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埃及到昆明-蒙特利尔——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转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这一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先后经历了预稿、初稿和昆蒙框架,经过了多轮谈判和磋商,部分内容不断调整,显示出了各方在部分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本文详细梳理了预稿、初稿和昆蒙框架中2050年长期目标和2030年行动目标中涉及的指标,及指标期望达到的目标,提出讨论和关注的重点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遗传多样性保护、保护地目标、转型和紧急行动,以及框架的落实。未来工作的重点则是如何采取紧急行动,将全球目标转换为国家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以及确保监测体系有效实施等。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62项决定,特别是达成了以变革理论为基础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该文就《昆蒙框架》的三个核心目标--保护地“3030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解读,对保障《昆蒙框架》落地的相关决议进行简要介绍,并就我国未来的保护行动提出了相关建议:(1)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2)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并落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和具体措施;(3)根据框架目标的监测要求,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4)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5)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义、焦点与本土规范回应

广受瞩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如期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为未来指引、规导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纲领性和标志性文件,该框架属国际软法但具备较高约束力、较强执行力和较大影响力,并确证“公约+议定书+框架”生物多样性新型国际法体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一主五配”、平行并列与交织共存的样貌,不仅于结构与要素方面出现变化,还在治理的理念、一揽子形式、基线制逻辑和高相关内容等方面呈现创新,其焦点集中于配套决定,对监测框架、履约资金和能力建设等问题施予关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施行需要规划、政策、法律等助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修订更新、具体行动目标履践和特定议题规范准备以实现本土规范回应。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行动,包括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流。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之一,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且成效显著。该文通过探讨解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概念内涵,梳理总结我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具体实践和阶段成效,对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围绕政府、企业、公众不同行为主体,提出新时期我国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4个主要实施路径:(1)引入统一的行动框架;(2)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3)联动企业采取共同行动;(4)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其广泛参与,致力于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机制及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为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与展望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会议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本文从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意义、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展望共4个方面综述其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与成效,指出所面临的3个方面的挑战,并提出:(1)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特别是受关注较少的物种;(2)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3)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与编目等建议。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为云南履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参考。

系统优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格局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国际公认的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手段。中国从1956年建立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来,到目前已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各类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近万处,总面积超过1.85×10^(6) km^(2),还启动了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实施了公益林补偿、草原保护奖补等政策措施,对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就地保护也面临自然保护地缺少系统布局,众多自然保护地未形成有机协同的保护体系,以及保护与发展矛盾尖锐等问题。为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至少30%×30%重要区域得到有效保护目标,按照全球及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要求,系统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国家公园约覆盖陆域的10%左右,其余自然保护地覆盖陆域的10%左右,除自然保护地外的生态保护红线再覆盖陆域的10%左右,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可以将就地保护区域再扩展10%~20%。我国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核心、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为补充、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以及重要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等自然生态保护修复区域为支撑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空间格局,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得到就地保护。

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探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在影响全球每个角落和每个群体,特别是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社会最脆弱群体。基于人权的方法将人权作为核心和指导原则,以确保人的尊严、平等和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将基于人权的方法运用于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够实现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促进人权的实现相统一。被视为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通过的关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里程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其框架执行需要基于人权的方法。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督促企业开展人权尽责以及促进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方法,共同构成了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基本范式,亦是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最佳实施路径。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以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机制为例

国家公园提供数量最多、价值占比最大的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其生产供给主要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存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与受益者,因此受到“度量难”“交易难”“抵押难”“变现难”的“四难”制约,这使国家公园依靠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方法和英美澳等国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将国家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通过与企业开展“横向”价值交换,创新使用将开发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抵消净零的指标交易模式,并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信用质押贷款、提升企业ESG评级等激励优化,辅以强制信息披露、市场准入许可等硬性约束,合力加速形成生物多样性信用投融资惠益国家公园并惠及周边社区的市场机制。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

【目的】探索以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宗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创新解决方案,为进一步应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提升生物多样性提供指导建议。【方法】通过论述NbS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管理生产性土地等3个维度提出NbS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推动主流化的具体途径和实践案例。【结果】NbS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前提,强调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链接多个社会挑战,可以将生物多样性带入经济、社会等领域目标和主流化政策中,跳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被边缘化的困境,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被更广泛的群体认知,并动员金融、商业及社会力量投入大规模NbS行动中。【结论】NbS的推广应用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农业、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健康、城乡发展规划等多个领域的主流化,加快可持续转型进程。因此,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协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研究

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确立了目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成效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共性问题,本文结合国内外经验,建议未来应重点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立领导协调机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制度体系、统筹相关资金投入保障、构建稳定联通的生态保护空间格局、协调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行动体系6个方面一体化推进,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方案,致力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的实现。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启示

作为就地保护措施的重要手段,与人们所熟知的建立保护地(protected areas, PAs)相比,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近五年来在国际上逐渐得到重视,被认为是能够兼顾经济社会因素、大幅增加陆地和海洋受保护面积、推动“3030目标实现”的新型保护工具。为了探索OECMs的保护机制,本文在概述OECMs发展历程、概念辨析、认定和报告流程的基础上,重点梳理OECMs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进展、认定和报告现状,以加拿大的海洋庇护所为例,详细解读OECMs在推动受保护面积目标实现中的典型应用,以及全球视角下OECMs的价值、挑战及其2020年后的发展机遇,最后结合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现状,对未来OECMs在中国的应用提出建议。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管理政策分析与启示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仅依靠国内资金开展生物多样性工作将对国家造成一定经济负担。依托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管理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简称“框架基金”),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本文梳理了全球环境基金管理政策和项目审批流程,比较分析了框架基金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异同,并结合以往中国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从3个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国际层面,提出延长框架基金运行期限、加强框架基金与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协同,在政府层面,提出加强指导与宣传、研究确定国内支持领域,在项目申报策略层面,提出研判项目申报方向和额度、加强与重要利益相关方沟通,以期为利益相关方开展管理和申报工作提供参考。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评估与对策建议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2021年在我国举办,会议将审议“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2020后框架”)以作为指导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正确地评估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并识别主要的问题与挑战,是科学制定“2020后框架”的前提条件。本文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进行评估,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滞后的根本原因和新型挑战;并提出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政治意愿、加强保护意识、把城镇化议题纳入2020后框架目标以及加强城镇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研究等政策建议。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3030”目标的内涵及实现路径分析

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未来7年对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达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带来了新的希望,为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提供了解决途径。作为《昆蒙框架》的核心目标,“3030”目标在国际社会广泛行动和大量科学成果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本文从全球发展趋势和国际政策推动两个层面梳理了“3030”目标的由来和发展进程,分析了其数字目标、空间范围、有效性和包容性管理等关键要素,保护地的全球目标从10%逐渐增加到30%,尽管仍未满足科学界的期望,但促进了全球保护地网络的发展。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提高保护地质量、利益攸关方参与等,均可大幅增加对陆地和海洋的保护。结合已有国际进程和科研成果,探索分析了“3030”目标的实现路径,包括强有力的国际政策引导、坚定有效的资金保障、深入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负责任的国家行动以及广泛包容的参与和协作。距离目标完成时限已不足7年,我们识别了实现目标尚存的诸多问题和阻碍,并提出建议,包括更加注重提升保护地质量;克服保护地调查数据的空缺和有限的监测手段;提高对海洋保护地的认识,突破局限;探索包容性管理模式,以及全球目标在国家尺度的规划和统筹等。“3030”目标不仅是一项政治驱动的目标,其研究、磋商和实现过程,体现了科学、传统知识与国际政策体系相结合的新视角,反映了不断推陈出新的科学见解、社会价值观和全球挑战,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有助于对保护地网络和其他保护空间的重新认识。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有关农药化肥减量化要求及我国的对策建议

化肥农药的长期、不合理施用,导致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越来越多缔约方、非政府组织和专家的关注。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履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化肥农药问题对环境污染、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供应链、激励措施和主流化等议题具有实践意义。通过系统搜集、对比国内外化肥农药施用现状,梳理与《公约》相关目标的进展及演变进程,深入分析该领域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4点建议:(1)建立生态农业生产体系,平衡《公约》3大目标,提升化肥农药利用效率;(2)完善可持续供应链体系,减少供应链过程产生的污染和生物多样性损失;(3)明确我国在2020年实现农药化肥零增长,以及在该领域已不存在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补贴政策的客观事实;(4)将化肥农药因素纳入国家农业政策,并将其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等其他部门战略相结合。作为《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东道国和候任主席国,中国将以COP15召开为契机,实现污染与主流化、有害补贴、可持续供应链等重难点议题的协同和有效解决,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达成奠定基础,也为中国农业可持续转型提供重要支持。

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的思考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国际组织及一些国家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议定书,完善管理体制及资金机制,开展科学研究和评估,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仍未得到遏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难以如期实现。本文结合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分析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存在的主要挑战,提出制定切实可行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政策建议,为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提供参考。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即《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随之通过的还包括《<昆蒙框架>的监测框架》《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建设与发展和科技合作》《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等一揽子成果文件。《公约》缔约方需要在国内执行《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为支持我国执行《昆蒙框架》,本文简要回顾了《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的制定进程,解读了《昆蒙框架》及相关一揽子成果的主要内容,评论了《昆蒙框架》对全球和国家的影响,并就我国如何执行《昆蒙框架》提出了建议,包括更新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强化国家执行进展监测和评估,促进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的开发,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是全世界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又一次集体行动,也开启了中国主导全球环境治理之先河。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创新实践,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将《昆蒙框架》的目标作为其重要内容。本文对照《昆蒙框架》的长期目标和2030年具体目标,提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可以研究回答的26个问题和27项保护行动,并提出植物物种大普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遗传多样性调查、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植物零灭绝保护实践、生态修复计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保护与可持续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等7项优先行动。通过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高我国执行《昆蒙框架》的能力与水平,也是检验植物园体制创新成效最为直接的试金石,其成功实践也将为全球其他生物多样性大国提供样板和借鉴。

昆蒙框架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议题、现况与应对

《昆蒙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数字序列信息决定》为附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讨论确立基本议题、锚定大致方向并提供初步方案。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议题还得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平台、组织悉数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特定主题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全球治理取得成就、获得进展。《数字序列信息决定》的施行面临术语选择、《名古屋议定书》关系、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机制方案选取、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设计难点等问题。我国应从关系、困境、立场、体制以及规范等层面积极主动回应面对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议题的波及和冲击。

全球协同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挑战与出路: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落实是新阶段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查阅,引入协同治理模型(Startingconditions-Facilitativeleadership-Institutionaldesign-Collaborativeprocess,SFIC模型),旨在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思路考察《昆蒙框架》落实面临的挑战,并分析总结应对策略,以期为《昆蒙框架》落实提供一定参考。首先,根据《昆蒙框架》落实对全球协同的客观需要,以及现有研究整体性分析思路缺乏的情况,引出本文使用的SFIC模型并说明适用性。然后,根据SFIC模型运行的要素,结合现实情况,分析了《昆蒙框架》落实面临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治理基础、合作关系、参与动机、信息沟通、信任建立、资金筹措、后续协商、制度设计、主体领导等方面的挑战。最后依照SFIC模型,从推动资源调动和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促进三方援助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共享、强化信任建设、发掘资金潜力、推进协商谈判、寻求制度约束性与激励性的平衡点、提高制度公正合理性、加强联合国责任机构领导力、发挥大国示范担当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