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拷贝”中国: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好莱坞越发重视其影视作品的国际性,把别国的题材为其所用,同时获取商业与文化利益的双赢。动画片《花木兰》和《功夫熊猫》充分体现了好莱坞这一国际性创作理念。这两部影片都在中国元素外衣的包装下,植入了美式观念,形成了东方取向与价值观的共谋。二者的共谋是好莱坞近年来"拷贝"中国的一种模式。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

经典的游戏性接受:以宋人对杜甫诗歌的戏仿为中心

相较西方文艺传统对"戏仿"理论的丰富论述与建构,中国传统文论对游戏性写作相对较为轻视。本文以宋人戏仿杜诗为例,尝试探讨古典诗歌写作中的戏仿现象及其在经典接受过程中的意义。伴随杜甫在宋代的经典化,宋代诗人戏仿杜诗的现象亦随之增多。杜诗作为经典文本所具有的知名性及公共性特征、作品的风格化及个性化,成为宋人戏仿杜诗的基础,并在戏仿行为中得到印证。苏轼《续丽人行》是杜诗接受史上值得关注的个案。苏轼故意违背"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古典阐释学原则,对杜甫《丽人行》一诗进行"误读",并在续诗中对杜甫形象予以"重构"。对经典的戏仿与"嘲谑""讹语影带"等历史悠久的娱乐传统相关。娱乐需求转化了文本的功能,使经典在文学传承的谱系之外,拥有了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社会舆论等更广泛领域内的生命力。

白族民间文学中龙女形象地域性解析

白族民间文学中有很多以龙女为主人公的故事,以洱源、鹤庆、大理三地的龙女故事为样本展开分析,梳理其不同的形象特征,三地龙女形象既具有"地位高贵""外貌美丽""性格善良"的共性,也分别形成了"神性""落难""施恩"与"报恩"的特征,表征着不同的地域特征与文化传统,寄托了当时社会的情感追求与理想愿望。

《潜夫论》《说苑》中神话的历史化与谶纬化

王符的《潜夫论》和刘向的《说苑》记载了三皇五帝与天地的神话传说,继儒家将神话历史化和汉代的历史神话化以后,形成神话历史的谶纬化与历史神话化的矛盾与相互融合的新的神话状态,于是神仙说、神话、谶纬开始合流,神和仙与迷信也逐步一体,理论系统随之形成。政治思想是这种文化状态形成的主要方式原因。刘向、刘歆的五德说是王符著作的思想贯穿与展开的基础。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赋

谶纬包罗繁富,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必读书。它推动了赋的繁荣。谶纬的五德历史观是赋家颂扬君命天授的最有力工具。谶纬的祥瑞之象是赋家歌功颂德的最佳材料。赋家还广泛吸收借鉴了谶纬中的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谶纬的想象丰富、语言精美还影响到赋的奇丽之美。

太原多福寺明代壁画贵妇服饰元素的借鉴与运用

根据对太原多福寺明代壁画贵妇服饰中的传统元素加以提炼,通过对其造型、图案、色彩、面料等元素进行改良创新及运用,反映了现代服装设计中明代服饰元素的款式造型异化性、图案装饰时尚性、色彩对比和谐性、面料运用综合性的特点,以期加深对明代服饰的多元性、民族性及艺术性的理解,获得现代服装设计与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之间存在的契合点。

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的空间性比较

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在创作思想与艺术思维等方面颇有渊源,也因之具有比较分析的价值,可以从艺术表现之空间性寻绎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的空间性及其蕴含的创作思想。从空间视角看,六朝造物艺术较多采用散点透视法而咏物赋则聚焦于中心物象。就空间结构而言,二者较为接近,主要通过小中见大的点睛之笔传递创作主体对艺术的感悟和人生体验。在空间层次表现方面,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都通过虚实相交的方式有层次地表达文艺作品的艺术性空间。虽然技艺形式的表现不尽相同,但皆善于经营处理“有无相生”的关系,而追求“以形传神”的艺术效果。

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在《离骚》、《高唐赋》“高丘”研究中的意义

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的地理位置可能在江汉流域北部的筑水流域,与《离骚》、《高唐赋》＂高丘＂同在江汉流域。《离骚》、《高唐赋》＂高丘＂是《山海经》＂帝女神话＂向＂瑶姬神话＂演变过程中缘于＂江汉流域＂地域背景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地域属性的神话元素,而包山楚简卜筮简＂高丘＂则是《离骚》、《高唐赋》＂高丘＂神话形象的＂原型＂。

神女赋系列作品在魏晋发展状况研究

神女赋系列作品是魏晋文学的一重要类型和题材,内容主要是描写神女之美和人神相恋之情。魏晋时代思想多元、精神自由,人们关注自我、重视情感,这些时代特色为神女赋系列作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神女赋在魏晋被广为接受,向着雅、俗两方面发展,出现洛神赋、艳情赋和一系列人神艳遇的传说故事。

悲剧意识与杜甫卜居创作的思想蕴涵

悲剧意识是人对现实悲剧性的理性把握,在暴露困境的同时又加以弥合,最终指向正面价值的建构。《楚辞·卜居》开启了士人借卜居寄托情志、表现悲剧意识的文学传统。杜甫自华州弃官而流离陇蜀,在悲世与藏身的主题上兴起强烈的悲剧意识,草堂以幽僻之地、懒拙之人、诗酒之乐等鲜明特征安顿其漂泊生命,成为消释现实悲剧感的诗意象征。缘于"国身通一"的仁者精神,杜甫并不能安居草堂彻底解决其精神生命的最终安顿,而以"一世之羁人"的形象,在穷愁漂泊的悲剧命运中展现出士人造次颠沛不违仁的悲剧精神。士人"游"与"居"的生存悖论,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悲剧意识的重要窗口。

宋玉辞赋中的礼学思想——以《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为例

楚国浓厚的礼乐文化氛围与礼制森严的宫廷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宋玉的文学创作。其《神女赋》对楚王与神女相遇的描写体现出作者"发而皆中节"的"尚和"观以及对中庸之道的追求,《登徒子好色赋》一文对美的定量则包含了礼乐文化中"中和之美"的美学范式,也体现出宋玉辞赋所蕴含的尚和、尚中的礼学思想。

西汉墓出土之《神乌赋》研究三题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1993年西汉墓室出土的《神乌赋》是20世纪辞赋文学考古的最重大发现。《神乌赋》所包含的意象和思想十分丰富,其主题是多面的。《神乌赋》的发现毫无疑义地证明俗赋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存在,将俗赋的出现提前了数百年至一千年。《神乌赋》反映了中国固有的赞美女性牺牲精神的传统,或者是男性尽在不言中的一厢情愿。其真正不凡的意义在于女性角色可见度远远超过男性,并且对女性赋予强有力的自主能动性。

严歌苓笔下王葡萄和扶桑人物形象探究

通过分析严歌苓代表作《第九个寡妇》和《扶桑》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和扶桑,从动物般惊人的原始生命力、缺乏性别意识的强大苦难承受力、地母般耀眼的神性光辉三方面比较研究她们多层次和丰富的文本形象,感受特殊年代风雨飘摇中的两位女性独特魅力,以期对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做进一步的探索。

京房纳甲筮法的哲学思想探索

纳甲筮法是汉代象数易学家京房易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古老的《易经》中大衍筮法的重大突破,它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观察事物,解决问题。它体现了京房易学的思维模式特点。本文拟对其易学体系中纳甲筮法内容与含义从理论和卦例角度加以论证,阐明纳甲筮法的思维模式特点及其内在的深刻哲学思想。

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初探

《神乌赋》的发现，一、改变了人们认为赋这种文体十分贵族化，乃文人雅士所专有的观念，证明除了那些雅赋之外，还有另一种俗赋存在；二、隐现了自汉至唐俗赋这一潜流的血脉；三、提醒我们注意俗赋在推动叙事文学发展上的作用——特别是它的故事性。

《神女赋》的作者归属问题探讨

对于《神女赋》的作者归属问题众说纷纭,或言张华,或言张敏,本文针对今人马鸿雁《张华集校注》将《神女赋》归入张华集而作,立足于《神女赋》之文本,重点从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两个方面着手,通过与张华、张敏诸作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将《神女赋》归于张敏著作更为妥帖。

论谶纬学说的文学价值

谶纬学说所体现出的文学理论 :天人相应的物感说、引事见世的反映论、咏怀言志的主情性以及神采飞扬的想象等 ,是汉代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 ,直接影响到汉赋的内容、艺术形式、美学特征 ,并促进了小赋体式的形成 ,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学价值。

东方朔的星占谏政及其阴阳图纬之学探微——以《泰阶六符》和三台星占话语为中心

东方朔运用《泰阶六符》谏政之事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三台星占话语对汉代政治生活的干预功能,而且将具有浓厚星占色彩的早期谶纬形态的出现时间提前至西汉中期。东方朔的星占图纬素养受益于齐地流行的社会思潮,其“泰阶之谏”的名人效应,促进了后世对三台六符星象的持续解读。该话语个案折射出星占与谶纬思潮之间复杂的离合消长关系,“泰阶平”所寄托的社会理想也积淀为中古时期的文化传统。

近三十年黑水城出土符占秘术文书研究回顾与展望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黑水城符占秘术文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文书的范围界定、数量统计、性质甄别、录文介绍、考释缀合、年代断定和基于文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七个方面入手,回顾和评述目前相关研究成果的贡献和不足,展望与阐述未来研究的思路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