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元稹诗三议

本文是对元稹诗歌创作、文集流布、道德评价等问题的全面论述,既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我们自己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白氏文集》“古体”与“古调诗”之关系

《白氏文集》卷11卷首体式标注之"古体",与同属感伤诗的卷9、卷10之"古调诗"是同体异名,均指五言古诗。《白氏文集》卷11卷首之所以标为"古体",而非此前诸卷所标之"古调诗"与《白氏长庆集》的实际编撰者元稹诗体分类观念和诗集编撰方式的新变有关。从元和中期开始,元稹就减少了讽谕寄兴作品的创作,与之相应,他在元和末年及长庆初编撰诗集时也不再使用"古讽"、"乐讽"和"律讽"等诗体名称。至长庆四年(824)编百卷《元氏长庆集》时,元稹则将以前创作的讽谕寄兴之作归入"古诗"和"乐府",将非讽谕题材的五言古诗归入"古体诗"和"伤悼诗"。基于同样的考虑,元稹在同年稍后编《白氏长庆集》时,就将白居易新近创作的感伤诗,且为五言古诗最后1卷的卷11,标为"古体",而非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编诗集时所用的"古调诗"。这不仅反映了元稹本人创作趣味和诗体分类方式的转移,与元和中期至长庆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诗创作题材的嬗变也是相合的。

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关系考论

对于“张王”与“元白”之间新乐府创作的关系,学界或以为元白曾影响张王,或以为张王曾影响元白。这两种认识都是缺少根据的。他们的新乐府创作年代不同,各自独立,风貌各异,彼此之间并无太多的联系。

新乐府名义辨析

“新乐府”一称,不仅在当时有其强烈的时代涵义,而且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定背景下更被赋予了特定的理解,因而其本来面目反渐趋模糊。时至今日,它已成为有待辨明的含混而复杂的概念。为厘清新乐府与元白诗派的成立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先对其名义作一界定。而对新乐府名义的辨析和界定,需要结合乐府诗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在唐代的新变),既要以元白等当事者的阐说为核心,同时又不能忽略对郭茂倩等后代乐府研究者意见的比照参考。所谓新乐府的“新”,需从四个方面的约定性上加以界定;从这四个方面的约定性上,可以将“新乐府”一称由最广至最狭划分为四个层次。

别集整理的失范之作——评《新编元稹集》

201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新编元稹集》,有学者对之评价甚高,但翻检该书之后,却发现校勘并不"精细",笺注并不"科学",引用可谓"广博"但过于芜杂,正误丝毫也不"谨严",编年"详"则有之而"实"则未必,而且,违背基本学术规范之处触目皆是。

《新诗歌集》与1920年代新诗的听觉诉求

1928年出版的赵元任《新诗歌集》,是一次将诗歌和音乐结合的大胆尝试。它们在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的同时,也将其极具感染力的音乐特性赋予了那些作为歌词的新诗作品;那些作品借助于曲调,同样给予接受者另一向度的听觉感受。这种诗与乐的结合,促动诗人们郑重地重新思考新诗的音韵问题,探掘语言中"乐"的成分。这部独异的诗歌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920年代诗人们为新诗音律所作的努力及其达到的艺术成就,为20世纪新诗格律问题的探索写下了可贵的一笔。

宋元鼎革之际赵宋皇室的动向——以驸马杨镇为例

宋元鼎革,蒙古人建立元政权,成为统治的特权阶层。南宋皇亲贵族则与之发生大颠倒,失去权力与社会地位。这种身份的改变,在杭州城尤其明显。宋亡后,南宋理宗驸马杨镇出仕元朝,期间多次来杭,与任职杭州的北人官吏、前朝进士等身份背景各异的人交游,其宅第、古玩字画也流入不同政治群体之手。追踪杨镇出仕新朝后在杭州的交游及其藏品下落,可以考察蒙古人统治下南宋贵族的境遇以及给其文化价值观带来的影响。

元白新乐府运动再论

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新乐府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活动,但与其说其本质是一场文学运动,不如将之界定为政治运动。对新乐府运动性质的颠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其宗旨、功用、创作规范三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定。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均应建立于唱和这种形式之上。

论刘本《元氏长庆集》之贡献与缺憾

元稹自己整理的《元氏长庆集》原为一百卷,至宋代亡佚过半,刘麟父子及时整理刊行为六十卷,才得以保留部分作品传世。其后出现的元稹著述诸版本,最早的源头都是"刘本"。但是刘麟父重行整理的《元氏长庆集》,常有不得已而强行拼凑的情况,很难恢复原有的次序;而且辑佚下的工夫不多,没有辑到的诗文占元稹原有诗文的一半以上,竟然连当时流行的《才调集》中的57首诗篇也视而不见。据笔者整理《新编元稹集》考证,刘本《元氏长庆集》所载978.5篇之外,散佚的完整作品有241.5篇、非完整作品有53篇,由可靠资料推知已经佚失的诗文有1293篇。四者合计,元稹应有诗文2566篇。

袁枚零散集外诗

自拙编《袁枚全集》问世后,学界不断有袁枚集外诗文发现。笔者除了发现袁枚《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手抄稿《记游册》外,亦发现了一些袁枚零散集外诗文,并陆续公布过。兹再公布一组袁枚集外诗,以弥补《袁枚全集》的不足,并作为笔者正在编校的《袁枚全集新编》的部分增添内容征求读者意见,以推动袁枚的研究。

元、白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兼论二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作用与贡献

元稹和白居易对杜甫及其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有相似与一致之处,"扬杜抑李"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但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白居易重视乐府诗的现实内容与政治服务功能,因此对杜甫新题乐府虽然评价甚高,但明显存在保留;元稹从古今乐府诗歌的发生、发展、变化脉络判断其演变趋势,看到了杜甫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性突破及划时代进步意义,这不仅表现其认识评价杜甫新题乐府的高明与深刻之处,同时表明其对新乐府运动具有独特的理论建树,在元、白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元人别集新见云南史料举偶

通检几种《四库全书》类丛书之元人别集,新见刘岳申撰《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苏天爵撰《故梧州幕府王长卿墓志铭》、释大訢撰《豫章般若寺绝学诚禅师塔铭》等文章涉及元代云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史事。谪滇诗人平显《松雨轩诗集》等众多诗作,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元代云南历史的某些事实。本文对此略加钩沉,希望引起重视别集中云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

樊晃、戎昱:杜甫接受史上的桥梁——浅论杜甫在大历至贞元前期的接受

学术界论及杜甫的接受与影响,很少人论及大历至贞元这一段接受情况。但其实这段时期杜诗仍在传播,其中樊晃与戎昱表现最为突出,樊晃对杜诗进行了收集,戎昱则仿效杜诗进行了创作,受到了杜诗忧国忧民之心的深刻影响,能关注现实。两人构成了杜甫及杜诗传播及接受史上的桥梁。

元稹诗集注释错误例说

《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中的注释,时有错误或不确者存在。针对"人物"类、"物象"类两种类型的注释错误,择其具有代表性者,进行逐一考辨与订正,并就导致其错误的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有利参考。

对元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及《琵琶歌》两诗系年的考辨——兼向杨军先生及卞孝萱先生献疑

《元稹年谱》与《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篇》是百年来元稹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及《琵琶歌》两首诗歌的系年上,都出现了情况不一的失误,从诗歌本体解读,采取互证之法,考出正确的系年。

《戴震全书》指瑕一则——兼论戴震思想心态

经作者考证,《戴震全书》误收录了一首米芾诗作,故为之指瑕纠谬,这样的做法也是继承和发扬戴震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精神。戴震素来景仰高节之士,喜以古人诗句抒写心志,今人从中也可窥见戴震的治学思想和处世心态。

中华书局版《元稹集》存在的八个主要问题略说

中华书局 1982年出版的冀勤点校的《元稹集》 ,是 2 0世纪惟一的点校本 ,但是这个点校本却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 :一是录校不精 ,二是误校太多 ,三是失校太多 ,四是对前人成果的借鉴不够合理、充分 ,五是轻率校改 ,六是误收与误补 ,七是标点失误 ,八是未能广参异本。为此我们对《元稹集》应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 ,以便日后谨慎正确的利用 ,并藉此为以后重新整理《元稹集》

中华书局版《元稹集》校点的音韵学质疑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元稹集》是目前唯一的点校本,由于点校者的粗疏,其中存在较多的校勘失误。从音韵学的角度清理其失误,计有六处之多。

元稹“忍情论”新议

《莺莺传》中元稹何以大发"忍情论",自陈寅恪先生开始,猜测者甚众,可惜都有所偏差失误。该文结合唐时的社会风气与社会性别意识,从纵欲、尚情、忍情三个方面分析认定:"忍情论"乃是元稹在遭逢制举试之时,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性别意识形态,刻意造就"翻版红颜祸水论"以迎合当权者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