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世纪佛教石窟及造像样式的三次变革

5世纪中期,平城佛教继承并发展了凉州开窟造像的技术和传统,创造出了云冈模式。5世纪晚期北魏孝文帝改制之后,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型影响深远。6世纪中期前后,东魏和北齐初年造像,以及同时期的西魏北周造像,在总体特征上都是北魏晚期造像风格的传承和嬗变。6世纪中叶以后,北齐邺城新式造像相对北魏晚期造像风格发生了质的变化。5—6世纪佛教石窟与造像艺术的三次重要变革,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宗教文化中心的变迁密切相关。

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

3-6世纪,中西都经历了政治分裂、新起民族政权的挑战和新宗教的冲击,但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中之异。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个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由双方的政治、民族及文化等结构差异所决定的。政治结构上,中国延续了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和大一统观念,是有机的统一,比较牢固。在这个制度下,居民不分胡汉,都是编户齐民,身份和法律地位相同,也都追求统一。罗马延续了城邦体制及其理念,是松散的统一,并不牢固。其内部结构差异较大,居民身份多样,政治组织形式和法律也不一,自治传统深厚,蛮族也不追求统一。民族结构上,中国的胡汉关系历史悠久,融合程度深,以地域和文化界定夷夏。胡汉身份相同,受同一个法律的管辖。胡人政权主动采纳并推广汉族制度,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罗马与蛮族接触较晚,融合程度有限,更注重以法律身份区分不同的群体。蛮族并非罗马公民,而是自治的罗马军事盟友,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等,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文化结构上,中国始终保持了儒家为主而又兼容多元信仰的特点。儒家受到玄学、道教乃至佛教等的冲击,但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道教、佛教更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弥补了儒家的不足。胡人采用汉族文化并继承了这个模式,与汉族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由多神信仰转向一神信仰。罗马多神崇拜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注重集体的福祉。基督教填补了对个人内心世界关注不够的空白,但作为一神教它又不能容忍多神崇拜。作为国家唯一的合法崇拜,基督教仍是担负政治职能的组织。接受基督教的蛮族与抛弃传统信仰的罗马人一起形成以基督教为纽带的新文化认同。

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地震灾害与城市的衰落

公元6世纪,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地震灾害频繁发生,其密度之高十分罕见。从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些地震给该地区的城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破坏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受力。地震之后城市重建工作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东地中海城市内部的缺陷。拜占廷人在7世纪之后几乎彻底放弃了对这些城市的重建,将经济的中心转向了乡村。

隋唐文化东渐的序幕──公元4到6世纪的中日之交

公元４到６世纪的中日（倭）之交在文献上记载不多，有时竟然长期空白。但若从文物考古的角度看，古代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在学习中国大陆文化上一直热情不减，此时来自大陆的文化渗透更宽泛。埋葬制度的变革，阴阳界的观念，佛教的传入，汉文字的使用，对大陆北方民族文化的吸收等等，皆始于斯时。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友好史上，这２００多年的历史值得进一步再研究。

公元3—6世纪秦陇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秦陇地区的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从先秦到西汉,秦陇地区是史官与史家最为集中之地,诞生了杰出的史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史著。公元3—6世纪,在秦陇地区立国建号者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因以史求治和宣扬"正统"等政治需求,使史学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秦陇史学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史家群体的官方色彩、史学活动的官方色彩、史著内容的官方色彩,构成当时秦陇史学的区域性特征。

略论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末北方地区地震灾害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公元 4世纪末至 6世纪末北方地区共有 5 0个年份发生了 89次地震灾害 ,平均 2年零 3个月就发生一次震灾。地震灾害主要发生在今山西、甘肃、山东、河南、陕西、辽宁、河北地区 ,具有频繁性、严重性、地区性、阶段性、群发性的特点。总结公元 4世纪末至 6世纪末北方地区地震灾害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

公元前6世纪-公元3世纪吴地的居民变迁与文化转型

从公元前 6世纪到公元 3世纪 ,在吴地先是越灭吴 ,后是楚灭越 ,再是秦灭楚 ,接着汉灭秦 ,居民发生了多次置换与变迁 ,文化模式也随之屡屡更迭与转型 ,最终汇入汉文化的洪流之中 。

试析4-6世纪基督教修道运动对拜占廷社会的影响

基督教修道运动在公元4-6世纪兴盛于地中海世界之中,在这一时期内,它由一种消极反抗现存社会体制的社会力量转变成为既存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发挥着多种影响,从而成为由早期拜占廷帝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股重要力量。

论5-6世纪拜占庭史料中君士坦丁大帝的形象分歧

拜占庭帝国的首位君主君士坦丁大帝在同时代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的作品中呈现出完美的个人形象。然而,对他的形象的描述在5-6世纪的拜占庭史料中却出现了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与该时期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世界的重大转型密切相关,集中体现在基督教化、皇权专制加强以及帝国中心东移三大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历史写作者根据自己的个人倾向,在记录大致相同的历史事实时,给予了君士坦丁不同的价值判断。

4～6世纪我国北方疫灾发生规律的基本特点

公元4～6世纪北方地区发生了14次瘟疫和7次畜疫灾害,瘟疫的发生主要在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地区;畜疫的发生主要在今山西、河北、甘肃、苏北地区.疫灾的发生具有稀少性、严重性、地区性、群发性和大部分由战争引发等特点.总结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末北方地区疫灾基本情况与特点,有助于为现代北方疫灾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公元5-6世纪中西宗教雕塑的比较研究

公元5-6世纪,无论是中国南北朝还是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宗教雕塑,虽然在文化背景、观念意识、创作手段、表现风格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同样被视为世界艺术的瑰宝,同样散发熠熠光芒。比较分析二者具有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以及二者的时代和现实的意义。

6世纪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与丝路——以突厥外交军事活动为中心

6世纪突厥的扩张和征服,实际上是突厥游牧民族与粟特商业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欧亚丝路上竞逐经济利益,构建丝绸贸易网络的经济扩张。突厥粟特经济利益共同体为此采取的外交军事活动,直接将欧亚丝路上的中国、波斯、拜占庭等农耕大国联结在一起。突厥利用中国北方政治分裂的机会,通过勒索式的贸易方式,从中国北方获取了大量的丝绸等物资。粟特商人以西部突厥为武力后盾,在波斯和拜占庭之间展开的外交活动,成为影响拜占庭和波斯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六世纪欧亚丝路主要国家和游牧民族间的大规模战争和交往,其背后都有争夺欧亚丝路控制权等经济因素在起作用。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西藏医药学纪年

一、诸邦部时代(约公元前6、7世纪——公元6世纪末) 1、公元前六世纪 象雄长松协伯弃希大帅()用象雄文著《疗毒雍仲旋》()。 2、公元前126年 泽拉嘎玛约德()与聂赤赞普()述说“有毒就有药”()。用解毒药。 3、公元前一世纪 能制手脚触之即可侵染,置人于死地的毒药。出现野牛角早产儿急救术。

略论3-6世纪北方社会习俗对疫病的影响

3~6世纪北方地区疫病频繁暴发,这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这一时期北方社会习俗对疫病的发生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是考察影响疫病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

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三晋地处"异质文化"交汇地带,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和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三晋地区便出现了《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以及坚持"书法不隐"的"良史"董狐。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较快,以史论事,撰述记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者,为数不少。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5世纪中后期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史学人才大多以家族的形态出现,家族性习史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公元2～6世纪东西方服饰比较研究

分别介绍了公元2～4世纪和公元4～6世纪东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代表服饰,以及相应的文化历史背景.对比东西方服饰的款式、面料、色彩、以及功能性,分析了东西方服饰文化的差异,结果表明东西方服饰发展开始分离的萌芽期是在公元2～6世纪;东方服饰等级制度要比西方早1000余年.认为功能性是这一时期服装的特点,也是服装的发展方向之一.

再论4～6世纪高昌奉行的年号

本文认为,4～6世纪高昌奉行的若干年号存有歧议。故对前凉奉行的年号、前秦后秦之间的年号、哈喇和卓TKM96号基出土的“龙兴□年宋泮妻翟氏衣物疏”其年号是龙兴还是龙昇、关于缘禾与建平年号诸问题,依据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6—8世纪中国疫灾的时空特征及鼠疫流行

为探究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公元541-750年)中国的瘟疫流行状况,基于《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和最新获得资料,编制6-8世纪中国疫灾简略年表,对6-8世纪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中国腺鼠疫流行的可能性,以及中国与中亚、欧洲鼠疫互传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6-8世纪中国处于魏晋南北朝疫灾高峰期的后期和唐代疫灾低谷期的前期,总体上属于疫灾偏少时期;该时期瘟疫总体上主要在春、夏季流行,大瘟疫则多发生于夏、秋、冬季;十年尺度上的疫灾频度总体趋于下降,十年疫灾频度指数和十年疫灾等级指数均存在280 a、100 a、50 a的波动周期.2)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就有了鼠疫记载,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恶核”“虏疮”“流肿”“暍病”“苦头痛”等称谓,都是对腺鼠疫某个方面症状的描述,其间中国境内肯定有腺鼠疫流行.3)世界范围内鼠疫的发生具有多源性,中亚地区是古老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中国的鼠疫主要由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输入,首当其冲的中国西北是6-8世纪鼠疫流行最频繁的地区.

公元3—6世纪河洛地区疫灾及其伴生特征概述

公元3—6世纪,河洛地区共有26个年份发生了疫病灾害。从时间分布上看,疫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集中暴发特征:一是历史时期疫灾集中暴发。公元3世纪是河洛地区疫灾高发阶段,共有13个年份出现疫情,占疫灾总年份的1/2;公元4世纪是河洛地区疫灾多发阶段,共有8个年份出现疫情,占疫灾总年份的近1/3;公元5—6世纪是河洛地区疫灾低发阶段,共有5个年份出现疫情,约占疫灾总年份的1/5。二是冬春季节疫灾集中暴发。疫灾发生于冬春时节约占57%,发生于夏秋时期约占43%。公元3—6世纪的疫灾不仅与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伴生,还会与牛、马等畜疫伴生,人为的战争与饥荒往往会给疫情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