20"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改革进程。从趋势看,未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将可能以"一组目标、四大机制"为主体,也即"2015年后发展议程"。一组目标是指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四大机制是指"政府间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可持续发展态势评估机制"、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与转让机制"、"资金筹集机制"。这一系列变革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利于全球走出"气候变化泥潭"、有利于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和有利于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变革也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利弊兼有。有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不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国应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布局:一是把"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为中国与联合国互动的平台,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二是在发展合作的内容上,形成"软、硬"合作并重的格局;三是围绕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伙伴关系。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背景、进展与有关建议

启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GSDR)编写进程是"里约+20"峰会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在报告的总体定位、核心议题、框架结构和编写周期等方面初步达成一致,但在GSDR与SDGs/Post-MDGs的关系、应采用的组织模式以及是否需要相应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等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基于中国视角,对GSDR编写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报告应定位在"基于科学、面向决策"的评估报告;2以SDGs/Post-MDGs确定的优先领域为核心;3努力研究提出"数目不多、易于量化、具有普适性"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4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专家工作组;5鼓励各国根据国情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6把可持续发展报告与高级别政治论坛有机结合。文章还就中国如何参与GSDR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在SDGs/Post-MDGs框架下根据国情研究提出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2围绕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启动相应的进展评估工作并定期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3组织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GSDR编写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