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efines non-outstanding shares transfer premium in China？

We study the sample of 311 non-outstanding shares transfers from 2003 to 2004.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premium can be explained by financial factors of firm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ransferred shares with control righ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We find that the larger percent of share transferred, the higher premium will be paid. Current liability ratio interpreting the premium of non-outstanding shares transfers is negative related to short term debt. Price ratio can determine the premium level when the ratio of transfer share under 30 percent

劳动收入变化中的要素收入结构和技能溢价:理论与估计

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比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从技能溢价和劳资收入比的视角出发,采用固定效应和Tobit模型探讨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其中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技能溢价和劳资收入比对劳动收入份额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技能劳动雇佣比对技能溢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应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和引导技术进步,改善不同技能劳动要素收入及资本要素收入的关系,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双赢。

基于A-H股溢价率的价值投资策略研究

寻找有效定价因子并构建可获得超额收益的投资策略一直是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运用组合价差法分别研究了基于A-H股溢价率的3种价值投资策略1998年至2007年的超额收益,发现空间策略和时间策略都可获得超额期望收益,时空交叉策略又可进一步提高超额收益.基于Fama等(1992)构造含溢价率的4因素模型,证明了在控制市场风险、B/M比值和公司规模3个因素后,溢价率效应依然存在.

恒生的新“度量衡”将A-H股溢价推向何方?

由于市场分割、计价货币、投资环境、投资理念、需求价格弹性差异等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同一公司A股和H股的同股不同价现象。随着恒生AH股溢价指数的推出,衍生产品发行商为投资者开发利用价差套利的新产品就更加容易了,这无疑为两地股市套利交易铺平道路,从长远看,A、H股的价差将逐步缩小并可能消失。

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索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影响不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更有助于相关政策的设计和制定,缓解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不平等。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内部薪酬差距和技能溢价的角度,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系统性研究,探讨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发现:由于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效应超过了生产率效应,数字化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企业数字化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并改善企业信息环境等途径缩小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加剧了技能溢价的程度。

我国A-H股溢价的问题研究

在证券市场上,由市场分割引起的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现象是当代金融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市场上,A股和H股之间亦存在着溢价现象。信息不对称、流动性差异、需求差异和风险差异是影响我国A-H股溢价的主要因素。本文选取同在A股和H股上市的5家公司为代表,检验4个影响因素在2007年初至2012年底对我国A-H股溢价的影响。经过实证检验得出,信息不对称和需求差异对我国A-H溢价有影响,而流动性差异与风险差异则无显著影响。

反垄断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作为规范资本行为、促进市场良性竞争的重要手段,反垄断能否改善我国劳资收入分配结构,值得关注。本文以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作为企业反垄断的外生冲击,基于2004—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反垄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反垄断法》实施显著提升了垄断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结果稳健存在。机制检验表明,在产品市场方面,反垄断能够通过抑制产品溢价和降低企业垄断利润的路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在要素投入方面,反垄断能够通过阻止企业资本深化和增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路径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发现,反垄断对政策实施前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和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突出。本研究为进一步优化我国劳资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保费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更是优化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举措。本文将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社保费征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加强了社保费征管,使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了4.01%。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社保费征管加强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主要机制,是企业实际社保缴费愈发符合社保政策规定所产生的缴费“合规效应”,而非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引发的要素“替代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保费征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对于位于社保支出压力较大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低企业更为凸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新时期如何完善中国社会保险体制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市场市盈率差异对AH股溢价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7—2022年的中国股票市场月度数据,研究A股市场和H股市场市盈率差异对AH个股溢价的影响。研究证实,考虑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A股市场相对H股市场有较高的市场市盈率,对AH股溢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启示投资者不能盲目跟随市场市盈率较高类型的股票,否则将获得负向的资本利得。政府应关注二级市场A股市盈率的动态变化,控制市场情绪风险,促进A股和H股市场的进一步沟通,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促进A股市场健康发展。

AH股溢价合理吗——市场情绪、个股投机性与AH股溢价

欧美资本市场普遍存在外资股溢价现象,与此相反,我国则长期存在A H股溢价现象。本文从A H股溢价是否合理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分析并检验投资者行为对A H股溢价的影响。结果发现:(1)A H股相对市场情绪以及在A H股市场情绪接近时,A股绝对市场情绪均与A H股溢价显著正相关;(2)个股的投机性与A H股溢价显著正相关;(3)个股的投机性越强,市场情绪与A H股溢价的正相关关系越强。并且,上述研究结果不受新会计准则变更、融资融券制度、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和估计方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投资者行为是A H股溢价的重要影响因素,A H股溢价可能还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合理成分。上述结果对监管层、投资者和研究者均有一定启示。

进口的工资溢出:边际分解与作用渠道

本文利用2000～2005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合并后得到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进口的不同边际对员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中国的进口存在工资溢出效应,但该效应主要来自其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对工资水平存在负面影响。进口种类的增加主要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来提高工资,从而证实了利润共享机制的存在。本文的结论在改变样本范围、变量定义及企业性质分类后均较为稳健。

外资进入、劳动收入份额与技能工资溢价——来自2008年服务业企业普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服务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外资进入程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文章进一步将不同所有制类型与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交互项引入工资方程,发现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技能工资溢价。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外资进入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那些外资渗透率较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的地区和行业,外资企业的技能工资溢价现象会产生溢出效应,促使当地企业提高对高技能员工的薪酬待遇。因此,在合理发挥服务业外资进入对收入分配优化效应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拉大工资差距。

回收责任分担下闭环供应链的奖惩机制模型

笔者分别建立集中式决策以及政府只针对制造商进行奖惩,制造商、零售商回收责任分担,制造商、回收商回收责任分担时的闭环供应链奖惩机制模型。通过对4种情形决策变量的求解与比较,得到了4种情形下闭环供应链的回购价、批发价、零售价及回收率的解。研究表明:政府只针对制造商进行奖惩以及制造商、回收商责任分担这两种情形下新产品的批发价、零售价、回收率相同,且与制造商、零售商回收责任分担的情形相比,它们的批发价降低,回收率提高;而就回购价而言,制造商与回收商责任分担时回购价最低,这对于制造商有利,能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实际控制人性质、政府目标与股权转让溢价——基于大宗股权协议转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4-2006年大宗股权协议转让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股权转让溢价间接测度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对股权转让溢价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控股公司的股权转让溢价显著低于非政府控股公司,中央政府控股公司股权转让溢价显著低于地方政府控股公司,没有发现地方政府行政级别与其所控公司的股权转让溢价存在显著关系。这些结论表明不同层级政府实际控制人的目标函数差异及利益选择偏好,是股权转让溢价程度出现横截面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些结论为我国现阶段股权分置改革建立起的自由流通交易平台的交易实质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

人工智能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吗——理论假说与省级证据

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偏向性视角,理论诠释了人工智能的数据偏向、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性对行业之间、要素之间和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但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提高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该结论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区域和时期异质性,中西部人工智能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与全国样本一致,但东部人工智能发展对行业收入差距、东部整体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影响不显著,人工智能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阶段。进一步检验发现,劳动生产率在人工智能与收入差距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或遮掩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若干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

在股权分置改革的会计与财务问题方面,仍存在许多规则亟待明确,若干现象需要引起重视。本文对股权分置和会计规则导致的股票市场溢价、控股股东执行送股等对价安排的会计处理、国有股权会计考核体系改革、后股权分置时期的股票估值、送股等对价安排是否影响会计报表合并范围或权益法核算、改革费用承担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股权溢价的宏观经济学解释——源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中国A股市场是否存在股权溢价之谜一直存在争议。在考虑货币流动性、总体税收以及一般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对过剩消费比率继而消费行为习惯影响的基础上建构分析框架,其实证估计的投资者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落于合理区间(0,10)之内,修正了因市场收益率与个体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而导出的与事实相悖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成功解释了A股市场的股权溢价特征,从一特定视角论证了中国证券市场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上述结论可使投资者对十多年来A股市场的表现和特征有一清晰认识,从而正确把握市场走势。

基于新增费用分担的交货期决策模型

在回顾下游控制交货期决策权并完全承担缩短交货期费用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基于上游先公布交货时间下游再决定订货批量的订货过程,并建立缩短交货期的费用按一定比例由上下游分担条件下的供应商的交货期决策模型,同时提出了供应商基于费用分担的交货策略。并通过算例进行了分析与证实。

A股市场股权风险溢价的历史及启示

本文计算了1992～2000年、2001～2005年以及1992～2005年三个时间窗口下A股市场的股权风险溢价率;基于历史数据,就投资者所要求的股权风险溢价、通货膨胀与股权风险溢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相关分析也隐含了A股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股利迎合理论的我国上市公司送转股行为研究

本文运用股利迎合理论,在对股利溢价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即将其定义为送转股公司与纯派现公司的平均市值账面比(M/B)的差值,利用Logistic模型以及多元回归模型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是否存在理性迎合投资者热衷送转股的股利偏好的行为。研究结果发现:投资者股利需求不仅对公司送转股概率的高低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其送转股比例的高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因此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确实存在理性迎合投资者热衷送转股的股利偏好的行为,而迎合的目的,则是追求公司短期股价最大化,以获取股利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