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的立法趋势与适用立场——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的审视

《刑法修正案(九)》对罚金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既在总则中对罚金刑的执行制度作了纲领性的调整,又在分则中对个罪的罚金刑配置进行了具体化修订。本次修正案对罚金刑的重视程度高、调整范围广、修改内容全,并由此显露出罚金刑在立法上的诸多新趋势,显现了刑事立法对罚金刑的惩罚与预防犯罪功能的充分重视。但本次修正案对罚金刑的修改并未体现罚金刑所应承载的刑罚轻缓之内在效能,反而有导向罚金刑的扩大适用与刑罚过苛的严重偏差。罚金刑的司法适用应在立法扩张的前提下秉持谨慎适用的基本立场。

绝对死刑立法修改问题研究

在《刑法修正案(九)》废除绑架罪、贪污罪与受贿罪的绝对死刑之后,我国刑法典中仅劫持航空器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等4种罪名规定有绝对死刑。绝对死刑的废止有利于协调罪刑关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推进死刑制度的改革。但是,修改后的法定刑依然具有绝对性且罪刑关系依然存在瑕疵,而以"可以判处死刑"的方式作为绝对死刑废止后的法定刑配置模式最具合理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解释学释义

鉴于频现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现象,致使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予以修正。解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时,应当密切关注三个要件要素:基于法益二元观理论,"公民个人信息"既表征个人法益,也蕴含超个人法益;立足于法秩序一致性原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认定参照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或者一般性规定。至于违法性的判断,应以是否经过公民同意为实质标准;运用罪量因素理论,将"情节严重"认定为不法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对其类型化,包括行为量定的情节严重、危害后果的情节严重以及主观不法的情节严重。因而综合考察信息类别与数量、危害后果和主观目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或危险,成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可行方案。

大数据时代数据网络犯罪的应对：以多重思维为视角

网络的迅速发展为数据网络犯罪提供了独有的温床,尤其是自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数据网络犯罪呈现了爆发式增长,不论是网络数据作为对象、工具还是特定空间,都处于聚合式发展状态。为了应对新的时代难题,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在数据网络犯罪的应对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表现出正犯化思维、口袋思维、平台思维等,但多种思维应对的混乱并行,使得刑法体系的严密性大打折扣。因此,体系思维的强调成为新的必要,并以此为指导来思考大数据时代数据网络犯罪制裁体系的构建。

论贪污、受贿罪罪刑体系的立法修改——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采取的是"数额主导制"的立法模式,将犯罪数额作为定罪和量刑的主要标准。在对"数额主导制"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立法者对贪污、受贿罪的罪刑体系进行了大幅修改,以"犯罪情节中心制"的立法模式替代"数额主导制",将犯罪情节置于犯罪数额平行的位置。在"犯罪情节中心制"之下,情节因素仍然存在着被边缘化的风险,从宽条款的规定也不尽合理。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对概括数额进行明确和统一,并提升犯罪情节因素的可操作性。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探究——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的思考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数额+情节"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但却刻意回避了为受贿罪设置独立定罪量刑标准的重要议题,并留下诸多悬而未决的司法适用难题。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构建,应以贪污、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本质为根据,适当兼顾经济发展变化和反腐政策需求,并以域外共通性立法经验为参考而做出。基于此,应当分别构建"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以情节为中心"的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并在维持现有入罪数额标准不变之基础上,以一定经济指数为参照,合理、科学确立适当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量刑动态数额标准。

网络帮助犯正犯化之检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帮助犯正犯化的体现。"网络帮助犯正犯化"的做法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网络帮助犯的社会危害性过高的前提有失偏颇;不能达到加重网络帮助犯的刑罚之目的;以刑事追诉障碍为由给网络帮助犯设立独立罪名与刑法定罪的逻辑相悖。传统的共犯理论可以解决网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刑法》对网络共同犯罪不能反应过激,否则会浪费立法资源。

论共犯的正犯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来,共犯的正犯化这一现象愈发广泛。此立法技巧并未违反传统共犯理论,而其可罚性在于造成了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之危险。现行刑法中类似共犯正犯化规定可分为共犯的量刑正犯化和定罪正犯化,后者进一步细分为共犯(行为)完全正犯化和共犯(行为)部分正犯化,对不同性质的正犯化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未来立法中,共犯的正犯化将会常态化,立法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处罚更加精细,但同时也要注意对正犯化加以限制。

析《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宽与严

《刑法修正案(九)》中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回应,其"宽"体现在刑法规范继续走在消减死刑的路上和对贪污贿赂犯罪从宽情节的增加;其"严"体现在罚金刑的扩大适用及刑法规范对应时性的关注。总体来看,《刑法修正案(九)》是谨严的,但应当以发展的刑法观的立场来看待修正案本身:既要认清我国的立法现状,也要坚守立法的基本底线,更要稳定性和与时俱进并重。

扰乱法庭秩序罪修正的慎思与评价——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法庭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并细化了具体罪状。此罪具有地点时间的特定性、侵害法益的复杂性,但扰乱法庭正常审判活动秩序是核心要素。正确理解和适用此项罪名应当恪守严格解释的立场,明确该罪行为主体要件应为一般主体;细化行为具体时空条件,行为发生时间应当包含庭审准备阶段的行为;严格解释行为客体要件,"侮辱""诽谤"与刑法分则中的侮辱、诽谤罪应当具有相同含义,但是以网络方式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不应当包括在内。"威胁"并不是指一般性的恐吓,而是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物、毁坏名誉等相威胁,达到侵害法益紧迫危险的程度的行为。

终身监禁死刑替代功能的立法反思

终身监禁制度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一项新制度。从规范内涵看,我国的终身监禁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针对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创设的死缓执行方式,其实质是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再对其进行减刑、假释。"不得减刑、假释"的刚性设计,使终身监禁治理腐败的政策宣示功能得到了彰显,但激励性的缺失和必要性的不足,又使其面临正当性的责难。终身监禁并不具备替代死刑立即执行、限制和废止死刑以及防止服刑期过短的功能,其与死刑一样,都是残酷、不人道的,不符合刑罚轻缓化的时代潮流。无论是作为当前的死缓执行方式,还是未来的具体刑种,终身监禁都难以承受死刑废除之重。我国刑罚不存在"生刑过轻"的问题,死刑废止的症结也不在于有无终身监禁,即使全面废止死刑,我国的刑罚体系仍然是重刑体系,没有可供终身监禁等替代刑植入的空间。

受贿罪罪刑配置问题之反思与消解

如何妥当配置受贿罪的罪刑体系,不仅是刑法理论界争论不衰的议题,更是关乎受贿罪惩治预防效果的实务难题。当前我国受贿罪的罪刑体系配置条款存在诸多缺陷,同时因为我国《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背立法规定,提升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导致数额模式的不当回归,容易带来罪刑评价不足、罪责刑失衡的问题,不利于有效预防、公正量刑和刑罚目的的实现。应构建以情节为中心的法定刑评价模式,同时以受贿人违背职责义务程度作为情节轻重的标准;实现受贿罪刑罚设置的独立化;转变治理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理念。在以保障人权、打击犯罪为最高宗旨的刑法领域,受贿罪的罪刑配置应做到立法协调合理、司法衔接有序、量刑科学公正。

论刑法上的“明知”——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第287条有关规定

在信息网络时代背景下,信息网络服务经营者提供的技术支持、帮助行为作为一种正当的中性业务行为,本身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是当其技术支持、帮助行为被滥用,制造了法律所不能容忍的风险时,就可能构成犯罪。信息网络服务经营者技术支持、帮助罪无疑对于规范网络环境秩序、促进互联网技术的良性循环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同时也增加了网络服务者的法律风险,对其经营模式的创新可能造成限制。应当建立有效的犯罪风险控制机制,保持刑法介入的正当性,实现有效的规范网络环境与互联网机制创新的均衡发展,完善现有的传统刑法理论体系,加强信息网络服务主体主观方面的"明知"认定研究。

论帮助恐怖活动罪--以帮助犯正犯化为研究视角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对一些犯罪的帮助行为加重了处罚力度,确立了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趋势。其中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规定的帮助恐怖活动罪就属于帮助犯的正犯化,为帮助犯设置了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就成立帮助恐怖活动罪,正犯是否实施实行行为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帮助犯对法益的侵害达到正犯的程度,以正犯的标准处罚,合情合理,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恐怖活动罪,符合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司法实践和理论发展要求,有利于遏制、威慑相关恐怖活动犯罪。

论贪污贿赂犯罪相关问题的修改及完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

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对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规定的修正是在中共强调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背景下对刑法相关内容的一次重大修正,不仅将贪污罪和贿赂罪的法定刑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还增加了贪污受贿犯罪从宽处罚的相关规定,同时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将更加严格化。

论《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新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重大修改完善,有利于加大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应扩大贿赂的外延,增设非国有单位受贿罪和对非国有单位行贿罪,取消对罚金数额上限的限制。应充分适用短期职业禁止及禁止令以预防商业贿赂犯罪,并善于适用追缴制度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

重贪犯的终身囹圄——对《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第4款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特别重大贪污贿赂罪增设了判处同时宣告终身监禁的制度。我国新增的终身监禁和国外绝对终身刑相似,但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一项量刑制度。终身监禁的适用目的在于减少死刑在贪污贿赂罪上的适用,并通过加重生刑的方式填补死刑和死缓之间的格差。对终身监禁的适用应进行严格解释,尽量减少其消极作用。从刑法完善的角度看,我国有必要设置最低期限的相对终身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