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关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官方立场比较及政策协作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正在制定。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在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政策立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虽然在外交风格和政策细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中国以相对超脱的姿态,避免陷入任何同自身根本利益无关、或者不单独涉及自身利益的争议之中。而印度则同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并不惜使自己置身于同发达国家相抗争的前沿。中印两国应当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政策层面加强协调,并积极承担国际发展援助义务,在南南合作关系框架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卫生方面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进展和建议

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2015年到期,2015年9月25—27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将通过新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总结了卫生方面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和不足,归纳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磋商过程及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框架,在对卫生方面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分析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参与卫生方面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相关建议。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进展与展望

2000年制定实施的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迄今为止,2015年后发展议程国际进程的基本格局呈现多轨并进、广泛参与的特点,成员国政府间谈判、联合国系统的努力以及其他国际谈判和磋商机制均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贡献。相比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过程,当前国际进程呈现一些新特点,为了平衡各方利益,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后续2015年后发展议程实施依然面临许多难题,需要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并加强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

2015年后发展议程对就业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形成过程中对就业主题的讨论以及相应观点。由于全球出现经济危机,失业率的增加以及结构性失业问题同时冲击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创造就业的紧迫性促使就业问题成为参与国重要讨论话题。以开放工作组(OWG)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为新的契机,各国对就业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形成了关于就业问题的一些基本共识,认为需要着力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能够创造就业的行业生产率,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应当采取的措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研究专题——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的重点领域辨析

本文首先对联合国“开放工作组（OWG）”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在总体上进行了评估.根据转型变革性、普遍适用性、完整性以及SMART（具体性、可测量性、可实现性、关联性和时限性）要求,作者对所设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进行了评估.为简化评析,“独立研究论坛2015”（IRF2015）开发了一套简单评估方法,用于选取、评估和构建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尝试将这套方法应用于“可持续农业、食品安全与营养”和“就业率与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评估,以阐述其用途.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全球数据伙伴关系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已基本完成,国际聚焦正逐渐转向后续执行、监督与评估。基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与教训,为确保2015年后议程的后续落实,必须有充分的数据支持。由此催生了2015年后议程下的"数据革命",即寻求更好的数据指导决策制定、目标跟踪及履责监督。尽管备受发达国家重视,但除非洲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未充分认识到数据革命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数据革命主要聚焦技术方面,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背后的重大政治风险。数据革命不仅是数据采集、分析、发布及使用的历史性变革,更包含着对政府履责、全球数据伙伴关系、南北数据分工乃至文明标准等的深远影响。要实现合理、平衡的数据革命,国际社会既要强调其技术合理性,也应强调其政治风险;既要强调南北数据分工,又应重视数据革命的普遍性,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观指导全球数据伙伴关系的确立。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可在全球数据伙伴关系构建中发挥建设性桥梁作用,推进2015年后议程的有效落实。

《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解读

本文在概括介绍《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的基础上,解析中方立场的立论基础,并进而探讨中方立场对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坚持主权原则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及目标简明化、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发展、以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中方核心立场。由于中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立场"与联合国系统以及欧盟、非盟乃至跨国公民社会的相关立场既有契合也有不同,因此,未来联合国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虽已存在一定的共同基础,但也隐伏着相当的分歧与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国参与构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全球伙伴关系

文章在分析了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发展总体格局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力量变化后,指出了中国在目前发展阶段所存在的身份矛盾状况。在参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当中,中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定位,调整参与策略,充分利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关联问题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此为基础,文章提出确保发展目标优先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的谈判参与机制,积极参与构建新的全球伙伴关系。

全球发展倡议赋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系列公共产品之一,既有理念的倡导,又有行动的指向,具有共同性、合作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强化发展理念、明确发展原则、聚焦发展行动,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发展倡议可视为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方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为推广、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供国际平台。对接、共建和示范,是全球发展倡议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赋能的主要路径。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绩评析——兼谈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的争论

随着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终点的临近,国际社会已展开对千年发展目标实绩的全面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进行讨论。本文将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本文首先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缘起、形成及完善过程进行考察,接着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成效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讨论了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不同评价及其对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的影响。作者认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践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因此导致形成后2015年全球发展议程的争论,以致我们必须予以关注与重视。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指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日本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政策讨论与核心主张

本文梳理了日本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讨论的主要进程和核心主张,认为其表现出五个特点。第一,日本尽管参与了制定2015年后议程的绝大部分组织和活动,但其政府行为并不十分积极,与其在制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的表现相比,亦有不小差距。这与国际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援助外交"能力和意愿的调整息息相关。第二,整体积极性的下降导致日本政府尚未制定全面的立场文件,也缺乏对于所有议题的综合性阐述,而是追求健康、防灾等若干政策领域的"重点化"。第三,在政府积极性有所弱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国内的政策讨论和舆论宣传不失充分。第四,从整体上看,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并保持相对频繁和密切的互动。第五,政策讨论和立场宣示的手段更为多样。

巴西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作为一支重要的新兴国际发展力量,巴西在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合作两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巴西参与国际发展合作表现出注重利用本国发展模式的外溢效应、服务于外交和战略利益的拓展、强调伙伴关系和需求驱动等特征。本文试图从身份认知、合作理念和合法性等角度出发,分析巴西在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构中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坚定支持者的原因和政策局限。这包括作为发展合作供给方所需的政策调整、合作理念上进取与保守的平衡以及国内外合法性的压力提升三个方面。巴西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经验和政策选择在新兴经济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后者参与2015年后议程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合作中面临着机制缺陷、话语权不够、能力不足和合法性匮乏等挑战。为此,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发展合作的进程中,可以从重视多层次国际多边合作、突出发展概念的全面性、遵循多元主体参与和完善机制建设等方面着力推动理念、机制和能力建设。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评析

发展问题是联合国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如何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越来越受到世界各方的关注。从目前来看,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喜中有忧,这对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中各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尚处于预备性谈判阶段,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等主要参与方的立场已逐渐成型,未来谈判的一些基本态势已经显现。

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全球经济新规则塑造:联系与挑战

当前,2015年后发展议程出现了议题泛化和目标模糊化、条件导向和标准普适化、西方主导和价值规范化等倾向。同时,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发达国家主导进行的全球经济新规则塑造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和内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2015年后发展议程也成为全球经济新规则塑造的重要平台,这共同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多重压力和挑战。发展中国家应提高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视程度,紧扣发展主题和目标参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全球经济新规则塑造,在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的同时维持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态势,善于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为推动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作出自身的贡献。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应该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联合国后千年发展议程的形成及健康相关目标

目的:探究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形成过程,以及与健康相关的目标和指标,了解其与"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异同,方法:从相关国际组织官方网站(联合国、WHO等),以及Pub Med等数据库中查阅相关官方文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结果:联合国在2010年开始着手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制定的准备工作,通过不同组织部门之间的调研、讨论,并发布一系列报告,为最终的后2015发展日程形成奠定基础,2015年后发展日程中有1项总目标,包括13项具体目标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结论: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公共卫生相关目标结合了"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和新增挑战,其具体目标的覆盖面也更为广泛、具体。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进展量化评估方法体系研究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是中国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专门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国务院共批复了太原、桂林、深圳等11个城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一直以来,对示范区建设进展以定性描述为主,但从加强示范区建设与管理实际需求看,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示范区建设进展量化评估方法体系。基于此,该研究借鉴国内外有关SDGs进展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结合示范区建设定位,研究提出了包括示范区活跃度和可持续发展指数两个维度的示范区建设进展量化评估方法体系,基于各地提供的数据资料,对示范区建设进展进行了探索性评估。活跃度评估结果表明,2022年各示范区活跃度差异明显,承德、海南藏族自治州、湖州、郴州和临沧分值较高,表明示范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强。可持续发展指数分析结果显示,2022年湖州和深圳的指数显著高于其他示范区,得分达89分以上,其他示范区介于71~82分之间;多数示范区在SDG1、SDG6、SDG7、SDG13、SDG16等目标落实方面进展良好,在SDG9、SDG15、SDG17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支柱的格局。根据进程追踪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环境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过程,着重分析环境目标未来15年将对全球与中国环境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层面的基本结论是:1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2新型伙伴关系将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3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4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机构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发展受到关注。5环境与气候变化中的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6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深度融合。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体现在:1《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并形成倒逼机制;2将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3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着力点;4将使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加"绿色化"。当然,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也使得中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与责任不断增加。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之处:1目标过多且模糊不清,实现难度大。2当前所罗列的一些目标间可能包含潜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3环境目标缺乏量化的标准。尽管如此,就环境目标而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全面和系统,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集体努力的成果,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