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16年《特别301报告》述评

2016年4月2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2016年《特别301报告》,对73个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行了审议和评价。《报告》对多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予以肯定,但也反映了美国对某些国家在商标的保护、边境和刑事执法,网络侵权和盗版问题等方面表示"担忧"。针对美国发布的《特别301报告》,我们必须认清其维护美国知识产权利益的本质目的,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手段解决有关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同时正视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创造良好的环境。

美对华特别301报告中的版权问题研究

美国新一轮特别301调查对我国版权产业发展和版权国际贸易具有重要影响,美国所提出的版权问题集中于版权立法和执法领域,具体事由涉及影视作品版权保护、网络平台上侵权盗版处理和版权产业域外主体资格限制等多个方面。针对特别301报告中的版权问题,我国需结合当前版权立法和执法现状,明确自身在版权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并考察版权执法活动的实际效果,在谋求中美双方版权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并加强版权执法力度。

美国《特别301报告》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分析

《特别301报告》是美国州政府公布的因违反知识产权法而与美国产生贸易纠纷的企业所在国家名单。基于美国净出口绝对值和《特别301报告》变量一阶差分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当期流入美国FDI水平指数和美国净出口绝对值显著正相关;报告的国家总数和时间趋势变量对美国净出口绝对值有显著影响,而报告的滞后项、美元指数、美国人均GDP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对美国净出口绝对值影响则不显著。根据《特别301报告》中显示的相关问题,应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加强与美国在遏制跨境侵权产品方面的合作、严格进出口货物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

美国2018年《特别301报告》分析

美国贸易代表署每年都会根据其国内法授权发布《特别301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针对美国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行审议和评述,据此制作名单表。一如往年的《报告》一样,2018年中国依然被列入“优先观察国”名单。文章笔者将通过与2017年的《报告》内容作对比,总结出2018年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新举措,并据此分析2018年《报告》的性质和特点,最后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改革提出建议。

美国《特别301报告》商业秘密问题综述与中国对策分析

自1989年到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连续30年发布《特别301报告》,对与其有贸易伙伴关系的国家及地区知识产权立法及执法状况进行年度总结,并选出不同数量的优先观察名单及观察名单予以重点关注。《特别301报告》虽然是美国一项重要的国内政治与政策手段,实质上却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知识产权法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该报告将商业秘密法律保护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凸显了商业秘密在知识产权中的重要性。《特别301报告》对中国商业秘密法治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同时也是美国维护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单边霸权主义的典型体现。中国的商业秘密法治化应立足于整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时代背景,根据立法、司法及企业法律风险管控体系方面的中国特色实际需要有序推进。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及科技法律政策之新节点——评2017美对华301调查报告及我国之应对

2017美对华301调查报告及随之而来的贸易战有其宏大的背景,不单是知识产权问题。但知识产权问题确系抓手。美国及西方对中国态度的转变,缘于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我国自身亦在调整。除开该报告证据不足、中方行为并未违法或违反双边或多边规则或承诺、美方单边措施不符合WTO多边规则的缺陷之外,该报告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改革需求有其契合之处。从国家可持续发展计,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及科技法律体系,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树立负责任的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强国的形象;调整科技法律政策的导向和重心,观念和环境都要从"追赶型"切换到"创新型",提供友好的、利于开拓性创新的营商环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则须慎重思考创新领域的国有资本和产业政策,避免扭曲创新市场。当然,从外交和国家整体利益考虑,需要剥离掉美国政策中对中国不利的部分,殊无疑义。

美国“特别301报告”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2017年美国发布年度'特别301报告'及其调查后,引发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梳理了美国'特别301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探讨了其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为中国审慎应对'特别301报告'提供理论与事实依据。

公共道德例外的泛化及其规制——以“美国关税案”为视角

DS543案使得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泛化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本案中,专家组片面解读公共道德与经济目标的联系,对关税措施是否被设计为保护公共道德采取回避态度,并拒绝对关税措施是否应局限于违反公共道德的产品发表意见,模糊了公共道德与经济政策的概念,强化了公共道德例外的泛化倾向。公共道德例外泛化不仅导致WTO在类案中适用条约解释产生差异,还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道德帝国主义主张行为豁免的依据。WTO应在价值平衡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公共道德与经济关切的差异,并对公共道德目标、有关措施结构与设计的证明和审查标准作明确规定。中国应善用国际法规则抵制泛化公共道德的单边主义行径,同时吸取美国教训,利用合法手段维护中国道德权益。

美国“301调查”对“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战略的挑战及其应对

1990年代以来,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市场准入壁垒为由,先后五次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7年8月美国再次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并于2018年7月开始采取加征关税的单边措施。以存在所谓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歧视性技术许可、策略性海外投资并购和不正当获得商业秘密为由,“301报告”对“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战略进行了全方位诘责。“301报告”对“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进实施构成了重大挑战。由于缺乏证据支持,“301调查报告”的指责多为不实之词,但亦不失为“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战略完善的一次契机。我国一方面应当通过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采取反制措施以及探索在美国提起司法诉讼等对方式对美方进行必要的回击,另一方面也应当借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政策合规审查机制、健全国际贸易救济机制和调整对外贸易战略,以有效应对当下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中美贸易摩擦。

试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正案的商业秘密条款

商业秘密是市场竞争中取胜之利器。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商业秘密法律保护问题不再仅仅是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维护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的手段,也成为了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问题。商业秘密的保护又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需要规制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2019年的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基本内涵、法律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进行了重点修改,集中体现了扩展商业秘密范围,提高商业秘密保护力度的立法目的。但是这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商业秘密条款的修改还不够彻底,商业秘密的程序性救济,权利限制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国际投资仲裁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应对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其公共政策属性密切相关。国家出于社会利益和管理秩序之需,要求知识产权的产生与行使需经过立法和执法部门的积极赋权。因此,国际投资仲裁从对知识产权类投资的认定到保护都会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利益,尊重东道国的法制,在法律适用方面也呈现出了一定特殊性。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议题,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常常以我国对投资者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由挑起国家层面的经贸对抗。涉知识产权国际投资仲裁的法律适用特点正好能反映投资者诉求的本因,为我国提升投资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满意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好孩子坏孩子

2007年度“特殊301”报告详细分析7北京、福建、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等六个地区的情况，报告的总体结论包括两部分：成绩与不足。

中美经贸争端中的法律问题探析——以强制技术转让争议为视角

中美经贸争端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中美经贸争端不仅影响两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影响了国际经贸格局。随着中美经贸争端的发展,其焦点逐步集中于贸易失衡、技术转让以及外资企业市场准入等问题。本文以技术转让争议为视角,研究美国在“301调查报告”中指责中国政府坚持强制技术转让政策的原因和法律基础,认为美国对中方的指责并无切实的理由。中国从未逼迫外商在投资时必须进行技术转让,外国企业从商业利益出发,本着契约精神与中方订立合同,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收益。

责难与回应:美国“301调查”的历史逻辑、多维动因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战略的互动

维护美国在华知识产权利益、打开中国贸易市场,是美国对华"301调查"的历史逻辑。随着中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美国新一轮"301调查"的动因也从传统的维护经贸利益向压制中国科技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等深层目的演进。"301报告"指责中国与"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战略有关的法律、政策和做法,存在所谓的不公平技术转让、歧视性技术许可、通过投资并购有目的地获取外国先进技术和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行为。"301报告"的责难缺乏法理和事实基础,严重有失偏颇。"301报告"及美方借此挑起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形成了重大影响。我国应当保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战略的定力,同时采取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必要的反制等应急措施,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完善知识产权立法、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焦点变迁与趋势预见

美国是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革的主要推动者,通过将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外贸易捆绑关联,在全球范围推行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标准。经过多年实践,美国灵活运用(早期的)TRIPS多边机制以及(近期的)有选择多边、小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形成以国内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紧密配合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美国频繁借助特别301条款及其年度报告,有计划地对外输出知识产权压力,监督贸易伙伴知识产权制度执行,迫使贸易伙伴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规则。本文以1989-2022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33份《特别301报告》为基础材料,分析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变迁,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见。研究结论显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伴随美国外部压力,呈现周期特征。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持续分布在国际规则与国内法律制度、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体系、假冒盗版与全球执法协作、泛国家安全与高技术产业竞争等方面,呈现出在继续关注传统议题发展的同时,重点向涉及国家安全与产业竞争转移的演变趋势。未来,中美将进一步围绕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市场准入等关键知识产权议题展开激烈博弈。我国应主动研判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变革趋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试点机制与国家创新举措,针对可预见的压力重点分类施策,科学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对外政策,有效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中美知识产权认知差异研究

中美两国政府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评价形成了强烈反差。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美国《特别301报告》为视角,对这种反差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美国《特别301报告》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评价并不准确。(2)这种反差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知识产权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效果等方面存在认知差异。(3)美国之所以在知识产权认知上形成自己的特色,是因为其重视以知识产权来维护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