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选及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2020年大选对美国内政外交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本次大选是对特朗普的全民公决。民主党虽然赢得了总统职位,但共和党也基本保住了参议院和州长的多数席位,并在众议院缩小了差距。从大选结果来看,没有哪个党派获得了明显优势。大选虽然基本结束,但民粹主义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国内的价值对抗和社会分裂仍会持续,两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博弈可能会更激烈。可以预计,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将比较弱势,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也不稳定,而“特朗普主义”仍将以各种方式对美国政治的运行发挥影响。从经济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主张可概括为“三多”,即税收多、支出多和监管多;其国际经济政策主张可概括为“四重”,即重公平、重规则、重多边、重安全。总体来看,拜登的经济政策主张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底色、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特色,国家干预的成分较浓厚,其政策主张建立在民主党强调平等、公正、大政府和国际合作的理念基础之上,也是民主党更关注人权、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政策理念的反映。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合作有限的战略竞争对手,强调公平贸易,对中国仍然较为强硬。预计短期内不会取消“301”关税,中美两国的新一轮经贸谈判会适时开启;美中产业链转移和“脱钩”进程仍将继续,但速度会放缓;中美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升级,但会增加合作领域,竞争和冲突的可控性将得到提高;美国对华金融制裁会进入新阶段。在社会文化领域,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表明,美国社会不仅向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而且选民群体在种族、意识形态、阶层、职业、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多个维度都处于高度撕裂之中。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是影响本次大选的最重要因素,即使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且经济衰退严重,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人数众多并且立场坚定。拜登政府将面临社会多重撕裂持续恶化的现实挑战,这将使拜登政府试图在移民、医疗保险、同性恋、堕胎等敏感议题上的政策回归变得更为困难。在美国外交方面,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目标仍然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本质上依然是追求“美国优先”。受民主党政治传统的限制,拜登政府在战略手段上将更多采用“间接路线”,奉行多边与综合的外交政策。在未来四年,拜登政府一方面会部分地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另一方面,也将按照自身的设想努力重塑美国的内外战略。拜登政府可能以“参与+遏制”这一“非特朗普方式”追求实现政策目标。此前的“接触”与“参与”的区别在于,前者期望从外部改造,后者谋求内部影响,注重在保持适度合作的基础上,从内部塑造对手的发展走向,从外部制约对手的发展空间。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战略竞争依旧是未来中美两国互动的基调,一场美国大选难以改变美国对中国强硬施压的总体趋势。拜登政府大概率会继承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遗产,但由于战略重点、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拜登政府执政后可能会调整对外策略,这将使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的中美关系暂时得以缓和,并给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机会。两国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对话与沟通,增进相互理解,争取重启中美关系。

昂山素季政府面临缅甸2020年大选检验

缅甸将于2020年底进行新的一轮大选,2020年也是缅甸民主化深化改革的关键年,更是缅甸民众对昂山素季政府执政满意度考核年。本文认为,民盟执政三年多虽有成绩,但成效不佳,老百姓期望值下降,选票可能会被分散到其他党派手中。民盟赢得2020年大选没有太大的悬念,但赢得的选票可能会比2015年大选少。

2020年大选与美国民主党的转型

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始终尝试通过在蓝领中下层与非洲裔等不同群体利益之间谋取平衡与聚合来构建多数选民联盟,从而实现选举胜利,但其联盟的稳固性却持续遭遇挑战。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与卡马拉·哈里斯的组合旨在分别回应相应群体,从而延续了民主党的传统逻辑。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驱动下,人口结构在族裔和阶层意义上的迅速变化增加了民主党平衡各群体利益的难度,民主党选民群体自身在族裔、受教育程度以及阶层意义上的内在变动也加深了其内部不同派别在政治立场与政策议程上的分歧,而奥巴马政府以来民主党呈现出的代际更新停滞也不容小觑,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民主党转型中所要面对的挑战与困境。面对问题,特别是面对着共和党在“身份政治”维度上标榜“白人至上”的所谓“特朗普化”转向,民主党很难推进完全以阶层与经济平权政策为主导的所谓“桑德斯化”,而是极可能相应地转向代表少数族裔群体利益的“身份政治”议程,加剧政党极化政治的“部落化”甚至是民主党政治精英自身的“非白人化”,进而深刻改变着美国政治的面貌与前景。

2020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2020年美国大选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背景下进行的一场“非开放式”选举,疫情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因素成为关键议题。谋求连任的唐纳德·特朗普在防控疫情上的失败致使其在关键州的关键选民群体中失去了关键性支持,直接导致其连任失败。作为“任务型候选人”的约瑟夫·拜登有效地迎合了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较为成功地管控了自身短板,最终当选。即便受疫情影响,拜登与特朗普也分别得到了创纪录的普选票,且拜登优势不如预期,这凸显了当前美国政治态势的深度极化。当选后的拜登将要面对极化撕裂的民意与舆论、无法彻底控制的国会参议院以及党内派系分歧等压力,其防控疫情、复苏经济、调整对外政策等竞选承诺或难以快速兑现。由于疫情等因素,2020年大选并未验证2016年大选所开启的政治周期。选后两党将继续围绕理念与议程展开调整,强调白人与少数族裔差异的身份政治与党争“部落化”趋势并未彻底改变。

2020年美国大选及内外政策走向

2020年美国大选,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经济金融震荡、社会骚乱不断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极为特殊的选举。谋求连任的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以不同的政策论述、选举策略拉抬自己和丑化对手,并对选民进行了充分的动员。两党选民的高投票率和选后的计票争议,既与疫情导致的投票方式变化有关,也反映了双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凸显美国政治的高度极化和社会的严重撕裂。拜登以普选票和选举人票上的绝对优势击败特朗普,预示着美国国内政治将向左回摆,外交政策也会向多边主义回调,对华政策的极端性亦会有所减弱。但美国国内的右翼民粹势力仍十分强大,加之共和党维持对国会参议院的控制以及最高法院的保守化,拜登政府的施政将面临巨大的国内掣肘。美国两党的斗争将很快围绕新的选举展开,而特朗普主义给美国外交打下的烙印也会留下来。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2020年大选和两党格局的影响

美国人口越来越多样化和老龄化,受教育程度提升并向城市集中。这些变化使民主党日益成为一个由少数族裔、年轻人、城市居民、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组成的选举联盟,而共和党日益依靠老年人、乡村居民、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虽然流失了少量少数族裔选票,但增加了大量白人、年轻人和老龄人口选票。这种相对平衡的竞选策略使他能超越希拉里的失败并战胜特朗普,但拜登和民主党仍然未能获得稳固的多数,其胜利相当脆弱。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更有利于民主党,但共和党仍可能通过调整策略来组建新的胜选联盟。

增长南方:2020年大选中的佐治亚州个案初探

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在佐治亚州获得了总统选举以及国会参众两院选举等层面出人意料的胜利。民主党在佐治亚州的胜利是近年来持续积累的结果,但也仅与共和党形成了势均力敌的状态,并未达到历史最佳状态。究其原因,佐治亚州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选民的增长态势,亚特兰大城区与城郊地区等城市圈的扩展态势等长期因素,特朗普政府极端议程及其对疫情防控不力等对共和党选民不同程度的抑制等中短期因素,以及某些突发因素共同成就了民主党的微弱优势。由于佐治亚州独有的特性与传统,其选举结果对其自身乃至整个南方的辐射效应相对有限。佐治亚州的胜利背后是民主党尝试寻求扩展南方政治空间新途径的努力,但至少目前来看并不意味着民主党传统"南方战略"的失败。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犹太出走”悖论

犹太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影响力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犹太裔选民向来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竭力拉拢的对象,在2020年大选中也不例外。为争取犹太裔的选票,特朗普任内曾多次在中东问题上选择偏袒以色列。但计票结果显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并未出现中间派或左派犹太裔选民明显转向支持共和党的情况,即没有出现所谓的"犹太出走"现象。除了犹太裔选民一贯支持民主党的政党偏好和普遍持自由主义立场外,犹太裔选举悖论的出现是美国犹太社团日渐疏远母国、新冠疫情蔓延、反犹主义抬头三项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疫情与选情叠加之下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分析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一直在艰难地进行政治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直接移植西式民主政治体制,该国出现了政治大选和政局不稳经常捆绑在一起的怪圈。2020年的议会选举引发了新一轮的政局动荡。虽然此次政局动荡最终以时任总统热恩别科夫的辞职、反对派领导人扎帕罗夫担任总统而告终,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解决。未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下,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仍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该国脆弱的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分析了引起此次政局动荡的原因。此外,作为中国的邻国和“一带一路”中亚段的重要实施国家之一,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变化势必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因此,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变化对中吉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也是本文探讨的问题之一。

试析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选民因素

美国2020年大选早已拉开帷幕,美国选民的结构、组成和动向稳中有变。选民在族裔、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性别年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价值取向和政治意识方面的认知,在行使自身政治权利方面的态度,都将通过其投票行为对大选产生影响。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成分复杂,诉求不一,在其执政后对他的态度出现分化,尤其是女性及部分白人蓝领选民的流失将对其选情带来不利影响。民主党选民的基数始终较大,投票热情也在提升,但由于党内存在明显的价值分歧,部分选民对候选人的忠诚胜过对政党的忠诚,以及存在投票率“虚高”等现象,导致民主党在大选中也面临压力。预计在2020年的大选中,由于两党选民严重对立,独立选民和摇摆州的地位会有所上升,大选走势将主要取决于两党对摇摆选民的争夺。特朗普除了继续依靠其核心选民外,还需要吸引其他选民的支持;拜登的重点则是凝聚民心,深耕本土。党派归属依然是选民动员的主要依据。

2020年美国大选与美国的“百年变局”

2020年美国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场选举,受到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冲击,这场选举的核心议题、社会情绪、投票程序等受到全方位影响,也对大选结果产生了关键影响。这场疫情不仅重创了美国政治经济,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安全观念,使非传统安全治理问题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同时,这是美国政治—社会严重撕裂状态下的一场选举,是"特朗普主义"同"奥巴马主义"的又一次对决,美国上下、左右、种族矛盾同步激化,国家发展方向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这场选举并没有缓解美国社会的"百年裂变",反而使"两个美国"的对抗愈演愈烈,加剧了本土恐怖主义和社会混乱。这还是世界"百年变局"之下的一场关键选举,特朗普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传统外交政策、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造成严重破坏,"美国优先"和"美国领导"的路线之争也牵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美国反对美国"给拜登政府带来一系列施政困境,也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多重战略影响,对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具有历史分水岭的意义。

回到未来: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的机遇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衰是过去40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背后的宏观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开始从不同方向探寻中美关系的新框架。民主党建制派人物拜登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个宝贵的机遇。这一机遇并不是“回到过去”,未来拜登政府不会回到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美国对华战略旧框架。拜登给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机遇是“回到未来”。中美两国如能在有限的机会窗口内为两国关系建立更多的“托底”机制,就有可能让中美两国的未来(也就是在中美关系的中长期新框架内)变得更为平稳。

美国两党围绕“选民压制”的博弈及影响

美国2020年大选前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扩大还是限制选民选举权的博弈迅速升级。共和党控制的州提出和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提高选民缺席投票、身份认证的门槛,缩短提前投票的期限等,此举被民主党抨击为"选民压制",认为其试图限制少数族裔选民的选举权。民主党在各州进行反击的同时,力图通过国会立法大幅提升选民登记和投票的便利性,但遭到共和党的抵制。两党围绕修改选举权规则的博弈加剧,这既和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挑起的选举争议息息相关,也受到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和国会选区重划的影响,更是美国"选民压制"这一历史问题的延续,两党之争将对未来美国总统、国会和州内选举带来复杂影响。从长远看,共和党限制选民选举权的策略不仅违反民主原则,而且也难以抗衡美国人口和选民多元化、城市化等对民主党有利的趋势。

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的美国政治:认同分裂、政党重组与治理困境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在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爆发这一大选年黑天鹅事件的短期巨大冲击下,疫情危机、经济就业和族群矛盾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大热点议题,关键摇摆州的民意走向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之外,影响美国政治中长期演化的深层变量为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的下降。“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并加深美国的社会裂痕、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政治极化与2020年美国国会选举:背景、过程与影响

政治极化是当代美国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程度不断加深,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内部在意识形态、政党归属、公共政策等政治领域的分歧日益增强。经过特朗普四年任期的发酵,政治极化的程度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达到历史新高。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政治极化与2020年美国国会选举的互动进行研究,指出从意识形态、政党归属、公共政策这三个因素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来看,政党归属总体上最为重要;意识形态与政党归属呈正相关关系,但产生的影响不如政党归属显著;公共政策则与国会选举"选择性"相关,部分议题的重要性明显大于其他议题。随着政党忠诚度的提高,选民在普选中的投票行为更多是基于意识形态与政党立场的选择,而非候选人的个人能力。就选举结果而言,两党之间由于席位差距缩小所带来的结构性僵持,国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投票,以及选后两党内部分歧的凸显等因素,都将使美国政治极化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程度。

回归分析法在情报预测中的使用——基于“白宫钥匙”模型的选情分析

[目的/意义]随着情报分析手段不断演进,回归分析在情报预测中得到较多应用,文章试将回归分析运用于大选预测,通过选取适当变量来判断候选人得票走势,这对拓展情报预测方法的使用具有现实意义。[方法/过程]对“白宫钥匙”模型的关键要素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选取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预测美国2020大选特朗普的得票情况。[结果/结论]在当前形势下,13个关键要素中现任政府的对立要素仅为4个,判断特朗普可以赢得2020年大选。普选得票率与肯定的关键要素数呈近似线性相关,应用分析后显示,特朗普的普选得票能超过半数,但在其剩下的任期内,仍存在诸多要素会改变两党的竞选态势。

美国民粹主义是否开始走向衰退?

不少观点认为,拜登上台之后将使美国政治“拨乱反正”,摆脱特朗普任期内的民粹主义标签,但本文认为,特朗普的离去不会使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衰退,其原因在于美国民粹主义是基于其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层问题所带来的民众不满而兴起的,而从2020年大选的选情来看,美国国内社会的裂痕依然难以弥合,因此美国民粹主义势头将依然强劲并具有较大影响力。

美国政党政治袪魅与镜鉴:基于民主政治实效的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民主灯塔,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好不好,关键要看实效。美国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政治竞争曾经较好地体现了权力相互制衡的民主理念。然而,随着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化程度日益加深,政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其波及人群已经从两党精英蔓延至社会公众,两党选民呈现明显的认知极化、投票模式更具强党派性。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加剧政治社会撕裂,自由民主日趋衰朽。其根源在于美国体制的固有弊端:精英政治有悖民主实质,金钱政治掩盖政治平等,否决政治阻碍有效治理,短视政治损害民生福祉。美国政党政治乱象给正在探索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镜鉴:警惕政党轮替幻觉,避开一人一票的民主陷阱;民主需要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谋一己之私将败坏民主的根基;民主需要妥协与和解、协商与合作,暴力冲突将导致民主失序;民主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装饰品,要能够帮助人民解决问题。

重新找回“西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想初探

拜登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目标是“重新领导世界”,强调要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修补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损害,消除“特朗普主义”的负面影响,与世界重新接触,尤其是深化与美国盟友和伙伴国的关系。拜登政府将把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构建“民主国家联合体”,重新找回“西方”,以应对俄罗斯、中国等国带来的挑战。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纠正特朗普政府过于依赖“关税战”等做法,但强调要更加注重保护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将继续寻求“公平贸易”。拜登政府将在疫情和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议题领域加大国际协调,有选择性地向多边主义回归。应对大国竞争仍将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轴之一,美国不会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将通过强化北约等机制确保对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威慑,同时美国还将进一步加大在技术领域的大国竞争力度。美国社会内部的“非自由民粹主义”等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拜登政府难以推动美国回归“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路线,也难以重新找回“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