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iterature journals”说开去——兼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抗战文学期刊诸问题

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词语的英译入手,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一大背景,进行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性意义。抗战文学期刊除具有文学意义之外,还拥有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等跨学科的研究价值。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为切入点,可以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所载谢汝铨译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考论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在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了久保天随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由时任该报主笔的谢汝铨根据1904年早稻田大学出版社版本翻译而成。谢汝铨的翻译在字句上基本能够遵循原著,但由于报刊连载的篇幅与周期限制,译文在结构和内容上与原著有所不同。久保天随及当时日本汉学界的文学观念对谢汝铨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其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谢汝铨的翻译可以视作近代知识分子试图将西方文学研究观念与保存推广传统文学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重写文学史”浪潮的先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创新与局限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始终是学界探讨研究的重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按照政治与历史视角分割文学史的旧格局,它以文学现代化为内核,关注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极具启蒙主义的光辉。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存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概括不恰当、对现代化的认知不准确等问题,应当以辩证的眼光进行看待与修正。

“世界”作为方法:对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英文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翼。论文以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张英进、邓腾克、罗鹏等人主编的四部文学史为例,探讨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排、方法论、文学史观等方面与大陆文学史的互动与互鉴。认为英语世界的“元历史”叙事的“异质性”与“非连续性”对“正史”的解构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域外视点的包容与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主体性的追寻紧密镶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中辨伪存真,“复线的历史”将给予我们接近文学史多重面相的契机。同时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建构既要建立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又要回到中国文学本身内在的心灵关照与文学史的诗性特质,唯有如此才有融入与引领世界对话的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史料运用服务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教师应以核心问题为导向,选择多种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恰当地使用传记材料,注重辨析作品的版本差异,以此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重建作家与作品的深度关联,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文献材料的选用绝非仅是对教材文学史观的重复论证,还是对既有文学史认知的延伸。教师运用史料应有自觉意识,明确史料运用的前提与限度。由此,教师可摆脱传统文学史教学过度注重知识灌输的泥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学术探索热情,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场感”“立体化”与“流动性”——重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包含大量具体的地理空间单位,这一方面增添了文学史的“现场感”,另一方面又在文本内外共同构筑了多元、丰富、立体的“中国文学地图”想象。同时,书中的中国文学或“文学中国”又是时时处于世界文学流动过程之中的,这种流动性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复杂面貌,也透露出吴福辉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此外,书中大量的插图、表格等也可视为文学空间与“文学地图”的形式化延伸。

PBL+TBL协同教学模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

当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其中,问题式PBL与合作式TBL教学法备受关注,但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文章将结合二者的优势,尝试将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中,以期为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

seminar教学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

seminar教学法强调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地位,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或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发展提供新方向。从seminar教学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实施和成效两方面入手,对seminar教学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作了初步的探索。

以“福柯”作为方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理念及反思

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颇具标志性意义的文学史著述。西方现代思想的理性化体现在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现代性的历史观强调运用科学理性发现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福柯反对“大写历史”的一元论、因果论与线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非理性化、非中心化、非精英化,其考古学方法呈现历史的偶然性。该书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尤其是福柯理论的影响,编撰者在异质性空间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完成对文学史“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书写,以谱系学方法探讨文学史的“来源”与“知识”,体现了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影响的文学史观念与实践。《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星丛”式的编年体例,以时间序列构建历史脉络,以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书写方法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具有文学史观念革命及其体例实验的价值,其历史理念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非对福柯理念的简单套用。

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基本问题和提升策略——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为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虽取得了明显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进展、走向新高度、达到新境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为实现此目标,我们必须克服“重文学创作史,轻文学研究史”,认为学术史研究是“二道贩子”、是“第二等学问”的思想和心态,充分认识到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必须全面把握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必须准确认识学科史、学术史的功能定位和基本问题;必须深入探讨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提升策略。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李洁非:“转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寻

作为一位多栖的著名文化学者和学院派作家,40年来,李洁非在写作上始终坚持将学术与创作融为一体,并经历了一个“由文入史”而“文史融通”转变。在此期间,李洁非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开辟新的研究阵地,通过自我转型的方式来持续推进自己对于“转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学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寻找历史发展的秘密,更深层次地探究中国式发展的文化基石。同时,他还以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进行写作,反哺着行进中的当代社会,在学者、作家中独树一帜。

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将党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在阐述党史教育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入挖掘党史教育元素,聚焦两大主题;加强教师党史学习教育,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努力做到三个完善;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打造三个课堂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实施路径。

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评述的继承与新变

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继承了传统诗文批评对陶渊明的叙述与评价,相关的评述基本都从传统论著中继承而来。文学革命思潮兴起后,对陶渊明的叙述与评价发生了新变,陶渊明成为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代表,对陶渊明的评述有了新角度、新理论。文学史中的陶渊明评述对中国传统诗文批评有继承又有突破,文学革命思潮影响下的陶渊明评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外来理论为陶渊明的评述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

我们应该怎样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们认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清理与正名。我们倡扬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 ,去追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 ;反对“混合主义”、“新左派”和“后现代”的治史态度 ,反对庸俗的技术主义。在文学史的分期上既不硬套政治文件的结论 ,也不忽视政治变迁对文学的制约 ;应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写 ,以求获取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效的发言权 ;对一系列的关键词重新清理和厘定。我们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视野 ,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

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时间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概念,而总是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内容。文学史的发展与时代社会的段落相衔接,有时又不相衔接,其时间划分主要不依据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主要依据文学自身的发展特点。"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从客观的自然时间作限定,能够解决文学本身意义的多元共生问题,打破之前政治话语或西方理论在文学史建构中主导一切、定于一尊的局面,有助于从全新视角审视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整体构架。但是,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对附着在文学史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意义摆脱时,其自身亦进入到一种矛盾和焦虑之中。

论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性

中国近代文学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类型,它具有自己的本位性,表现为变动不居、价值多元、内在的紧张与冲突、探索与创造等特征。近代翻译文学是中国近代的本位性文学。确立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观对中国文学通史具有关键性意义。

“现代文学”,还是“民国文学”?

保护与开发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民国文学"这一看似陌生的概念,而"民国文学"这一概念,也十分有必要郑重地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中予以提出,并加以讨论。"民国文学"相较于"现代文学",因其研究对象更为多元,时间范畴尤为明确,其所具有的强大的包容性和明确的边际性,不仅可以与"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保护与开发呼应起来,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这一概念在学界内外的浮出水面,以及逐渐被关注,乃至被接受,应是一种可预期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