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鬼子敢尔”论考

《世说新语·方正》第18条,陆机怒骂卢志“鬼子敢尔”,此事先见于《郭子》,但《郭子》的记载并无“鬼子敢尔”一语。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卢充幽婚”传闻释“鬼子”一词的来历,然而从“幽婚”到“鬼子”一语,其中的褒贬明显不同。“鬼子”一词带有强烈的贬义,与“幽婚”传闻对卢氏家族态度迥异,说明“幽婚”传闻不足以释“鬼子”一词之来历。与道教的关联使卢氏家族与鬼神之说产生联系,卢循的失败又使卢氏在南朝地位下降,影响了《世说新语》对卢志的书写。在众多传闻中,《世说新语》作者选择了“鬼子”一语,说明创作者通过细节表明感情态度的特点。此外,不同时期文献对“幽婚”传闻的不同态度,正反映出家族地位的变化对家族先人评价的影响。

“东床坦腹”与东晋政局——《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条的政治史解读

《世说新语》中关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婚姻佳话,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郗鉴择婿东床的时机与动因,暗含着对东晋政局的多方考量:一是联合王导,以北来流民帅的身份立足江左、稳固权力;二是与琅琊王氏形成军政联盟,内外呼应,以壮大武力外藩的军事实力;三是借助王羲之家族关系与宗教信仰,以拓展交游,经营政治资本;四是鉴于王羲之无心政事,可在复杂时局中从容进退、保全门户。郗、王联姻,当下可以安定政局,长远可以延续门户,同时也在客观上制衡了其他不轨门阀,从而维持了东晋朝廷较长时间的安宁稳定。

论《世说新语》与《诗品》之关系

六朝士人的文学创作与盛行的清谈活动有着密切联系,钟嵘出身于《易》《老》传家的颍川钟氏,其家学渊源与清谈内容的重合不仅使他参与清谈活动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且影响到了《诗品》的创作意图与体系建构。作为士人清谈活动的集大成之作,《世说新语》对《诗品》的影响可以看作清谈风尚对钟嵘创作影响的缩影,其品藻方式、批评范畴、审美取向都深深影响着《诗品》的成书。

《世说新语》在南宋的刊刻与区域流播

《世说新语》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关键在于南宋时期的刊刻及文人传播。学术界普遍关注《世说新语》在南宋时期的三次刊刻,即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淳熙十六年张■刻本,却忽略了张■刻本跋语中提及的“蜀本”。这四种刻本存在文本合流的现象,呈现出《世说新语》区域化传播不平衡的特征。刻本出现之初,《世说新语》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刊刻地江南、西蜀、潭州,出现了研究、注引、传播的文人群体,且彼此交游。其中,陆游身兼刊刻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游历遍及湘蜀、江南,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世说新语》钞刻嬗递时期,文坛大家和文人群体的积极参与,彰显出《世说》在南宋时期的流播面貌,在文学经典书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走向与超越:《世说新语》“类书性”新说

《世说新语》产生于类书尚未真正兴起的时代,与类书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至于齐梁类书勃兴,而类书两大显著的特征,又恰与该书“纂辑旧文”“分门隶事”的撰述方式暗相契合。宋人误将其视为类书或类书之滥觞,应即着眼于此。然而《世说新语》在类目划分上以精神为旨归,而类书则泥于外在物象;在纂辑旧文时既述且作,与类书述而不作的纂述方式也迥异其趣。一度走向类书,又驾类书而上之,《世说新语》纂述方式的成功,正是通过对类书性的超越而实现的。

阎尔梅诗歌中《世说新语》典故研究

明清之际著名遗民诗人阎尔梅在诗歌中使用了大量《世说新语》中的典故,抒发了自己的不屈之志、复杂难言的心境、对亲友的赞誉和对名山胜景的赞美,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明清易代之际与魏晋之际的时代背景有着相似之处,阎尔梅提倡“真诗”,崇尚真性情,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魏晋风度中率性自然、自由独立、热爱自然等精神也是一致的。

论《世说新语》童语与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的童语,展现出魏晋少年儿童迥异于其他朝代少年儿童的特征,即任诞放达、聪敏机辩、临危不乱和桀骜不驯。而《世说新语》中的少年儿童具备这些风度是受到当时社会背景、时代风气、选官制度以及家族教育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世说新语》诸葛家族人物形象考察

《世说新语》生动地记录了魏晋名士的言行,描写了他们的形神之美。书中记载的诸葛氏人物有诸葛亮、诸葛诞等人,诸葛家族人物的言行、品德体既有时代特征,亦有自身特色,值得全面关注与综合考察,由此可见《世说新语》写人艺术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争

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是魏晋玄学的主题。名教产生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原初意义上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以仁为内在旨归,在强调礼治的基础上,重视道德实践。经过后世神学化、纲常化的解释,名教慢慢脱离原有内涵,成为伪名教,逐渐走上与自然对立之路。《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越名教而任自然”实质是对伪名教的反抗,而不是真正脱离名教。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名教,归于名教仍是当时士人的主要思想。

人物品评与《世说新语》的叙事结构

《世说新语》以人物品评为主要叙事内容,并辐射到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名士风流,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志人小说。其"分类开放式"叙述结构,实际上是从36个不同的角度去品评人物,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世说新语》的叙事策略与叙事语言,在中外小说叙事史上都具有"革命性"意义,也是"世说体"历千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世说新语》与《红楼梦》的文化共性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文言笔记和白话长篇的两部代表作品,《世说新语》与《红楼梦》都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伟大经典,在思想、艺术乃至哲学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这种渊源形成了某种遥相呼应的文化共性。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空间结构与大观视角;以人为本与以情为主;艺术精神与形上品格;女性发现与女性崇拜。认识经典的超越性价值,应当具备从人本位、情本体、美本原三个方面阅读作品的能力,在文学鉴赏和研究中,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超越性阅读体验"。

《世说新语》之魏晋女性风尚论

古代女子在思想方面遵守无才便是德的操守,生活上顺从丈夫、严守妇德,附属于男子。但是成书于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却是另一番景象。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与以往对女性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相违背,在诸多方面展现出魏晋时期女性与众不同的风尚和独特的魅力。

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及影响

本文讨论了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情况及主要的研究形式。作者认为,明代《世说新语》的代表为王世懋和何良俊。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对《世说新语》的研究观点,确立了《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类叙事的体例规范;使正文与注的相互响应与补充成为《世说新语》类拟、续之作的典范;提出了对叙述文辞与所叙内容合乎社会规范的统一的关注。对《世说新语》的传播和明清的《世说新语》拟续之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人称代词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

《世说新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有"汝""尔""卿""子""乃"等五个。"汝"在句中主要作主语,且使用频率大大超过了"尔"。这个时期新出现了第二人称代词"卿",在句中主要作主语。第二人称代词"汝""子""乃"在句中均表单数语义,新出现了复数形式"汝等""汝辈""尔等""卿等""卿辈"等,"尔"和"卿"既可表单数语义,也可表复数语义。这一时期"汝"多表示对对方的告诫、责备和轻视,且"汝"多用于亲属关系中,"尔"则多用于君臣和上下级关系中。"卿"主要用于友好的场合中,但不仅仅用于表示对话者之间的亲爱的称呼,也有一些表示对对方的劝诫和责备。"乃"表尊敬的意味逐渐消失,多用于表示对对方轻微的责备或劝诫。

论魏晋人物美学的范畴与体系

兴起于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蕴涵了一个内容丰富、相对完足的审美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物美学观念的成熟。而在人物品评中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形""神""才""性""情""识""度""器""量"以及"清"、"通"、"简"、"远"等,则分别构成了魏晋人物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评价体系。这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中国饮食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以《世说新语》英译本为例

《世说新语》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负载词,因其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等特点,英译难度较大。基于此,通过解读马瑞志英译本《世说新语》饮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视角探究其对中国饮食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处理和应对,发现英译本较好地体现了三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此,在翻译中国饮食文化负载词时需注重语言规范性,提升文化可译性,确保交际适切性,从而提高英译水平,促进中国饮食文化的译介与传播。

异同与得失:《世说》与刘孝标《世说注》新论

《世说》分类逐条、精简记述魏晋名士的佳言趣事,《世说注》则是对它的补充注释,前者意在风流鉴赏,后者则考证其真实性,可见二者有好尚与体类之异。研读《世说注》1880条注释,其重点在集史传以叙身世,备异闻兼究虚实,间或解释字词与典故,可见刘孝标的作注意图,重在《世说》真人逸事的史传相关性与传闻可信度。故《世说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为近,而与汉儒训诂文辞音义、训释名物制度之传统相背远。《世说》采缀近代名贤相传佳话,旨在彰显风范,而又不避习语,口吻酷肖,刘注以注史体例注志人小说,着意备异征实,而轻忽字词训释,在增强《世说》史学征信力的同时,也部分背离了原著的好尚立意与秉笔倾向,并由此带来顾此失彼、反客为主与凭空发难的注书缺失。

再论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之价值

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学界论述虽不多,却颇有争议。文章通过对残卷发现经过、抄写时间、残卷分段、版本价值若何等几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世说新书》唐写本残卷当系唐代写本,或由日本学问僧抄写,后带回日本,藏于以古籍收藏闻名的京都东寺观智院。残卷本有五段,皆第六卷中内容,今所见罗振玉影印本当系其中四段,虽非完帙,但足以窥见唐以前十卷本《世说新语》之大体情况,故其版本价值实在宋本之上。

才绝与痴绝:晋人吟咏艺术发微

吟咏作为一种口头的诗学艺术,也从一个方面呈现了晋人的文采风流。以永嘉末年北方士人南渡为节点,晋人吟诗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以"洛生咏"为核心的北音吟咏,后期则是"洛生咏"南下,与南音之吟咏并存,各放异彩。北方的世家大族与南方土著世族在文化上的碰触、交流与融合在吟咏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在"洛生咏"已经绝响的时代,"洛生咏"作为晋人的口头诗学符号,已经凝结为一个美好的诗学典故,彰显着一种簪缨世家的贵族气质,成为一种风流潇洒的诗意生活的象征,一种旷达情怀的个体呈现方式。赏音、吟咏和作文,乃怡情养性、抒发情怀和表达心志的三种方式,它们是为艺术审美之主体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