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主要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及其他亚非拉国家,但很快就明确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进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基础之上,使和平共处原则内涵日益丰富。但是,"一边倒"的冷战体制背景很快又促使了中共认识的改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从新中国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乃至"文革"结束后五年的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4—1957年)出现了新中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第一个小高潮。在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地域分布广泛,所出爱情图书的品种较为丰富多彩,种数在新中国成立至1981年间各时段中最多,且不少成为畅销书。这是时代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新中国初期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与逐步提高,为爱情图书的出版与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多元社会结构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这一时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取得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双百"方针的深入贯彻执行,是1956年夏天至1957年夏天爱情图书纷纷出版发行的直接原因。

浅议50年代中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铺开,怎样合理安排,使用知识分子就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重要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统一全党认识,实现党的思政工作重心的转移开了个好头.“双百” 方针打开了思政工作的新思路.“双百” 方针是一个划时代的产物,是思政工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彩结合,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成果.造成遗憾的教训是:思政工作的急躁情绪;对知识分子思政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知识分子群体的复杂性造成了党识别的困难性.

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推进及结果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不失时机地做出调整对日政策的决策,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努力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最终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0年代中期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思想

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逐渐改变建国初期以武力解放为主的对台战略,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是中共对当时国际国内局势和海峡两岸形势进行细致分析之后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战略思想的提出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50年代中期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5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独立自主地对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建立“科学中央”的构想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建立“科学中央”的构想.他说:“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①经过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挫折后,1962年毛泽东十分感慨地说:“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②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中央委员会里应有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第二,中央委员会应能领导科学工作;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决策必须科学化,以使政策的出台与执行不出现大的失误.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即提出建立“科学中央”的构想,这不是偶然的.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③因而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做经济工作,学习科学技术.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

50年代中期“和平解放台湾战略”形成初探

50年代中期,中共形成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历史表明,这一战略对中共对台工作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对这一战略形成的背景、过程、基本着眼点和主要内容作一初步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期推行哈尔滨铁路稽核局监察工作经验述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监察机关在铁路系统及部分财经企业推广了哈尔滨铁路稽核局监察工作的经验,其主要特点是事先监督和垂直领导,目的在于寻求对原有的监察体制和工作方法的某些突破,服务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既是仿效也是突破苏联经验的一种尝试。这一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并积累了一定的历史经验:采取局部试点、稳妥前进的方式,以避免引起工作中的混乱;既重视专门机关的监督,也重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抓住监察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关于50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分析

５０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和奉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中国一开始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后来又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同样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赋予其以指导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普遍性意义。然而，由于当时...

对有关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某些问题的历史反思

对有关５０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某些问题的历史反思杨凤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６年春正式提出，并在日后尤其是１９５７年春系统阐述和发挥的。实践证明，“双百方针”符合科学与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社会...

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

５０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王真５０年代初期，苏联的建设模式曾对我国发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完全是以苏联为师的。从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我国注重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标志着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日本政府对外开发援助初探

５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日本政府对外开发援助初探周永生一、日本政府对外开发援助的起步一般认为，日本政府对外开发援助（ＤＤＡ）始于５０年代中期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活动，日本政府这种与赔偿相关的对外开发援助直到７０年代中期才结束。但严格地讲，“赔偿”是不能列...

简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1954年底,以"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运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次批判运动作简单评述。

由“旧”到“新”的嬗变——50年代中期的戏曲音乐改革

１９５３年前后，为改革和发展戏曲音乐，也是因为各地的文工团调整缩编，许多音乐工作者被安排到各地的戏曲院团从事戏曲音乐工作。为与原来在戏曲剧团从事音乐伴奏的人员相区别，这些主要来自文工团的作曲者和演奏员在当时曾一度被称做“新音乐工作者”。这些新音乐工作...

关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介绍苏联50年代中期的一次争论及其他

八十五年以前,列宁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著名文章。这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烈火中产生的,它既是当时俄国党内斗争的生动反映,也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思想交锋的高度概括。列宁的文艺党性学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中居于中心的地位。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它在进步人类的精神生活中,越来越光彩照人,显示出它的真理力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对日外交

如何通过和平共处,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日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将以对日政策为中心考察新中国外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人口“紧缩”中的沪苏关系

1955年至1956年,上海市委提出并执行"紧缩与加强"计划,涉及人口、工业、商业、文教、交通等各个方面,其中改变上海臃肿的人口状况和不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目标之一,而动员在沪农民回乡生产成为人口"紧缩"的重要手段。江苏省作为回乡人口的重要接收方,在表示支持"紧缩"方针的基础上,与上海市就动员、接收和安置的相关事宜进行多次协商。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合作。

图像记忆中的共和国往事——"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在深圳举办

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于2004年10月13日在深圳开幕。展览共分为两个单元,分别为:"建设新中国:关山月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和"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共展出国内美术馆、美术学院及私人收藏的以"建设"为主题的中国画170件。

待细把江山图画——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关山月建设主题中国画略述

2004年10月13日,由陈履生、李伟铭、陈湘波策划的“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开幕。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历史发展时期。当一个曾经创造过巨大辉煌而又刚刚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与苦难的古老民族终于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之时,它所能焕发出的激情与活力是怎么高估部不过分的。因此,“建设新中国”这一主题在主观上为刚从战乱中走出的广大中国画家求新求变、直面现实提供了最大的心理支撑,中国绘画史上新的一页也由此而揭开。山水画承担了原本由人物画所承担的“成教化,助人伦”,这种在绘画功能上的巨大转变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事实上这种转变并不始于1949年,它与20世纪之初“美术革命”号召以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超尘脱俗、遗世独立转而关注观实、试图以艺术干预现实生活,已成为当时大多数画家的一种自觉当然,在笔墨语言、审美追求等方面的诸多转变,也给画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有手足无措的尴尬,也有力不从心的无奈,但他们毕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当时的部分作品有矫饰的成分,但面对傅抱石先生“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感叹和吴湖帆先生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其真诚与热情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如果对当时的中国画仅以“政治的图解”目之,则未免失之肤浅与片面了。那段火热的岁月已渐行渐远,成为历史,在艺术终于得以在本体的范围内自由发展的今天,回顾那个时代画家们所创造的辉煌,当然也包括他们所经历的尴尬与无奈,对于今天中国画的发展,无疑具有相当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