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杨昌溪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革命话语

杨昌溪作为优秀的翻译家、学者、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空间里的系列活动中表现相当出色,主要翻译和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红色革命文学运动以及黑人文学和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同时也参与了国民政府支持下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体系中对非战文学思潮的思考与建构。杨昌溪为中国新文学做出的贡献在于探索了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中的现实主义叙事的深度和广度,为这一革命话语空间中的非战文学叙事和民族主义叙事提供了独特的思考维度和创作范本。

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

本文以30年代的郑伯奇为个案,考察了商业主义与左翼意识形态相互缝合的关系,以及“大众化”与“通俗化”在都市文化背景下的融合。作为“良友”的职员,郑伯奇既是左翼文艺、也是海派文化的生产者,身处市场之中,其文化身份发生了分裂。游走于电影、戏剧、文学之间,郑伯奇又试图移用左翼电影的经验来解决小说“大众化”问题,提出了“新通俗文学”“大众化或通俗化”等概念。他的思路在文学界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却是对30年代左翼文艺(尤其是电影、戏剧)进入市场后发展途径的一个理论说明。

城市空间与现代性的"美学"转移——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唯美-颓废文学的精神取向

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唯美一颓废文人的写作中，启蒙化的“世界主义”观念与诉诸于感官层面的都市“当下性”呈现出互补和对立关系。启蒙话语中的现代性要求把个人和时代、未来相关联。上海唯美文人激进夸张的风格与此社会意识对他们的刺激有关。然而，他们虽然接受历史大叙事的指引，却又不自觉地被城市霓虹的魅惑所吸引，在写作中出现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通商口岸物质现实的交锋，使得他们虚化本土现代性的现实历史要求，促成了以民族现代化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向关注个人体验的“美学”现代性的转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的都市话语策略

中国的电影最早诞生于上海，早期电影的发展、繁荣与上海这座繁华大都会息息相关。1930年代的上海正经历着城市的近代化：黄浦江边繁忙的码头、拥挤的汽车、炫目闪耀的霓虹灯、重金打造的奢华影院，乃至灯红酒绿的妓院，赌场，这一切构成了上海大都会的城市空间。与此同时，内忧外患时局下的上海又是一个革命的都会，蓬勃发展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正以上海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开来。上海都会的这些意象充盈着那一时期的中国进步电影。

都市、共和与日常——评陈建华对周瘦鹃与民国上海文学文化的想象重构

陈建华在《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下文简称《紫罗兰的魅影》)一书中,从近代著名通俗小说家、报人、翻译家、出版家和电影评论家周瘦鹃一生的艺文生涯和情感经历入手,通过印刷媒介、商品美学、女性想象、电影文化、新旧之争等多个维度,翻转出了一部以民国上海为中心的都市文学与文化的“万花筒”。在自序中,作者回忆20多年前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周瘦鹃的“邂逅”,以及其后围绕这一议题的深邃思考和反复推敲--“无论是革命话语、茅盾、报刊、电影,多少都和周瘦鹃有关,心里总装着一个‘文化’整体,总在琢磨‘民国’的历史是怎么回事”。1无疑,《紫罗兰的魅影》是陈建华潜心多年的重磅力作,他念兹在兹的“文化整体”与“民国历史”,集中体现了他以跨学科方法和文化研究理论对以周瘦鹃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群体的文化实践和民国上海都市文学的执着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紫罗兰的魅影》的学术意义绝不止于对某一作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暗含了陈建华以周瘦鹃为切入口,来重绘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地图的野心。

开拓新境界的专著——评《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

30年代初,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了。以鲁迅为首的一大批左翼作家,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极介绍和倡导无产阶级新文化,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起来,从此,

一对革命夫妻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片断

谢阳光、赵学是一对革命夫妻。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们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付的各项任务，为革命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上海“现代主义”文学与都市空间

我要讨论的是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带有现代主义元素的文学,范围包括新感觉派、象征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和范围较为广泛的“唯美—颓废文学”。上海是现代主义全球旅行的一个重要驿站,但正如李欧梵指出,中国的现代前卫作家虽然在新文学运动中引荐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不过我们很难在这些中国作家本人的创作上找到标志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色。

“老上海”题材电影的性别意识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是充满现代魅力的国际都市，它的浮华璀璨是中国现代城市文明难以逾越的巅峰。老上海魔幻迷离的面纱时时撩拨人们的怀旧情怀，她折射的正是人们对曾经国际都市身份的认同、向往与自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内地涌现出一批以老上海的女明星、交际花、妓女为叙述对象的影片，艺术家、观众皆通过电影来寻找老上海往日都市的旧梦。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类女性形象上时，却发现导演性别的不同造成了影片中女性形象呈现视角的差异性。

善良、堕落、美丽: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女明星和上海公共话语

本文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作为研究主体,重点阐释了女明星作为人们欲望观望的客体中心,在刚刚建立的大众文化体系和媒体话语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和光环相对的异化。

话语的前世今生:时尚化写作的现代性探求

20世纪末涌现的“时尚化”写作阵营，从更广义的新文学源流来考察，其在话语属性上，接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大话语格局中“日常话语”的一脉，并在传统的历史话语解构后获得重张。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比较集中地考察了1930到194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学状况，具有都市日常话语考古的意义，为90年代新兴的都市日常话语提供了某种学术呼应。这里，既肯定其重写现代性的意义，又深入剖析其内在的矛盾和缺失，并在现代性话语的新困境中，思考“时尚化”写作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中国话语解读西方危机

西方一直热衷于推动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和“颜色革命”，但今天突然发现形势不妙，美国自己经历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把美国体制的各种弊病暴露无遗；欧洲也面临着“希腊之春”蔓延的可能，搞得不好，欧盟像苏联那样解体也不是不可能的。西方遭遇危机，世界也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和“后西方话语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人应该抓紧自己的话语建设，并用自己的话语来审视和评判西方的一切。

“上海怀旧”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

怀旧包含着重建与过去的对话关系的企图。上海装载着现代中国的发生器。"上海怀旧"不是对一座城市的记忆,而是一个民族的现代记忆。"上海怀旧"和1990年代"告别革命"、现代化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上海空间的重组必须置于"冷战"结束后新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格局剧烈重构的过程之中来加以理解。

“茶话”与“咖啡座”:30年代上海文青的“小资病”

在1930年代,移居上海的章衣萍勾勒了一幅都市化的“茶话”情境:“在斜阳西下的当儿,或者是在明月和清风底下,我们喝一两杯茶,尝几片点心。有的人说一两个故事,有的人说几件笑话,有的人绘一两幅漫画。我们不必正襟危坐地谈文艺,那是大学教授们的好本领;我们的文艺空气,流露于不知不觉的谈笑中,正如行云流水,动静自如……”

摩登，1930年代的上海

1934年左右，有风声说，上海与纽约、巴黎和伦敦一齐，被人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性大都市了。这消息，从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那里辗转传达到上海普通市民耳朵里，真正让一直在世界面前很谦虚的上海人受宠若惊。在战争的阴云四布时，竞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城市比肩。这上海人多年来不敢多想的热望，像少年时代的单相思，总是自卑而纯真地深埋于心底。这时，竟然梦想成真。于国家来说，它标志着终于摆脱东亚病夫的贫弱之态，于个人，微小的生命终于在有限的生存里遇到了一个好时代。多年来饱受创伤与怨恨的城市人的自尊心，终于得到真切的安慰。

革命·历史·小说:怎样叙述,如何解读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一书,初以《革命·历史·小说》书名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以现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该书是八十年代之后,黄子平对自己学术思想一次集中清理的结果,其中对50至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论述,高屋建瓴而又趣味横生,不乏鞭辟入里的深刻解析,亦有庄谐互溶的精彩议论,举重若轻,大巧若拙。它是黄子平在时间与空间上均与"八十年代"产生"间离"之后,重读当代文学名著,重审过往阅读史与思想经验的一次总结,不但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贡献了不少新的理论见解,而且其对文本的细读及方法,已然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典范。2015年4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学前沿"课上,黄子平教授应邀与杨联芬教授及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围绕这部专著,对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而自由的对话。讨论所及,有革命文学话语的"体系"及政治美学问题,有历史叙述的真实性问题,也有女性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多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众所关心的普遍性问题,见仁见智,发布于此,或可与更多同仁共享并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中国话语解读西方危机

西方一直热衷于推动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和“颜色革命”，但今天突然发现形势不妙，美国自己经历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把美国体制的各种弊病暴露无遗；欧洲也面临着“希腊之春”蔓延的可能，搞得不好，欧盟像苏联那样解体也不是不可能的。西方遭遇危机，世界也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和“后西方话语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人应该抓紧自己的话语建设，并用自己的话语来审视和评判西方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