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AN-CHINA MEDIA COOPERATION FORUM 2019 China-ASEAN media cooperation enters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is year marks the China- ASEAN Year of Media Exchange, and in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its opening ceremony held in Beijing on February 20,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eclared that China-ASEAN relations had entered a new phase of all-around development. He expressed hope that media from both sides would serve as messengers of friendly exchange, facilitators of pragmatic cooperation.

中国-东盟视域下藤球文化交融价值研究

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藤球是与中国蹴鞠有渊源并于当代发展于东南亚的体育项目,也是东南亚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体育项目。自1987年现代藤球进入中国,1990年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以来,藤球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视域下,对藤球文化以及历史渊源进行深入探索,以现代藤球开展比较好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家的藤球历史和地域文化关系进行溯源研究,深入挖掘藤球项目的文化交融价值;藤球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和东南亚诸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碰撞点;藤球的“马六甲起源说”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泰国、缅甸的藤球可能要早于“马六甲”的藤球,中国的蹴鞠是否与藤球有关系,还需要更详实的资料证实。“一带一路”建设给藤球带来了发展机遇,鉴于藤球在东南亚的重要地位,对东南亚的藤球文化进行全面实地调查,深层次挖掘藤球文化内涵和价值,全方位研究以藤球为载体的体育文化互鉴交流交融价值,对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有重要意义。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积极开展贸易合作,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政策,这为中国—东盟的职业教育合作也创造了新的机遇。我国和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及合作基础。研究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体制,对于进一步促进国际教育合作、实现跨境协同育人、促进双边合作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中国广西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路径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日益活跃,数字经济业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领域。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广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为支点,深入推进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建设,不断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场景、数字金融和数字平台、数字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由于广西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短板,东盟国家间存在“数字鸿沟”,各国合作标准和规则不成熟等问题突出,给广西面向东盟深层次开展数字经济合作带来严峻挑战。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引擎,为双方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未来,中国广西可从持续夯实面向东盟的产业根基、探索与建立跨境跨省协调机制、加强数字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人才培养与合作等方面着力,推动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行稳致远。

中国—东盟教育共同体视域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及其未来发展进路

中国—东盟教育共同体的建立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现阶段应聚焦国际中文教育在国家战略、区域发展、事业发展以及个人能力发展等方面的时代要求,总结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事业中的政策制定及其阶段性特征,在宏观层面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策治理体系,为中观层面的政策实施提供机制保障。同时,从微观层面着眼于教育合作的多方参与者,关注参与人员的规模、交流活动的成效以及教育发展的态势等。未来,还应从完善语言治理体系、构建项目合作集群、探索师资队伍建设、着力立体化人才培养、加强数智战略对接等方面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共同体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基于东盟八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减贫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核心要务。东盟国家面临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亟待提升减贫韧性。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结合2003—2019年东盟八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盟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东盟国家的贫困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增强了其减贫韧性。异质性检验表明,政治互信、地理距离、营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减贫效应。据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下,双方应优化益贫式增长路径,改善投资环境,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投资,以此加快东盟的减贫进程。

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的塑造与挑战

当前,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手段介入亚洲区域价值链重构,试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依托日韩盟友与链接东盟国家的战略价值链,其本质上延续了里卡多式增长模式。在美国战略价值链塑造中,东盟将是美国战略布局中取代中国的关键角色。而在大国博弈争夺价值链主导权的背景下,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的塑造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下中国的区域中心地位,不仅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塑造亚洲发展与繁荣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亚洲区域经济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壁垒,未来迈向熊彼得式增长的关键一步。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与东盟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合作基础,中国与东盟在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发展中链接日趋紧密,推动了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地位提升与影响力扩大。但不可忽视的是,全球价值链重构、美国战略价值链构建、中国在“双向挤压”下转型升级等系列挑战,也将影响未来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的塑造。由此,中国与东盟必须通过紧密合作,寻找符合新一代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推进路径,通过产业链链接和关键技术领域合作实现突破,进而塑造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合作的熊彼得式增长,以应对共同的地缘政治挑战。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规则:区域合作影响与中国-东盟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则成为各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抢占全球数字市场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期望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框架或合作委员会拓展美式规则影响力,从而主导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走向,持续数字时代的美式霸权。“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领域涵盖数字环境、新兴技术、基础设施、监管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对美国此前《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内容的承继,也是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主的美式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联动,其倡导高标准合作的同时忽视东盟国家市场准入需求和实际承受能力,实质上是为了坚持贸易保护、阻碍亚太一体化和推广美式规则。“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达成,不仅会利用投资和数字技术输出阻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合作,而且会向东盟输出数字发展理念,加剧中国与东盟的“数字鸿沟”,破坏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应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中国数字经济规则;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巩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细化合作内容,共谋数字发展全球规则,共建数字发展新格局。

中国—东盟外交话语的修辞劝说研究——基于元话语和评价系统视角

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双方已成为彼此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以2021年中国—东盟外交话语为语料,考察说话人如何使用元话语和评价资源实现修辞劝说。研究发现,元话语和评价系统构成政治修辞的基本要素,发言人主要使用关系元话语,结合鉴赏资源,实现情感诉诸;主要使用信息元话语和语境元话语,结合鉴赏资源,实现理性诉诸;主要使用发话人元话语和关系元话语,结合判断资源,实现人格诉诸。

基于系统理论的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系统构建研究

[研究目的]针对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在观念、制度、人才、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构建合作系统框架,提出合作路径及解决方案,旨在提高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的水平。[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结合系统理论,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环境等维度进行研究。[研究结论]中国与东盟在构建网络安全合作系统时可以实施以下路径:在系统要素方面,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合作、以建立统一的网络安全制度规范框架进行合作、以构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培训教育体系保障合作、以创新网络安全技术加强合作;在系统结构(功能)方面,增强系统不同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准确把握系统要素最优与结构(功能)最优关系;在系统环境方面,在梳理可供利用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优化系统。

RCEP视域中国-东盟地理标志产品合作路径研究

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隔海相望、命运相系。在知识产权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地理标志产品合作既顺应新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势,又符合全球FTA贸易规则的时代潮流。当前,RCEP协定的全面实施不仅可以有效简化申请注册流程、规范通用名称标准、明确冲突适用原则,更可以进一步优化现代多元互促的发展环境,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地理标志产品合作创造崭新的机遇。但目前由于缺乏正式的法律文件、法律治理环境薄弱、名称使用标准欠缺、确权范围出现分歧等问题突出,给双方深层次开展地理标志产品合作带来严峻挑战。未来,双方可以从完善顶层制度框架、创新保护机制、统一名称规则、趋同确权标准等方面入手,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合作行稳致远。

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与东盟航空运输联系研究

为探究我国同东盟航空运输联系发展水平,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对联系强度进行测算,基于测算结果构建中国与东盟城市航空运输联系空间网络,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对网络总体特征和节点中心性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与东盟航空联系强度较弱,整体呈上升趋势,联系的不均衡性较为明显;整体网络结构较为松散,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分布特点;度分布表现出多级分化现象,网络由少数核心城市主导,接近中心性总体分布均衡。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探究

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全球经济最具增长力的区域之一。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职业教育合作前景广阔。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也存在着政策法律缺失、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全面建立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优化合作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合作体系等举措,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中国—东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合作的多元基础与路径选择

能源领域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清洁化、低碳化是其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与东盟高度重视能源合作,在降碳减排的大趋势下,中国—东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合作具有巨大潜力。中国与东盟国家虽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合作上存在地缘优势与政治互信、能源绿色转型诉求一致、优势互补与供需匹配、绿色合作成果丰硕等多元基础,但仍然面临着国际能源局势动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基础条件相对薄弱、国别差异下合作机制难以统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制度尚未健全、大国博弈加大合作阻力等现实问题。对此,提出中国与东盟要保持能源供应多元化、夯实能源绿色转型基础、创新合作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增强政治互信等对策和建议。

北约“亚太转向”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

近年来,“全球北约”的发展促使北约“亚太转向”趋势愈加凸显,呈现聚焦“中国挑战”以服务美国战略转型、联合亚太关键盟伴以推升地区紧张局势、严守“欧主亚次”以管控战略转型限度的鲜明特点。北约“亚太转向”传播集团政治思想,激化地区力量对立,强化地区热点问题复杂性。同时,这一转向给东盟开放地区主义理念、对外协调机制有效性以及议程设置空间带来威胁,进而冲击东盟中心地位的观念和制度基础。针对北约“亚太转向”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东盟坚持“中立平衡”的立场,发挥经济合作的优势并弥补国防军事合作的短板,以此维护地区事务主导权。展望未来,中国应充分理解和把握北约“亚太转向”及其作用于东盟的逻辑,加强与东盟的双边互信与合作,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和地区事务主导权,同时还应与北约及其成员国保持对话沟通,为地区和国际安全秩序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对近十年广西珠宝产业发展状况的考察及思考

广西本土宝玉石资源丰富,珠宝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早,但发展至今,广西珠宝产业在全国市场上的占有量及影响力均不高,很多依靠本土优势资源形成的产业基地没有获得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东盟、特别是越南市场的强势崛起,为广西珠宝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在充分调研近十年广西珠宝产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广西珠宝产业发展的基础及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广西珠宝产业在区域经济地理环境、宝玉石资源、人才培育、旅游资源等方面,虽然仍然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在产业集聚推动及发展规划、外向型区域及企业品牌建设、设计加工产业支撑、开拓型专业人才数量、结构以及市场管理规范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短板,如何才能在与东盟市场的区域竞合中获得生存发展空间及竞争优势,笔者认为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深思:(1)如何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针对区域发展的竞争态势提出创新性的产业发展规划;(2)如何依托国家大力拓展东盟市场的机遇,用活用足国家给广西的优惠政策,把握好区域市场开发主动权;(3)如何进一步加大与大湾区相关产业的产业集聚发展的互动及衔接,依靠集聚发展形成规模效应,扬长补短,构建新的现代珠宝产业发展模式。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十周年:广西职教“出海”的成就、问题及方向

广西面向东盟的职教“出海”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近年来,广西积极推进职教“出海”,在擘画发展蓝图、搭建对外窗口、形成典型模式、打造品牌效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然面临着政策供给牵引力、平台载体支撑力、典型模式适应力、品牌效应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十周年之际,广西职教“出海”应加强顶层设计、描绘行动路径,借助平台整合、畅通合作机制,坚持质量为本、完善育人体系,依托科研助力、推进系统研究,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更高水平的建设。

RCEP视域下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潜力探析

对外贸易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中表现尤为突出。在贸易摩擦频发、多边贸易受阻的背景下,双边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潜力巨大,为我国对外贸易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挖掘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潜力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结合国际经济与贸易学、计量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通过多角度分析,深入探讨了两国间贸易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与东盟双边贸易的比较优势,基于双方良好的贸易历史和经济基础,共同商讨、互相协作,以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进一步促进中国外贸的良性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疫情冲击及RCEP生效视角

自2018至2023年,中国—东盟区域经贸合作遭遇了疫情冲击,但同时获得了贸易规模升级、RCEP协议生效的发展成果,经济金融的“同频”效应加强。文章从流动性风险视角运用Vine-Copula类模型来研究该区域流动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采用R-Vine-Copula模型及设计的流动性风险指标,较好地刻画了该区域2018—2023年期间流动性风险溢出状况,还揭示了影响风险变动的主要因素;(2)2018—2020年初疫情发生前、疫情发生后至2022年初RCEP协议生效前、RCEP生效后这三个阶段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各不相同:疫情发生前区域的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在三个阶段中最低;疫情期间整体溢出效率最低且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处于最高位,2022年后整体流动性风险值由于俄乌冲突与疫情反扑等内外部因素冲击未能回落到2018—2020年初状态,而整体溢出效应却达历史新高;(3) RCEP协议在带来更加紧密经济金融合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该区域流动性风险整体溢出效应,但各国间的溢出关系从负向溢出更多地变为正向溢出,中国—东盟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在逐渐代替竞争关系。论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问题的研究成果,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的“流动性竞争”理论概念为研究金融风险溢出问题开辟了新视角。

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基础、挑战和路径

中国-东盟关系稳定发展、不断升级,为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但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步入“深水区”,一些挑战难题近年愈发突显。美国等域外势力炒作南海争端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拉拢东盟国家,严重干扰地区合作深入推展。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应坚持因国施策、双多边共同推进,可优先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推动开展务实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引领地区治理规则建设。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当灵活运用二轨平台夯实“民心”基础,促进涉海文教领域合作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