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软土地基处理中Asaoka法的应用

介绍Asaoka方法的步骤和内容 ,以深圳机场实验区和深圳福田保税区软基处理工程的现场测试数据为基础 ,采用Asaoka方法和指数曲线三段法对地基最终沉降进行了推算 ,并对不同的推算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采用指数曲线三段法推算需要较长的现场实测资料才能反映瞬时、主固结、次固结沉降的变化过程 ,Asaoka方法推算过程中对沉降过程的阶段性依赖不明显 ,利用较短时间的观测资料就能够得到较为可靠的最终沉降的推算结果 ,且可直接计算出次固结沉降 。

日本出土的吴越国钱俶造铜阿育王塔及相关问题研究

五代吴越国(907~978年)国王钱俶所造铜阿育王塔在东亚诸国的传播,是10世纪佛教艺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佛教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形制、图像、意义和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文基于日本出土的钱俶造乙卯岁(955年)铜阿育王塔和镰仓时代的金铜宝箧印塔等实物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对钱俶造塔流传日本的历史过程,抵达日本之后如何与本土信仰结合,如何纳藏和供养作了初步研究,并分析了与之相关的日本镰仓时代金铜宝箧印塔的形制与功能。

论现存汉语阿育王文献的价值

目前国际上所保存的有关印度古代帝王阿育王的文献主要有希腊罗马的文献、铭文文献、巴利语文献、梵语文献、藏语文献、汉语文献等6种,其中汉语阿育王文献不但时间久远,而且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可以在很多方面弥补其他类型文献的不足,既对认识印度古代政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佛教传播史、中国译经史也具有重要价值。汉语阿育王文献在国际学术界受忽视的现状应该得到改变。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佛教渊源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是中国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对其评价也颇为纷歧。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受到印度阿育王崇佛行为的启示,是对阿育王事迹的模拟,这从两者布施行为的相似以及梁武帝对阿育王崇拜的推动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梁武帝对阿育王崇佛事迹的追摹,为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史上的梁武帝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海南东环铁路无砟轨道区段沉降变形观测与分析评估研究

客运专线施工过程中的沉降观测和科学合理的沉降变形分析是客运专线铁路建设质量的关键环节,文中采用海南东环铁路客运专线线下结构沉降观测数据,选择工程上比较成熟的三点法、双曲线法、Asoka法推算工后沉降的发展趋势,可指导客运专线铁路无砟轨道区段线下结构的沉降变形观测与分析评估工作。

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一)

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约翰·休伯特·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1876年~1958年,简称约翰·马歇尔),祖籍英国。曾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主攻东方考古。早在学生时代,约翰·马歇尔即对东方的印度文明,尤其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的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参与了希腊克里特岛即土耳其等地的考古发掘工作。由于其优异的考古天赋和出色的田野考古业绩,年仅26岁,即得到大英博物馆的推荐,被其时的英属印度总督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99年~1905年在任)任命为印度考古局总监,这一职位,约翰·马歇尔一直担任至1931年。约翰·马歇尔在印度考古局工作期间,首次招募印度当地人为考古局工作,他将现代化的考古方法逐步运用于对印巴大陆的考古实践中,包括对古代遗迹、遗物的科学记录与保护。奠定了约翰·马歇尔在世界考古学界地位的三卷本巨著《The Monuments of Sanchi》(《桑奇遗迹》),就是他在任职期间,积极组织对桑奇佛塔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调查研究、考古清理、全面修复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学界最为详实、也最具权威性的桑奇大塔的考古研究报告,它向世人展示了桑奇大塔的历史、艺术及现状,一经问世,好评如潮。敦煌研究员马兆民副研究员,历经数年,翻译完成了《The Monuments of Sanchi》(《桑奇遗迹》)第一卷,鉴于对于桑奇大塔的研究资料,除去英文著作外,日本版的资料相对完全,我们国家尚未有完整的有关桑奇大塔的中文著作和译著,本刊连载马兆民副研究员译文的重要章节,以飨读者。

宋代阿育王塔图像之演变——以南宋大足宝顶山“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和雷峰塔塔砖藏“王承益塔图”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佛塔样式之一的“阿育王塔”,在宋代同时出现了两种衍生的平面图像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南宋大足宝顶山石刻之宝塔图碑,乃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即鄮县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宝塔在南宋宁宗禁庭供奉时显灵之图,可视为表现同时代鄮县阿育王塔形态的例证。宝塔图碑属于“四面开龛作佛像式”阿育王塔图像的复杂变体,反映了南宋皇室对鄮县阿育王塔的再次供养和利用,从而制作了神异感应图像,经由皇室颁赐给地方。其二是五代末宋初佛教徒王承益刻印的“阿育王塔图”,属于“四舍本生图式”阿育王塔图像,它开启了以塔图供养代替实物小塔的新模式。阿育王塔图像与政权意识形态和法舍利观念密切结合,作为“神圣图像”进一步符号化和世俗化。

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三)

第十章大舍利塔通道处的雕刻在讨论第二个舍利塔的栏杆时,我们可以发现其大部分的雕刻品仍旧是典型的古代时期的作品,但是从某些方面它却并不那么容易辨别,其中一些作品更是显示了先进浮雕作品的特点,我们注意到同样的想象在巴尔胡特的雕刻品中也被观测到。当我们走近在第二个舍利塔的栏杆建成之后,历时一个世纪才建成的大舍利塔四个通道处的浮雕时,可以发现浮雕的风格和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的不同注意是来至它们所处的不同情况。

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二)

跨过阿育王的丰碑我们来到了山崎第二舍利塔。在它们之间出现了舍利塔1和3号护堤和楼道栏杆上较小的雕刻,它们是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之后完成的,但后者对于当地雕刻历史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也没必要停下来去讨论它们了。正如在前面章节所述的,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最后季度(可能是公元前110年)的舍利塔2号雕刻,是最早的重要的本土石头浮雕工艺的代表,它们构成了印度艺术革命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标志-不同于外国的和孔雀王朝的官方艺术-也可被时代追溯的。

阿育王的塔寺与越南佛教起源

雄王时代褚童子学佛道之说及一些出土的古文物、民间传说、留迹文物等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元前2世纪之前佛教开始传到越南。本文依据古代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阿育王建筑佛寺塔与越南佛教的关系及一些相关材料,来讨论阿育王时代印度佛教在越南的传播,既有助于越南佛教历史研究,也为中、越佛教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九)

第十七章雕像与石柱对于舍利塔扶手和通道-对于到目前为止我们调查中所有接触的,实际上还远不及山崎所有的雕刻。收集在当地小博物馆(已被出版的极好的一个目录)或散落在圣山顶部和通道上大约一百个石柱和石雕都是或多或少处于残存的状态,不包括装饰后期寺庙的走廊和地窖的浮雕。最有意思且保存的最好的样本已在此地被修复,同时我们也预留了此章来对其做调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回头看看浮雕中众多的形象,如陀兰那(即牌楼)已经展现的“双面的”或环形的。这样的回顾是很必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系统性地忽视了对人物的认定,而主要是去对场景做翻译。但我们一定要明白掉入下一个圈套里。

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五)

第十二章门廊雕刻的某些深刻特征和外来影响问题与其宗教目的相符,门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无所不在的平静精神和庄严的沉着感。不论是其形平静,或一起承担汹涌的拥挤,或是兴高采烈地舞蹈,所产生的影响都是一尘不变的静,确保了为整体增添无穷的令人难忘的印象的规律性。

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八)

第十六章通道雕刻的阐述-续篇六、前世生活(佛陀本生)对于八大圣迹以及佛陀生前的最后一些场景我们都有所了解,还有一些因地形的原因而被添加到了其传记本身的一些内容,如战争、舍利子的运送和阿育王的两次出游(一次是礼拜菩提树,另一次是到罗摩伽国礼拜舍利塔)。

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六)

第十三章桑奇雕刻师们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桑奇的雕刻师们当时是采用何种方法和工具来切割和雕刻舍利塔的楯栏和塔门的,现在能够确认的很少,因为雕刻师们当时所使用的工具都没有保存下来,甚至能够可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个问题的未完成的雕刻样本也没有。

桑奇遗迹: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塔(七)

第十五章塔门处雕刻的阐述大塔塔门——即成功建立在1号舍利塔四个入口处的拱桥——上面布满大量雕刻,与裸露残旧的栏杆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上位于3号舍利塔南部的小规模雕刻,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在印度独一无二的"雕刻群",为我们继续进行图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我们一次就能观察清楚,在装饰这些塔门的众多浮雕中,艺术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展示佛陀的生平,而不是描绘佛陀本身。我们知道中印度流派一直在这一难题上挣扎,却从未真正克服它。

浙东传统禅寺景观营造特点论析——以宁波阿育王寺、大慈寺为例

宁波阿育王寺和大慈寺是浙东地区典型的传统禅寺,两者寺内外建筑与园林的景观营造异曲同工,体现了禅寺景观营造的三个特点:既有诠释净土思想的庭园设计,又有寄寓航海信仰的建筑配置,另外,寺内建筑组群与寺外园林彼此照合,人工堂舍与天然林泉相互交融,使寺院空间具有一种隽永禅意。

达摩治国:阿育王与印度佛教法文化

孔雀王朝是古代印度首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阿育王通过吸收并改造以佛教法文化为代表的思想资源,设计并实施了达摩治国方略,将转轮王理想与现实主义治国术结合,实现了伦理与政治的新综合。这种新综合方案借助佛教法文化和其它沙门思想提升王权,使王权与官僚体系紧密配合;借助佛教法文化塑造新伦理,创造具有包容性的统治意识形态;通过佛教法文化缓和现实主义治国术的严酷,形成张弛有度的统治格局。但由于阿育王的达摩治国偏离婆罗门教主流文化,加之孔雀王朝的文化差异和政治离心作用,使这一治国方略遭遇危机。印度建国后,阿育王轮作为国家政治象征,包含统一、包容、和平、共和与文明五重政治想象,融入了现代印度法文化当中。

南京报恩寺阿育王塔出土香料溯源研究

2008年南京报恩寺阿育王塔出土了白木香和乳香两种北宋时期香料。本文梳理了南京报恩寺及阿育王塔的历史,通过文献说明了阿育王塔与宋代长干寺圣感舍利宝塔的关系;整理了我国古代典籍中对白木香和乳香的记载,考证出阿育王塔中的白木香乃沉香中的上品,乳香是印度的上品乳香-滴乳;探究了七宝阿育王塔中装藏白木香和乳香的缘由。最后,综合前人对现代白木香和乳香有效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比较了阿育王塔出土白木香和乳香的有效化学成分。

南京报恩寺北宋地宫出土玻璃盏的保护技术研究

明代大报恩寺皇家建筑基址及北宋长干寺地宫的考古发掘是"201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地宫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本文以地宫内出土的一件编号为TN5的玻璃盏为保护研究对象,在前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筛选了玻璃盏的黏接和灌注材料,并从表面清洗、碎片黏接以及裂缝灌注和修补三个方面,对玻璃盏实施了保护修复。修复后的玻璃盏基本保留了其原始形貌和负载的历史信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

阿育王塔作为一种极具浙江地域特色的佛教文物,是五代十国时期末代吴越国王钱俶毕生崇佛的集中体现。由塔上铸铭可知,钱俶在乙卯岁(955)和乙丑岁(965)两次范金铸成八万四千宝塔,瘗藏舍利、佛经。阿育王塔实物,多出土于吴越国境内的佛塔,河北定州、河南邓州北宋地宫发现的铁阿育王塔应与钱俶两次进京有关。历代民间仿造的阿育王塔实物,时代以五代至宋为主,塔上多有纪年铭刻。五代时期民间造阿育王塔均分布在吴越国境内,宋代的出土地点仍以五代吴越国故境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