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业科技扶贫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时空格局差异性视角,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与分析陕西省科技扶贫效率,借助3D分析框架构建外部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研究表明:陕西省科技扶贫效率呈现出“陕北最高,关中次之,陕南最低”的基本态势,其中效率位列陕西省前三的城市分别是铜川、杨凌和商洛市;2014—2018年,陕西省科技扶贫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逐年递减是导致其总体趋势下降的内在根本原因;与省会城市直线距离和经济密度都对陕西省科技扶贫效率提升有显著影响作用,是其效率提升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不仅对陕西省科技扶贫开发具有重要价值,对我国其他省份的科技扶贫工作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长三角环境治理地区差异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范围扩大,区域经济地理格局随之发生变化,对区域环境治理产生深刻影响。该研究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3D分析框架,研究区域市场分割、密度、距离等经济地理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基于2003—2019年长三角全域41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相对价格法测算长三角城市市场分割指数,构建环境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全局熵权法测度城市环境治理指数,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水平呈现提升趋势,环境治理有明显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来自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差距,环境治理的地区差距整体上呈现收敛的趋势。②从经济地理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来看,市场分割对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运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偏误后,市场分割对城市环境治理的负面作用更大;城市环境治理与经济密度之间以及城市环境治理与人口密度之间均呈现倒“U”型变化关系;交通通达度提高有利于促进城市环境治理改进,离区域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对城市环境治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不同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③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市场分割、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因素对周边城市环境治理的溢出效应正好与其对本地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相反。因此,要加快推进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增强长三角城市交通通达度,适度控制核心城市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防范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过高导致的环境治理风险,构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环境治理的长效协同机制,促进长三角城市环境治理协同改进。

中国山区县域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20年中国山区县人口收缩的时空格局,借鉴“3D(密度、距离、分割)”框架设计解释变量,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而在“四层一体”框架下解析山区人口收缩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 2000—2020年山区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持续降低,收缩型山区县数量不断增多,山区人口收缩程度加重并存在自我强化特征。(2)人口密度等级降低的山区县不断增加,人口密度为(100~200)人/km2的过渡区是人口变化最活跃区域,过渡区向稀疏区、集聚区向过渡区转型是山区县人口变化的主要方向,仅少数山区县由过渡区转为集聚区;位于省际和市际边缘区的山区县人口变化剧烈且以收缩为主要特征。(3)山区人口收缩区范围持续扩大且集中分布,形成内蒙古中东部-东北、武陵山、秦巴山区、大别山、太行山、云南中部、山东丘陵及福建丘陵共八大片区,其中内蒙古中东部-东北片区、武陵山片区主要表现为重度和中度收缩,其余片区以轻度收缩为主。(4)人口收缩存在等时圈指向,倾向于发生在地级市2h、省会城市4h等时圈范围内,随时间距离增加该指向先增强后减弱。(5)高就业密度抑制山区县发生人口收缩;距地级市、省会城市较远的山区县更易发生人口收缩;文化分割、制度分割分别对人口收缩具有抑制和促进作用;前述因素在自然、生计、制度和意识形态层发挥作用并交互影响共同塑造中国山区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