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真幻交融:张云骧题画词及其时代精神

张云骧受燕赵地域文化及晚清时代影响,有着豪宕慷慨、奇逸清雅之气。其题人物画词或将真实人物性情与画中人物意象融合为一体,或借仙鬼形神寄托奔波行役、志气难伸的沉郁悲慨。题花鸟画词多用花卉拟仕女,隐喻晚清中下层文士“风流自赏”的末世悲情,将他们沉浮于家国创伤与内忧外患的时代潮流中,因生命自觉、文化责任、社会忧思无法挣脱而不得不直面时代的精神焦虑与生命选择寄寓其中,从而在晚清词坛中别具一格。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壮族文献《亦嚣轩诗集》版本考略

民国时期出版的壮族文献《亦嚣轩诗集》,以诗歌的形式和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风土人情和民族心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有关地方文献资料对其版本记录语焉不详甚至出现舛误。文章对《亦嚣轩诗集》所见三种版本进行梳理考证。

“汉家”认同:唐诗创作的集体记忆建构

唐诗中的“汉家”一词,多用来指代、譬喻唐朝,或用来表达诗人对汉朝的追慕与感怀。作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模式,“汉家”及相关意象在唐诗创作中的广泛运用,是一种集体记忆的表现。唐朝统治者的系列崇汉、拟汉举措,从制度层面建构了“汉家”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诗人运用“汉家”相关意象营造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情境,完成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建构。这种“汉家”集体记忆体现的是唐代诗人群体对以汉朝为代表的“汉家”文化的认同。

论杜诗援引谣谚的史官意识

杜甫深受史官文化影响自觉担负起“采诗官”的职责,在诗歌创作中大量援引民间谣谚,这些引谣诗的主题主要聚焦在军事战争的书写、民生农事的关注和时政讽刺等方面。杜甫引谣谚入诗的做法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先秦史官采诗的有意效仿,展现了史官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惩恶劝善的是非意识和鉴往察今的致用意识。有唐一代,杜甫率先在诗歌中提出“采诗”观,其在诗歌中体现出的以诗补政、以诗记史的政教目的,实为中唐“以俟采诗者”之先导。

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体例及其“平调”观述论

明末郭濬所编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参考了唐汝询《汇集唐诗十集》合编明代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集的做法,将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两种唐诗选本用新的体例进行合编,且将李《选》独选的篇目及郭濬自认为属于唐诗“正声”而高、李二人漏选的篇目增入。注释及评语方面,高棅《唐诗正声》原编收录评语计27家,以唐宋间最多。而郭濬本精选评语23家,以明代评语最多,高氏所收评语大多汰去。此外,郭濬又将高、李两种选本中属于“平调”的诗作别编为附录,附于每卷之后。选诗的增删和评语的辑选,体现了郭氏作为晚明唐诗选家有别于明代前期以高棅、李攀龙为代表的审美标准。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目录学价值考论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作为词学目录学经典,成书于考据学兴盛的清中期,是乾嘉考据学在词学里的直接呈现,也是官方词学成果的代表。《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蕴含丰富的词学思想,同时在版本辨析、词人考证、词作校勘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广泛批评继承前代词学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勘正词籍,尤擅“律校法”,以律校订词句、调名讹误,辨析方音叶韵等问题,初步建立起词籍校勘规范。

明代名臣王崇古诗文集版本考述

王崇古是明代山西籍名臣,他曾两次出任三边总督,并在明中后期的“隆庆和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崇古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公余漫稿》《王督抚集》《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王鉴川文集》等。由于王崇古相关著述的编者不同,刊刻时间不同,其著述内容在刻印过程中或增加内容后重印,或被删节后刻印,或被辑录后刻印,至今有多种版本流传。这些著述不仅为研究王崇古的生平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对于研究明代山西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述略——兼及馆藏厉鹗《宋诗纪事》的署名与著作权问题

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馆藏文献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重新“被发现”的过程,目前已经安全庋藏,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批馆藏文献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尤其是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清两代古籍的版本渊源和特点;馆藏善本文献《宋诗纪事》客观记录了其作者情况,其署名和著作权符合当时成书实际,其价值值得重视。

走进方观承笔下的天虫世界--清代农书《看蚕词》考论

《看蚕词》是清朝著名大臣方观承的农学作品,自单行本问世后不久,便被收进安徽桐城方氏家族祖孙三代的精刻本家集——《述本堂诗集》中。二者以“母子”关系相存130余年,直到晚清光绪间单独重刻《看蚕词》时,才有所改变。由于长期载入诗集,导致流行面不广等原因,人们对这部用词(诗)注形式写成、兼具雅与俗两种格韵的农书了解很少。这种局面,与方观承本人及其亲友们设想的“上荐下教”的美好预期差距很大,同时也影响了该书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发挥。因此,通过概述《看蚕词》的成书背景、版本流传和体例内容,尝试挖掘所蓄藏的珍贵的农学思想,以期该农书能得到更多重视。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集体记忆”下中国诗画的情感投射

中国诗画不仅承载了古人的文化传承和艺术追求,更通过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情感投射的媒介,为现代人营造了一个能够传递情感的情境,使我们能够在“当今之境”中深刻体会“古人之意”。文章以“集体记忆”哲学、建筑学、文化地理学三个不同视角的理论研究为媒介,通过总结“闲情”观、美学观与空间观、宇宙观与自然观三个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解析中国诗画由古至今情感投射的发生机制,为建立新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学设计类型学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全清词·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补遗16家65首

由于清代文献复杂繁多,《全清词·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颇难毕其功于一役。今翻检清人别集、总集,为之辑补16家65首,并略考作者生平、著述等相关情况,从而订正《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若干阙误,以期为清人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提供相应线索和资料。

《乐府诗集》吴声歌曲所见中古金陵语音述要

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是我国古代乐府学著作中收集乐府歌辞最为完备的一部。《乐府诗集》收录了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乐府诗歌,吴歌即为其中之一。通过分析《乐府诗集》中342首无署名吴歌的韵脚,发现其押韵与晋宋时期文人诗的用韵规律各有异同。吴歌与晋宋时期文人诗押韵的相同之处在于:东冬钟江合用,脂微同用,皆部齐韵字与支部齐韵字不押韵,寒桓删和先仙山分用。吴歌押韵规律相较晋宋时期文人诗作用韵规则的不同之处则在于鱼韵与模韵的分用。吴歌中鱼模分用规则与齐梁文人诗的用韵习惯较为接近,从汉语史的角度来说可谓时代新变,而这种新变或许与吴歌所使用的金陵附近地区方音有关。通过对吴歌鱼韵字押韵的分析,发现吴歌正处于晋代至齐梁诗歌鱼模分用的过渡阶段。整理吴歌鱼模二韵的韵脚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古金陵语音面貌,也证明了鱼模二韵由合用到分用的变化是受到当时金陵语音的影响。

作为方法的《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典籍。从“入乐”的角度看,它的编纂目的是保存清乐时代的乐府诗及其在唐代的回响,因而其中收藏了音乐与文学的多样关系。从“乖调”的角度看,它表明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创造是在音乐激励下进行的;通过同音乐相互作用,拟乐府诗完成了它的独立。《乐府诗集》研究今已采用区别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诸如:注意文学形态的丰富性,考察乐府诗作为诗、作为歌、作为吟诵辞的存在;用新的模式书写中国文学史,既重视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过程,又重视两者相疏离的过程;从体性、体制、体式等不同角度分析诗体,将文体学引入较深的层次。这种以《乐府诗集》的立场为立场、以《乐府诗集》的结构为思想路线的研究工作,使作为对象的《乐府诗集》呈现出作为方法的意义。

明代嘉靖张氏家塾刻本《李诗选》选源考

张含选、杨慎评嘉靖刻《李诗选》十卷当为明代最早且有明确文学宗旨的李白诗歌选本,此选之选源究为何本,张含无说,而杨慎语焉未详。杨慎于《李诗选》和《升庵诗话》中撰多条校勘性批语和诗话论及李诗集版本,有“古本”“今本”“俗本”等提法。我们认为,“古本”即杨慎家藏之宋乐史编刻《李翰林集》二十卷,为《李诗选》选源之校本。乐史本后亦亡佚,幸赖杨慎之校语,略知其优于现存之宋本,如清重刻宋元丰本、宋蜀本、明重刻宋咸淳本等,亦可见《李诗选》之独特价值。“今本”指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之元刻本或明翻刻本,系《李诗选》选源之底本。“俗本”指《李诗选》之前的明刻李诗集。考察《李诗选》之选源有助于辨明李诗集历代版本之差异和优劣。

李梦阳时事诗研究

李梦阳诗歌内容注重对时事的描写,在《空同集》收录的两千多首诗歌中,反映政治时事的诗占据了约五分之一。其时事诗以批判宦官污吏、描写战争为主要内容,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李梦阳的时事诗创作具有直陈史实、气势壮阔、善用比兴的艺术特征。他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开辟了明代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对明代及以后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道教诗人诗集的日本写本——内阁文库藏黄希旦《支离子诗》研究

黄希旦是北宋中期的道教诗人,其集在宋元两代被多次刊刻,其诗集《竹堂集》已佚,目前仅有《支离子诗》写本一卷传世。《支离子诗》前有宋元两代四位学者所撰之序,以此可以了解黄氏文集在宋元两代刊刻流传的情况,该书末所附《九天弥罗真人支离子传》是目前研究黄希旦最完整的传记资料。《支离子诗》收录黄氏诗歌七十余首,其中有《全宋诗》未收的黄氏佚诗四十余首,对于全面研究黄希旦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支离子诗》有北大图书馆藏写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又庋藏了一部日本写本,该写本较北大本收诗多出一首,且有北大本所无的元人郑本的题记以及清人王士禛的跋,具有重要的文献以及东亚书籍交流史的价值。

“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

先秦曾出现过“采诗观风”的制度,这种制度能使诗歌发挥舆情功能。中唐新乐府诗人倡导恢复“采诗观风”制度,并创作具有舆情意义的诗歌,这类诗作每每带有“报道”新情况的意味,形成独特罕见的意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