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盛会学术的“盛宴”--史记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综述

由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主办的史记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于2023年11月11—12日在陕西咸阳成功举办,98名专家学者参加。这是三年新冠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史记》研讨会,会前征集论文编辑出版了《史记论丛》第19集,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史记学文化中心,对于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推进《史记》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次创新的盛会,学术的“盛宴”。

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的评点方式及评点话语——以十二本纪为中心

清代程馀庆编撰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汇集诸家评论,断以己意,对《史记》一百三十篇逐篇评注,其评点方式有三种,分别是眉批、夹注、总评。眉批、夹注与总评互为补充、相互呼应,构成了立体的、作用不同的文本评论体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的眉批、夹注、总评中对《史记》的作文之法有说明,最能突显《史记》作文之法的评点话语主要出现在每一篇的夹注与总评中。这些评点话语出现频率高,涉及文章的脉络之法、结构之法、曲折之法、详略之法、序法等方面。

有为而作,探本求真——读可永雪先生《〈史记〉人物论》《〈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

《〈史记〉人物论》《〈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是可永雪老师新出版的两部研究《史记》人物的专著,两书是可老师人物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有内在的关联。前者是《史记》人物的品评,客观、全面、深刻,因“有感而发”成为“有为而作”。后者探讨《史记》文学成就的溯源,通过典型案例的比勘、分析,探索司马迁对原材料的加工,《史》文渊源一目了然,是《史记》研究的新尝试,可谓“探本求真”。

中国史志目录研究综述(1949—2000年)

史志目录始创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它的价值在于记书籍之存佚,考学术之源流,可“备为政为学之参考”。随着史志目录编撰体例的不断完善,历代图书的编撰、传刻、聚散及学者们的品评等更多信息被著录其中,悠久而恢宏的古代图书事业与学术考据的发展历程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国关于史志目录的研究从未间断,该文检索并整理了1949—2000年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了解其研究特点与不足。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约出版研究专著19部,编撰或收录史志目录丛书11部,发表期刊论文185篇,相比20世纪前半叶,该时期的研究更加侧重对历代艺文志的考证订补,总的来说,路径更广,成果更加丰富,为后学的专精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科举视域下的《史记评林》

《史记评林》是明万历时期凌稚隆编纂的《史记》辑评之书,它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带有很多科举用书的特征:首先,辑评体是在科举制度推动下产生并流行于明代中晚期的书籍编纂体例;其次,此书收录的评家身份具有吸引士子的广告效应;再次,书中评语能够给科场文章的撰写提供帮助。此外,书名中的制举用书特征以及问世之后的畅销程度也可佐证它与明代科举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意、法、神的融合——汤谐《史记半解》评析

清代汤谐的《史记半解》,选录了《史记》原文68篇进行点评。汤谐的《史记》评点理论主张是意、法、神三者的融合。他认为'文章之道有三:曰意,曰法,曰神。意之本在识,识高则意高;法之本在心,心细则法细;神之本在养,养到则神到。'评点者以此为出发点,对每篇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评点,大到整个文章布局,小到遣词造句,甚至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都能深入挖掘,一步一步引导读者进入《史记》的世界。《史记半解》对于意、法、神的提出,虽然针对《史记》而论,但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对于后来的古文家产生了影响。《史记半解》对前人的评点有继承,又有发展,对于后来的《史记》评点,也具有一定影响。

《史记》修订本平议

中华书局2013年推出的《史记》修订本学术质量显著提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同时,作为新学术平台的修订本也有一些存疑之处,如对有争议之处的改动、对点校本的修改、校勘记存疑之处、修订后正文与注不统一、异文宜出校而未出、标点可商之处、存在的排印问题等方面,讨论这些存疑并进行科学评判和合理解释,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修订本的学术质量。

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

南朝至陈 ,已是一个完全南方色彩的朝代。陈朝疆域变迁颇为复杂 ,太建七、八年时疆域最盛 ,太建十一年后划江为界。陈朝政区建置多有变更 ,以最后之祯明二年底为断 ,可考者凡 43州 ,1 45郡 ,5 79县。又目前讨论陈朝的疆域与政区 ,较原始的资料首推《隋书·地理志》 ;可参考的后人补志及研究成果虽有多种 ,但却存在着不少问题。

试谈支格阿鲁相关古籍文献及其它的收集整理

远古彝族英雄支格阿鲁相关古籍文献及其他文物、古迹等文化丰富多彩,是彝族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支格阿鲁相关历史、谱牒、史诗文本、神话故事等文献及其他古迹文化的收集整理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亟待进一步地收集整理,应进行整合各地区支格阿鲁史诗版本、影像手段的收集整理、相关文物古迹的收集整理这三方面的工作。

《史记》评点与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

《史记》评点全面介入到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并对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明清时代的《史记》评点确立了《史记》的文章原典地位,使《史记》不仅成为古今文章渊薮,而且成为文章法度的准绳和标尺。方苞等人对《史记》义例的阐释使之转换为文章通则,但也隐含着文章世俗化的可能。章学诚以六经皆史的命题抵抗文章天下的观念,抵抗与之相伴随的越来越沉溺于文牍主义陷阱的政治实践,对文道关系这一明清文章学观念作出全新的阐释。

圆明园收藏及流失海外文物数量别论

圆明园在劫掠和焚毁前究竟有多少件文物?之后又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并未作这样明确的区分,只是笼统地宣称有150万件之多,而且众口一词,似为定论。学者相信,圆明园有专门记载所藏文物数量、名称等信息的陈设清册,可能在英军焚园时一同销毁,也有可能遗失后毁弃,所以今人无法知道文物的确切数量。不过,相关史料证明,圆明园文物是与紫禁城文物一并记录的,清廷并未建有独立成册的圆明园陈设清册,这似乎即是专家学者多年来苦苦寻觅圆明园清册而不可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与清宫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功能的比较,与清漪、静明、静宜三园所藏文物数量的比较,与清宫陈设物品的密度的比较,可以肯定,学界估算的圆明三园陈设物品的数量是不可信的。

石渠阁: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及其沿革再考——兼探析司马迁在此地编撰《史记》

汉高祖7年(前200)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未央宫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的石渠阁(与东面的天禄阁大体平行)为西汉时代的“王朝中央档案馆、皇家藏书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多位群贤司马迁、杨雄等先后工作、探究、“校书著述”于此地,并利用其丰富的档案及图书资料编撰了众多经典文献,其中“史家之绝唱”《史记》也诞生于此;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时为图书档案馆建筑一伟大之创举,也为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之“创新性”见证!调研后,有纠错足立喜六观点:“沧池”应在“台地(前殿)”西南;且有补充内容:考古图中所注“马家寨”应为“东马寨”,西边对称位置有“西马寨”;石渠阁毁于王莽末年之兵火中;石渠阁“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发现有“大泉五十背面笵”等文物,待进一步考证——此乃一重大发现之探讨!该背笵呈红色,阴文。并对司马迁在此地所编撰的《史记》进行了探析。

《史记评林》上栏内容浅论

凌稚隆《史记评林》一书正文部分的上栏汇集了历代《史记》研究者对《史记》的评论和阐发,有助于对史文、史实的理解,也可借以考察历代《史记》研究的概况,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同时,上栏也包括许多凌稚隆对《史记》的研究、阐述,可以考见凌氏的史记研究情况。

王有宗《分段详注评点史记菁华录》音注韵母“例外字”试解

王有宗的《分段详注评点史记菁华录》是研读《史记》的重要参考资料。王文中的音注共计1036个,这是分析王氏注音系统的重要材料。文章采用统计法,穷尽式考察了王氏注音字的韵母,与《广韵》音、北京音等进行比较,并辅以文献资料参证,重点讨论王氏的音注中被注字与注音字韵母不同者,发现王氏的注音保留了民国时期珍贵的杭州方言材料,对杭州方言及杭州方言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浅论《史记辞典》对《史记》词汇的失收问题——以“侵”字头词汇为例

研究《史记》专书词汇,可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该专书所处时代的语言词汇面貌,也能为编纂专书辞典提供丰富的资料。将《史记》文本词汇与其专书辞典《史记辞典》比勘,可发现该辞书在编纂时较全面地收录了《史记》词汇,但亦存在一些可商榷的问题,如词条失收、词义漏收等。文章以《史记》中"侵"字头词汇为例,浅论《史记辞典》对《史记》词汇失收、漏收的情况。

儒生、封禅和泰山文化记忆的形塑

封禅作为秦汉政治生活里的一件大事,汉武帝和儒生所预期的目的是不同的。随着汉武帝借助封禅追求长生的失败,封禅的意义发生了转化,越来越与儒生的文化记忆叠合,而固定在泰山这一物质性标志中。泰山由此成为民族圣地,它背负着同时隐蔽了个体性的信仰创伤,这将长期影响中国文化。

《老子》其书作者刍议

老子并非姓李名耳 ,《老子》其书的作者为春秋末期的老聃 ,老莱子、太史儋与《老子》一书并无干系。郭沂提出的楚简《老子》的作者是老聃 ,今本《老子》

论明清《史记》评点与小说评点的互济为用

明清小说评点萌兴于繁盛的《史记》评点背景下,其产生之初不得不借鉴此时期较为成熟的《史记》评点。以李贽为标志,文人逐渐参与到小说评点之中,拟《史记》评点成为小说评点的风潮。以吴见思《史记论文》为标志,《史记》评点开始借鉴小说评点,形成《史记》评点与小说评点互济为用的面貌。这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文体地位与艺术水准,另一方面深化了《史记》的文本解读内容,进一步推进了其经典化传播与接受。在科举背景下,《史记》评点与小说评点的互济为用助力推动了士人们对文法的学习与对中国传统文章学理论的建构。

论《史记》论赞对法家的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法家思想以及法家人物的评价非常明显。他在《史记》论赞中的对法家思想、人物以及行事的评价,蕴含了自己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即支持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管理模式、提倡简约宽缓的法令条文、向往醇厚朴实的社会状态;对法家思想具有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双重思想倾向。通过对执法者个人命运的关注凸显自己鲜明的道德评价视角,折射出司马迁作为一位儒、道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对法家学说复杂而矛盾的态度。

“整齐世传”:司马迁对史料的剪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在参阅大量古文献典籍资料与口述资料等史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剪裁、镕铸、提炼加工而成。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在注释和评论《史记》的过程中,对于《史记》与其原始材料的关系做过诸多研究和探讨。2009年,北大汉简《赵正书》的出现及其在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上与《史记》有较大差异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结合《赵正书》与《史记》在相关历史事件记载上的对比,考察司马迁对旧史料的“整齐”情况,从而更为客观地看待与理解其“实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