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政府统计研究

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包含丰富的统计数据,涵盖户籍人口、赋税徭役、军情战报、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我国古代政府统计演变历程极为宝贵的史料基础。为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本文基于对《资治通鉴》中统计活动、统计数据、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的细致钩沉与深入解读,聚焦典型案例,突出数据治理,从政府统计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政府统计的主要内容,以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等三个部分对五代及以前时期我国政府统计的状况加以刻画与总结。研究发现:我国古代政府统计起步时间早,渐趋成熟和稳定;统计工作历来备受重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和相关决策的重要基础;统计造假问题时有发生,防范和惩处力度较大;统计数据的收集利用程度与经济社会状况高度相关;统计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专门的统计问题研究较为欠缺。

王船山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工具理性及现代启示——以《读通鉴论》为文本

《读通鉴论》集中体现了船山对国家政治治理的伦理思考。"生民之生死"是其基本的政治伦理诉求,而"严以治吏"之吏治论、"德法并举"之治国论是其实现政治伦理诉求之工具理性选择。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改革实践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差异、地名差异、官职差异、人名差异、数量差异等几个方面。时间差异包括同年月不同日、同年不同月、年份差异;地名差异有形近字异、形近而讹、方位差异;官职与人名的差异既有司马光纠正正史者、难以判断者,也有《资治通鉴》失误者;数量差异则有形近而异、错漏衍文,也有难以判断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司马光改正不少正史错误,但确实也有疏漏失误之处。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有相当一部分差异至今已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了。因此,无论在引用正史资料,还是引用《资治通鉴》资料之时,都有必要加以仔细甄别,以防以讹传讹。

《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

本文着重研讨了《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史源问题。《资治通鉴》在抄录、删削、改编《三国志》史料过程中,基本忠实于原始史料,其中不乏极其精到的概括,然而也存在不少错失。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

本文通过对史炤反切与《广韵》、胡三省音切异同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宋代四川方言语音演变的四个方面：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韵尾混并。这些音变现象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共同语语音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

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指出 :《纲目》从未以《通鉴节》作为书名 ;朱熹确定凡例以后 ,即将纲与目交门人分头编撰 ,自己担任主编 ,负责统稿 ,并承担部分撰写工作 ;至迟在乾道五年 ,《纲目》已进入编撰 ,初稿成于淳熙二年 ;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淳熙四、五两年 ,此后仅作过少量的零星修改 ;朱熹去世前 ,曾托门人赵师渊再度修订《纲目》 ,但没有完成 ;现存凡例和朱熹八书不宜轻易否定 ;《纲目》系出于众手的未定之稿 。

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以后,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无形中走出了一条道路。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却一直不加理会,本文拟就这些方面作些初步探索,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历史叙事的编码与布局——《资治通鉴》对三国历史的叙述

在对于三国历史的叙述中,《资治通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它为三国历史厘定了时间顺序和叙事框架,编织了三国历史的叙事脉络,确定了三国历史的叙事焦点,它直接提供了长篇叙述三国历史的叙事经验,对《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有着重要意义。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 )是继《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 ,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漫长演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它对上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 ,兼采其长而出之以编年 ,对下影响到“说三分”与《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在思维方式、材料整合、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观念等史传与小说相通方面《资治通鉴》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独特作用。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本文旨在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以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一二。

《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但它也存在些许错误,或是疏失所致,或与编年体史书的编纂体例有关,有关突厥的记载失误即可说明。同时,《资治通鉴考异》也存在错误。

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代表作。其学术主题是阐明"经世史学"的基本形式,精神主题是爱国主义,为"经世史学"提供了现代范本。陈垣先生以"考据"为基础的"陈古证今"之作与"影射史学"有本质的区别。

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考述

本文以俄、中、英藏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为中心,对其版本、刊刻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俄、中、英藏《纲目》版式皆为半叶10行16字,小字双行22字,四周双边,中乌丝栏,细黑口,有鱼尾。且俄、英两地所藏残片部分可拼合,故三地所藏残片似为同一版本。宋元版《纲目》除八行本、十行本两个主要系统外,另有十一行本、十二行本传世,黑水城本与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同属十行本系统。二者虽非同皈,怛版式基本吻合,应同出一源或互为底本。又,黑水城本有误字且个别字未用正字,因此黑水域本《纲目》可能是在南宋至元末间刊刻于书坊的一个版本。此外,笔者还对三地所藏残片的内容进行核查,制成"残片定位表"并将分属卷二一第十六、十七、十九、二十叶的残片缀合复原。

南宋《通鉴》注考论

南宋时期的《资治通鉴》注家注本可分为三类：以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为代表的《通鉴》专题注释，以《陆状元通鉴》等为代表的《通鉴》节本注释，和以史熠《资治通鉴释文》为代表的《通鉴》全书注释。这些早期注家的研究成果构成了“胡注”的直接渊源。

陈汉章批校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考述

陈汉章是近代著名经史学家,一生著作等身,遍及四部。批校本《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上有陈先生大量批校语。文章对其批校语略加考述分析。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熠《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可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一二。

宋元史学家胡三省及其《资治通鉴音注》版本

胡三省是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训诂学家和藏书家。由于《宋史》、《元史》无传,《宋元学案》也仅有百余字的小传,他的生平事迹和重要贡献长期被湮没,直至20世纪中期陈援庵先生作《通鉴胡注表微》,才使人们注意到胡三省的学术地位和胡注的学术价值。文章介绍了胡三省的生平,并对其《资治通鉴音注》的成书、版本和内容价值作一考述。

论史家对笔记史料价值与不足的认识及启发意义

笔记小说具备第一手资料的优势,但也因其或受记录者政治立场的影响,或因记录者认识能力的不足,或因传播途径的限制,造成相关叙述存在诸多缺失,因此如何辩证地看待笔记史料的价值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合理地加以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南宋史家李焘在历史撰述中对笔记史料的运用及其相关历史认识可以视作典范,对其成功经验进行必要的总结,可以为后人进行历史研究时对笔记史料正确地加以运用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