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体变革的知识化方案——基于清末民初“国民必读”类读本的历史观察

本文将清末民初“公教育”架构下出现的各类不同国民/公民读本还置于它们原初的历史脉络中,讨论了有关近代国家政体变革的早期知识化与普及方案。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类不同目标在近代中国作育国民的“公教育”方案中皆有体现,从县、省到朝廷相应组织编纂的各类国民/公民读本各有脉络,它们对近代国家转型的政体变革方案进行知识化的路径也并不一致:有的侧重政治认同,有的则偏向参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常识。从清末至民初政体变革与国民教育的发展来看,近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化是在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两个框架下展开的,在新的三级制学堂体制内走向了普及化与专业化,在旧有的社会教化宣讲框架及日用类书出版传统中完成知识下渗与常识化。这与现代西方及明治日本主要由近代大学制度与政治学专业团体、期刊主导的政治学学科化有很大区别。这一历史脉络构成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本土语境。

“四史”宣传教育引领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不仅是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需要,更是推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正确履行职责使命的需要。新形势下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四史”宣传教育,要重视内容建设,开展宣传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工作思维方式;还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

以文化自觉为导向的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城市建设与规划史课程教学以文化自觉为导向,通过构建认知-理解-反思-自立的课程思政教学框架,结合古今中外城市建设史、城乡规划思想史两大教学板块,从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工匠精神、家国情怀等方面深挖课程思政元素,搭建了主干-支系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路径。运用多元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学习和继承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理解世界城市发展规律,践行行业职业精神,实现知识传授与育人同向同行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以为城乡规划专业相关理论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革命”的内涵与变形:一项全球思想史的考察

欧洲语境中的革命观念,最初只具有周期性地向过去的政治制度回归的特点。17世纪中期时,“革命”开始具有线性的、剧烈的政治变动的含义,逐渐接近“革命”的现代意涵。英国内战之后,革命观念日益世俗化,主宰革命的力量不再是上帝,而是理性和科学。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催生出体现了剧烈变动、总体性和普遍性的现代革命观念。海地革命的成功,赋予了革命观念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新的内涵。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考察革命观念的产生与变形,可以明确现代革命观念不只是欧洲的产物,也不只是产生于欧洲的革命观念全球传播的结果,它是源自欧洲的革命观念与不同地方因素彼此影响、相互成就的混合之物。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两种方法——从段忠桥教授与李佃来教授的争论说起

段忠桥教授与李佃来教授围绕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反映了国内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方法,即分析哲学的方法与思想史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还表现为它们被用于解读马克思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来看,在辨析概念的语义时,扩展概念所处语境的范围,承认概念自身的前史和多重面相,能够实现两种方法的相容。

汉初士人的精神历程

秦统一天下,将原秦国的政治-社会模式加诸六国,这与六国士人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秦以强力推行其文化政策,引起了士人阶层的普遍反对。反秦战争中,士人积极参与,对亡秦兴汉功莫大焉。然而,汉初,士人却多不见用。他们备感失落之余,却未沉沦,通过"为学"和"为客"两个途径,达成了自身的个体自觉,并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事功精神,完成了由"士人"向"士大夫"的过渡。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图绘公共行政学史——兼评何艳玲教授《公共行政学史》

公共行政所拥有的独特思路和具体性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要溯及公共行政自身历史。新著《公共行政学史》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采用将理论与行政实践联系的理论导向的叙事方式,对西方的公共行政历史脉络提出了新的解释视角。从公共行政学历史脉络的缘起、历史梳理的基本方式和结构等方面展开讨论,并以公共行政学史的历史脉络研究及其叙事方式为契机,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如何书写的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自己独立和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和叙述,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者们有待反思与推进的重要议题。而前现代的行政思想史是否应当由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去代写,这是一个更需要思考和有待讨论的问题。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政治史与思想史的互动——重探史华慈的史学研究

关于史华慈所从事的史学研究,一般认为有一个由政治史转向思想史的过程。但这种认识所带来的结果,是将其史学研究分为两橛,专就各自内在的研究理路进行探讨。事实上,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后来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路和叙述风格,而其思想史研究则进一步打开了政治史研究中提出的核心问题面向。史华慈这种打通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值得反思与借鉴。

从张扬到压抑:汉武官僚群体的精神历程

西汉中期 ,尤其是汉武帝时代 ,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奠基期 ,也是传统政治下官僚群体集体精神气质的形成时期。武帝时代的官僚群体 ,其精神气质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积极进取至消极压抑再至逍遥出世、自我放逐的历程 ;而这一历程 ,与专制政体密切相关 ,其对当时政治造成了积极或消极的结果。汉武官僚群体的精神气质 ,对后世官僚群体的精神气质及政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重振“三纲”? 对复古主义回潮的性别审视与历史批判

从社会性别和历史交叉视角出发,引入女性主义理论/方法,在对当代大陆新儒家领军人物蒋庆的"政治儒学"之"王道政治"、"弘扬三纲"、"安顿女性"等论说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其背后的学理、内在的逻辑和现实的效果,评估其对女性发展和社会公正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试图从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误区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批判,以期促进男女平等国策的推进和落实。

从“和”的角度重新审视王充的思想史意义

自章太炎、胡适等人给予极高的肯定性评价之后,在近代以来有关中国传统的诠释中,无论是哲学史、思想史还是文学史,王充似乎都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符号,王充在思想史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尤其是在浙江思想史领域,王充更是被视为浙学的开创者,被视为浙江学术思想开端。本文通过对"和"的观念的梳理,认为王充对于中国思想的核心范畴"和"的讨论,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说,基本上还是在汉代气化宇宙论的立场上展开的,并没有突破。因此,称王充为两汉魏晋思想的转折性人物,是不够妥当的。王充并没有像诠释的那样突出,他的视阈和理念并没有超出汉代思想史的范围。

日本战后环境思想史中的“政治经济学时代”

日本战后环境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的。回顾这段环境思想史其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均明显体现其时代特征。由于战后日本学术界开始环境问题研究时以马克思主义学者为起始且研究者大多具有良好的经济学背景加之日本学界的理论储备也集中于此所以自然会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环境思想研究中的第一代问题是同"政治经济学时代"相吻合的这便是日本马克思环境思想之开端。由此回顾并梳理日本战后作为马克思环境思想研究奠基的"政治经济学时代"对我国相关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公害频发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政治文化和民主的本土基础——中国现代思想家的一些思路

政治文化涉及“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范畴;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在如何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加强民主的本土基础方面,包括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内的不少中国现代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路为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启发。

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实践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也处于转型之中。对政治文化转型做历史与逻辑的思考,可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理性政治人"也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这将为我国政治文化民主化发展方向奠定基础,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历史与逻辑结论,即政治民主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的命运和前途。

近代知识分子、报刊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变革的演进

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成长更替与报刊大众传播媒介起伏及政治变革高低潮之间形成荣枯与共的波动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崛起之时就利用报刊作为宣传变革的工具和利器,新思想也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政治性报刊数量高峰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冲击力,为变革的发动、组织和影响制造了声势。随着变革的夭折、中心人物的退场,报刊数量骤减,变革又为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理念所取代。但是政治力量、报刊与政治变革之间的生成关系却延续下来,成为近代历史演进相互关联的主要因素。

民智与自由:中国政治传播现代转化的两种维度

言论自由思想至今仍然遭受着来自各种层面的误读,并对政治传播的秩序构建和有效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与发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政治传播现代转化的一系列思想特征与时代局限息息相关。儒家学说的崇智倾向为政治传播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可能,然而却在西方基于理性和权利的智识论和自由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下最终迷失了方向。由士大夫脱胎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成功扮演了公共舆论构建者的角色,却由于对于既有体制特性与文化状态的全盘否定而使自身无法成为足以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灵活游动的平衡力量。

试论党务公开

党务公开是世界各国政党建设的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党务公开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方位的转变和发展,也需要我们党实施党务公开。中共党务公开势在必行。

学术史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

在近代中国这一历史嬗变之际,学术转型的过程充满矛盾与曲折。对于学术近代转型这一宽泛的主题,可从学术史的视角进行探析:首先是从学术自身内在理路的变化来把握,具体为心学、实学、考据学、今文经学的脉承;其次是从学术转型由旧到新的具体变化来进行把握,具体为学术自身的价值自觉和自主性意识的萌生;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变革;学术内在结构的现代转换;学术生产机制的转轨和学术语言载体的显著变化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