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新设立ADIZ的国际法理论依据

设立ADIZ(防空识别区)是一国掌握空域战略主动权的国家行为。近年来,韩国和日本以地区局势变化为由重新设立本国ADIZ的行为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挑衅之举。重新设立ADIZ的国际法依据在于:情势变更原则、"政府利益分析说"和"错误就是错误"观点的国际法适用。但基于有约必守原则,重新设立ADIZ需满足一定条件的限制。即,一国领土的事实变更、国家实践和利益相关国的一致同意或者利益相关国对于一国第一次划定防空识别区存在"错误"的一致认可。对于因重新设立ADIZ而产生的重叠区域,我国应采取列入国家"灰名单"的方式表明立场,并坚持设立ADIZ时间的优先并不构成他国与本国ADIZ重叠区域无效的理由。

论韩国防空识别区实践的法理瑕疵

关于防空识别区具体操作规程,比较清晰的“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尚未形成,亦不存在较为明晰完备的防空识别区“习惯国际法规则”。目前尚难确言韩国防空识别区违反国际惯例,但其在覆盖范围和适用对象上均比较特殊,与国际上“多数派”实践明显不同。韩国防空识别区(KADIZ)设立已久,其近期实践对中国军机活动特有针对倾向,并屡次提出外交抗议,甚至存在“双重标准”。韩国防空识别区规则显然与美国有关“航行与飞越自由”的立场并不一致,而应属于“过度海洋主张”,但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从未将其列为挑战对象,国际社会对其“与众不同”亦缺乏关注。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活动的中俄军机无意侵犯韩国领空,但韩方仍不断“抗议”或表“遗憾”,其似乎意在利用炒作推动防卫监视雷达换代升级,还抱有对中俄军机在该区域活动加以限制的心理预期,并可能欲以韩国防空识别区“实践”范围对中韩海域划界施加影响。

东南亚国家防空识别区现行特点与法理辨析

目前,东南亚仍有不少国家公开划设防空识别区(ADIZ),其现行规则颇具特点,不仅反映出对美国等较早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国规则的继承和发展,还包括一些本地区独有的特色条款。在覆盖范围上,东南亚的所有防空识别区皆延伸至本国领空之外,甚至有覆盖他国领空者,但大体均位于本国飞行情报区(FIR)之内,与他国飞行情报区少有重合。在适用对象和适用穿越情况方面,东南亚国家的防空识别区规则并未提及适用外国军机,亦未明确排除适用“仅穿越”而无意进入领空的航空器。东南亚国家防空识别区的实践呈多样化,除了以“飞行计划”和“位置报告”为主的防空识别区程序要求外,部分国家防空识别区规则的“空防许可”(ADC)或“拦截花销”规定在其他地区实践中甚为少见。作为南海沿岸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若扩展防空识别区,则难免牵涉到南沙争议岛礁和相关水域。

中美台海空中博弈:潜在冲突与危机管控

当前,台海形势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均不乐观,面临不少挑战和难题。美国勾连盟友力推“三海联动”,并炒作“安全恐慌”,造成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美方不断派遣军机穿航中国台湾海峡以凸显“国际空域”的“自由”,为其操纵涉台问题和损害中国安全利益制造法理依据。在所谓解放军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方亦多有歪曲解读和舆论误导,充分暴露其主张“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标准不一。在当前台海“新常态”下,中美军机在台海周边空域密集行动确有可能引发“意外事件”。为避免误判和紧张局势升级,中美双方可视情在现有危机管控机制的基础上适时推展“细则”磋商。

拉美国家防空识别区的现行实践及其借鉴

拉丁美洲已有不少国家划设防空识别区,其现行规则颇具特点,与美国等较早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国实践有着较大差异。在覆盖范围上,所有拉美国家现行防空识别区皆位于本国飞行情报区之内,且其中多数范围限于本国领空之内,仅少数覆盖“国际空域”。在适用对象上,绝大多数国家防空识别区现行规则是针对民用航空器,个别国家规则对外国军用航空器有所提及,导致其适用对象范畴可能“超规”。在适用情况上,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防空识别区规则并不涉及是否适用于无意进入领空的“仅穿越”情况。另外,个别国家防空识别区早期实践中允许使用致命武力攻击民用航空器之规定在其他地区实践中较为少见。部分拉美国家的“独特”实践表明,防空识别区亦可专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设,此颇具借鉴价值。在拉丁美洲,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国家愈益增多,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重点关注,国际民航组织所发相关文件论及防空识别区多对拉美国家实践予以“忽视”而未能将其反映于“国际惯例”概括表述之中。

爱迪思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缺欠与完善

爱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企业的夭折现象、裂变现象、没有婴儿期现象等方面缺乏合理解释。为此,我们提出应以“四重性”、“成败学”、“岔路原理”、企业危机预警和控制原理、构建企业健康长寿保障模型和系统等方法和理论,完善爱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论防空识别区的性质——“灰色地带”的成因与特点

防空识别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沿海国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在领海以外水域上方划定的一定空域,其虽然是对空域的划定但却以领海基线为起点。囿于经济驱动的不足以及安全利益的弱化,该制度始终未能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国际习惯确立其法律地位,这就使得防空识别区作为国家主权权利的拓展无法得到国际法的有效保障,而成为国家权利的"灰色地带"。防空识别区具有剩余性、技术性、辅助性和沿海性等特点。根据对等原则,任何已经建立防空识别区的国家都不应当对我国的防空识别区制度提出质疑。深入理解防空识别区的这些性质和特点对于我国防空识别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海上防空识别区划设的合法性

海上防空识别区设置的合法性关涉国际关系、国际法发展,但目前设置防空识别区的国家均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问题。海上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相关条约法的体系解释的结论,或者构成一种国际习惯,以及国家自卫权的实施。划设防空识别区属于一种创设国家权力(权利)的行为,此界定可有效解决防空识别区划设的权源问题,同时因其本身蕴含的平等性,可有力地反驳某些国家对我国的无理指责。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防空识别区的划设体现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的具体实践可为相关国际法的生成与发展提供鲜活的素材。

东海防空识别区与中国国家安全法治

中国政府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甚至抗议,也引发了国人对防空识别区作用和影响的探讨和争论。作为冷战的产物和美国的发明,防空识别区从出现到现在,其主要作用已从防空预警转变为防止恐怖袭击。虽然对划设这样一个空域是否合理合法一直存在争议,通过法理分析,其合法性得以确立,它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国际法、公约或国际惯例。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于它有利于保障民航飞行安全和人员安全,尤其可以避免民航飞机遭击落的事件。目前国内对防空识别区的研究很少,它对国家安全与法治的影响也没有被掌握。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发展的研究,尤其如何在敏感领域大胆改变思维、创新治理方式,如何运用法理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来解决国家安全法治难点问题,如何完善现有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以及如何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保障国家安全,划设防空识别区问题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国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必要性与风险

对于是否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以及何时设立、如何设立等问题的考量应该基于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全需要。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有利于我国信息安全,更好地应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潜在威胁,并且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但也存在可能导致南海周边形势更加复杂化,给一些国家进一步介入南海提供借口等政治风险。因此,短期来看南海防空识别区设立的时机还未成熟,但长期来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将是中国未来战略的必然选择。

外交话语中的评价语势与主权建构——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话语为例

我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相关话题成为外交部和国防部记者会上的热点。文章以评价理论中级差系统的语势子系统为理论框架,联系相关背景及记者会语境,分析外交部发言人针对我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答记者问的话语,发现:随着涉及问题和事件背景的不同,发言人的语势强弱和表达语势的手段也不同;发言人的评价语势与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发言人针对不同的事态调整语势实现对话语强度的调节;语势作为级差系统的子系统之一,在发言人话语中影响了态度和情感的力度,恰当地体现了评价的系统性和精密性。对发言人话语与维护东海主权相关性的探讨有助于深层理解话语在国家安全主权建构与维护中的重要作用。

东海防空识别区管控若干难题分析及对策

本文分析了当前东海防空识别区管控所面临的难题,主要包括全空域全时段预警监视难、域内目标识别难、不明空情处置难等问题。针对预警监视难题,提出了采用无人机补充覆盖沿海雷达海上探测盲区的方法和具体警巡策略。针对目标识别难题,提出研发新的空防系统、减少相关部门的协调以及提升对空探测传感器识别技术与方法的策略。针对处置的难题,提出了基于概率的多目的约束规划模型来获取较合适的空情处置策略。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分析及海峡两岸合作

2013年11月23日,我国政府正式宣告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并颁布了相应的识别规则。从国际法的角度看,"防空识别区"的提出,最早是源于国内法上维护沿海国防安全的需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发展,该领域仍然缺乏可遵循的国际法规范。目前,接受这一规则的国家逐渐增多,但由于国际通例的形成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防空识别区"制度本质上仍是一种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对中国来说,如何从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进而通过对规则的把握,实现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是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应当从国内法上对"防空识别区"进行严格规范,并重视与海峡对岸的合作与沟通,建立"防空识别区"的两岸合作长效机制,更好地为我国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服务。

印度洋国家防空识别区现行特点与法理辨析

目前,印度洋沿岸有多个国家公开划设防空识别区(ADIZ),其现行规则颇具特点,不仅反映出对美国等较早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国规则的继承和发展,还包括一些本地区独有的特色条款。在覆盖范围上,多数印度洋国家的防空识别区延伸至本国领空之外(也有仅在领空内划设者),甚有覆盖他国领空者,但大体均位于本国飞行情报区(FIR)之内,少数与他国飞行情报区有重合。在适用对象上,少数印度洋国家的防空识别区规则对外国军用航空器有所提及,导致适用对象范畴可能"超规",此与其他地区国家所设防空识别区规则略有差异。在适用情况上,多数印度洋国家防空识别区规则均未明确排除适用"仅穿越"而无意进入领空的航空器。另外,部分印度洋国家防空识别区规则的"空防许可"(ADC)和"拦截花销"规定在其他地区实践中甚为少见。近年来,部分印度洋国家防空识别区实践日益受到关注,其有关规则不仅反映出本地区国家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解读倾向,相关讨论亦牵涉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上空法律地位的诠释。

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合理合法性刍议——基于政策法学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个较新的国际空间,防空识别区不仅受到既定和潜在政策的框架性规制,也在其相应法律拓展过程中引发了"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规范性困境。国际政策法学视角下中国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分析在既有条件下,国家行为体为建立防空识别区所达到之目的价值在各阶段过程当中的策略和趋势。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在一般法律原则方面需要突出政策的"权力"价值取向,明确自卫权使用、维护国家安全而非针对特定国家意图;在推动和接轨国际条约方面需要考虑"财富和福祉"的价值取向,强化国际条约的价值和功能作用;在国际习惯规则方面需要突出政策的"尊重和情感"价值取向,通过国际实践塑造相关观念以减少或避免冲突。

东海防空识别区规则的理论分析

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立以来,面对的反对之音不容小觑;除政治角力影响外,应看到其规则确有不尚明确之处。经过长期的国际法实践,国际社会已就防空识别区形成了广泛认同的基本规范,并在规则设置中特别体现为两大要点:航空器飞行意图;民用和军用航空器的类型区分。相比之下,东海防空识别区规则未就航空器飞行意图做明确规定,且在航空器类型上的立场也不明朗,因此,应充实细则,使中国实践更加有章可循。同时,鉴于东海局势,中国立场也应得到国际社会更加理性的看待。

防空识别区、国际法与邻接空间

防空识别区(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即ADIZ)，是指从一个国家的陆地或水域表面向上延伸的划定空域，在该空域内，为了国家安全，要求对航空器能立即识别、定位和管制。1950年和1951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建立防空识别区，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延伸几百海里。凡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必须报告身份，以便地面国识别、定位和管制。现近20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这类区域。 今年4月，发生在我国南海上空的中、美撞机事件，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国内法学界的思考，有学者即曾提出了设立我国的防空识别区的建议。 本文最早刊登在《哈佛国际法俱乐部公告》上，后重载于1964年的《阿尔贝达法律评论》第3卷第2期。文章对美、加两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依据等相关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虽时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现经作者同意，译成中文，特此刊发，以期有助于我国的理论及实务部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防空识别区国家实践:地理范围、识别对象以及识别程序

本文旨在从地理范围、识别对象、识别程序三个方面对全球范围内的防空识别区国家实践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尽管有一些防空识别区完全在划设国的领空内,多数则超出领空范围,并覆盖划设国的专属经济区甚至公海的上空空域。大多超出领空的防空识别区未明确将无意进入领空的"穿越航空器"排除于识别对象范围之外。其中,穿越军用航空器通常拒绝通过提交飞行计划、报告飞行方位等程序主动识别身份,但它们仍可能通过雷达发现跟踪、无线电通信、抵近目视查证等程序被动识别。事实上,即便是极少数在规则中未将"穿越航空器"列为识别对象的国家,也在实践中对穿越军用航空器进行被动识别。就穿越民用航空器而言,由于多数防空识别区在划设国管理的飞行情报区内,对它们的识别可以通过民用航空交通管理"悄然"进行。在与他国管理的飞行情报区重叠的防空识别区里,大多穿越民用航空器选择遵守主动识别程序,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程序带来的额外负担甚微。未遵守主动识别程序的穿越民用航空器可通过雷达发现跟踪、无线电通信等措施识别,一般情况下无需进行抵近目视查证,其安全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