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不可阑入古文”说的生成及现代省思

唐宋以降,禅宗语录和儒家语录大行于世,流风所及,许多文士在古文写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语录形式,或者掺入语录中的常见用语。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迄至清代前中期,“语录不可阑入古文”成为一种集体认同。在此过程中,方苞个人思想和文学实践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古文观念对于端正学风、维护古文体性、推动清代古文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有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又有其局限性。古文发展的事实证明,在合适的场合适当借鉴、采用语录形式,不仅不会伤害古文之体,相反会给古文的表达带来别样的趣味和效果。

尺牍视域下姚莹的文学理论简析

姚莹的文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文以载道”“文以经世”“文无古今”等文学理论散见于其尺牍中,是组成姚莹文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具体而言,“文以载道”体现了姚莹的儒家道统思想,代表了桐城派文人的基本观点;“经济”一说首次出现于姚莹尺牍,其核心要义是为文应当利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主流;“文无古今”的观点也在姚莹身上发生多层变化,实际上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缩影。作为嘉道年间的“在场人”,姚莹的文学理论中折射了当时大量的文学事实,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刘声木书目著录及其文学批评史意义

刘声木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目录学家,通过目录著作中的类目设置、版本著录及附注记述,载录了数量可观的古代文学批评资料。刘声木书目的著录特色主要体现在关注评点文献、具有家学意识以及留意女性撰述三方面,其《苌楚斋书目》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更是起到补充作用,二者共同呈现了桐城派文人著作的文献面貌与传播网络,呈现出清末民初评点之学向经、史、子、集四部的渗透,并且有意识地展现评点本在清末民初文人群体之间传播、流通与保存的动态过程。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视域下考察刘声木书目,既能照见“诗文评”在晚清民国的赓续与新变,同时有助于理解古代诗文评向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转型。

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关系考察

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的文学观念皆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通过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与早期桐城文派关系考察可见二者存在相关性。桐城文派提炼完善了康熙选家的古文文体论,使古文定义趋于规范明确,试图改进古文选本编纂体例;桐城文派关于古文义理与艺术要素之关系的阐释倾向康熙古文选家的调和论,以义理为古文要旨,又认为义理与各艺术要素可兼容共存,反对以单一标准缩小古文的成长空间。二者的古文功用论如出一辙,都认为学习古文有益于时文写作,又于举业之外有更高的理想,指出学习古人文章是提高修养的关键所在。康熙时期古文选本体现的古文文体论、义理观、功用论是考察早期桐城文派文章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显示出清初古文选本在选本发展史与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声音:古代文章与文章学中声音问题略说

文学从口头到书面之发展,是一基本路径。古代文章不仅供书面阅看,且内含声音之要素。本文简略例举古代文章写作中声音表现的侧面及清代桐城文章学中对声音问题的关注,并梳理其与诗学声音问题的可能关联,以为文类间交互影响之一例。

《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

贺葆真是桐城派晚期重要古文家贺涛之子,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他的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利用《贺葆真日记》重点讨论晚期北方桐城派作家群体活动图景、徐世昌幕府与北方桐城派、贺涛的阅读与桐城文派的新变与守旧等问题。对《贺葆真日记》的研究,既可以补充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记录的不足,同时又可展现晚期桐城派内部的发展情况和桐城派形成的机制。

走向审美之境:刘大櫆与桐城散文学的转向

作为桐城三祖之一,刘大櫆上继方苞的义法说,文道皆论,而重心落脚于文的一边。他将文章分为行文与行文之实两层,并将义理、书卷、经济降格为材料,将文学提升为能事,尤其突出神气音节的地位,将方苞的义法引向了文学审美一端,为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说及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奠定了基础,是桐城派文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中国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20世纪桐城派研究述评

20世纪桐城派研究以其学术范型的转换和自身相对完整的阶段性为依据,可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前20年为承续期,三四十年代为进展期,新中国成立后至7O年代末为低落期,8O年代以来为复兴与繁荣期。20世纪的桐城派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爬梳清理这一事实,对认识新世纪桐城派研究的新起点不无裨益。

论清代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以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为例

中国的学术统系与教育统系是紧密相联的,而这又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学术传承之间的关系之中。书院肇始于私人讲学,本就与学术息息相关,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传播。书院与学术关系密切,通过对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关系的研究,探讨书院与学术之间的强烈互动关系,这种互动规律对当代教育与学术的发展亦有启示。

从骈散之争到新旧之辨:新文化运动与黄侃文学思想的演进

黄侃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虽然经常为人所提及,但其中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并未因此得到揭示。1917年以前,黄侃原本在与姚永朴等桐城派人物争骈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渐渐消除了他与桐城派的矛盾而使他将关注点转移至新旧之辨。黄侃的名著《文心雕龙札记》的出版远不止是与桐城派争论的产物,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其实针对的是新旧文学问题。此书与他的日记、书信等一起,以一种“潜对话”的方式,对被视为新文学理论奠基石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出的诸如摹古与进化、用典与才华、雅言与俗语等几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阻遏黄侃,而且从反面让他跳出了与桐城派争骈散的狭小圈子,使他突破了新旧二元对立的狭隘格局,朝向了对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深远思考。

吴汝纶与曾国藩、李鸿章关系比较论——基于“文缘”“政缘”的考察

吴汝纶与曾国藩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文缘",与李鸿章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政缘",这与曾氏作为高官同时又挚爱和兼执文业的"双料性"、李氏惟"拼命做官"的"单一性"特点分不开。当然,所谓"文缘"和"政缘"皆非纯然,而其间有着一定的交叉、融通。吴、曾"文缘"中的"粘合剂"乃桐城古文,曾国藩作为咸同时期桐城文派的领袖,吴汝纶在相关方面所受牵系和影响颇大,保持关系至密。而他在与李鸿章的"政缘"当中,把握的则是所谓"不深不浅"的关系分寸。至于吴汝纶"弃官从教"的最后选择,固然是他觉得遇有合适机缘,而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对文业的钟情。审视、比较吴汝纶与曾、李的关系,其自身而外,还可兼察湘、淮集团的相关情形。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主要提出者是刘大櫆,它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理论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古文家吴敏树的身份确认与文风探析

吴敏树是清代湖南重要的古文作家,与曾国藩一起被认为是湖南最好的古文家。但由于吴敏树自言不居桐城文派之属,因此对其桐城派古文家身份的认识历来是见仁见智。本论文通过分析认为,就吴敏树的古文观点和为文取向来看,他可视为道咸时期桐城派作家的代表之一。同时,其恬适清旷偏于阴柔的文风,正是吴敏树在同时期古文家中独树一帜之处。

论沈从文的生命沉思与抽象追求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沈从文的作品中不断出现对生命的沉思与对抽象的追求。人的生命的脆弱与有限,引发他的沉思。他主张,人必须具有"幻想或理想"的精神形态,要求索人生哲学,要确立生命的神性,要在艺术创造中寻求抽象之美,使生命从有限趋于无限。沈从文试图以文字符号,来追述、描摹幻觉中不脱离感性具体的美的抽象形式,其实验性作品《看虹录》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这类抽象的追求,也会使沈从文原与卢梭同调的"自然状态"的浪漫审美取向被干扰与消解。

晚清文界革命期间的桐城绝响

后期桐城派代表人物在晚清文界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独立的主体精神介入和推动文界革命;他们的译著形同替古文开出了一个"新殖民地";他们善因善创,创辟了一个新的古文傍支——莲池文派;他们在对古文实行开放性持守的同时,致力于写作经验的提升,产生了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文章学"著作。然而,封建理学和传统文化的沉重因袭,使桐城派不能打破自身文化改良的桎梏,最终走向了五四时代"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的对立面。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历史建构

从“孔门四科”到“学术三分”,至宋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共有的学术体系:道德、政事、文学三位一体,涵括了儒学思想、社会治理、文学表达。到了清代,在趋于专制的大背景下,作为本体的道德之学和作为政事的实践之学整体衰退:道统的权力归于皇帝,考据之学放弃了义理的解释权;政事在礼学复兴、讲求实用实行和精神日趋萎弱的背景下,渐由实学递降为治术。桐城派以文学而主持义理,以文学而兼考据,建构起义理、考据、辞章的学术体系,以其批判性、开放性、发展性使这一学术体系既支撑了桐城文学和桐城学术,也使得它在晚清的大变局中成为重要资源之一,开启了新变。

近十年鸳鸯蝴蝶派研究述评

传统的评论家把鸳鸯蝴蝶派看作顽固不化的封建余孽,但当疏离了“五四”激进的话语场域,在当下语境中进行审视时,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局面。批评家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其进行阐释和解说,在对鸳鸯蝴蝶派的近十年研究中,梳理点放在本体论的言说和关系论的沟联两大体系上,在众生喧哗中透视鸳蝴派的历史本质,为更好的理解文本提供一条捷径,以便利于文本的阐发性言说。

《惜抱轩尺牍》学术价值发微——兼论桐城派之发展壮大

《惜抱轩尺牍》为典型的学人尺牍,其中表露出姚鼐抑宋扬汉的学术取向、熔铸唐宋的诗学宗旨、义理考据辞章兼顾的为文之道,正与姚鼐他文"微显互证,可相辅而益明"。《惜抱轩尺牍》所论内容的可学性、论文时表现出的通融态度、期许心理,都使得姚鼐的观点易被接受与传播。姚鼐与子弟尺牍往还,还注重引导,有意加强门人亲友间相互了解、相互帮扶。以尺牍为媒介,姚鼐居于中心,姚门子弟相互阐发应和,桐城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吴孟复先生《桐城文派述论》论略

吴孟复先生著《桐城文派述论》一书至少有三个方面最为紧要:一则辨明对桐城文派之误读;二则阐明桐城文之真价值;三则表达学术自信之真态度。《桐城文派述论》一书在文学学派研究、学术史研究、文章学研究诸方面均具有显而易见的拓新意义。《桐城文派述论》不仅可以看作“桐城派”研究的第一部专史性的著述,同时也可以看作文章学建构方面颇为重要的一部拓新性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