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西执政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近代以来,埃及出现过三次工业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经济遭遇了地租经济和实体经济双重衰落的危机。2011年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经济发展凋敝,社会矛盾突出。塞西在稳定政局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主要内容包括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放开汇率与提高利率;财政改革措施包括提高税收、推行销售税改增值税以及削减物价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出了多个大型建设项目。塞西推行改革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改革时间还不长,"救火"特点明显,尚未触及埃及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即如何使实体经济成为埃及经济的主体。从成效来看,塞西的改革措施阻止了埃及经济的恶化,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埃及真正走出经济危机尚需时日。

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

2011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军队在主导埃及政治进程的同时,其经济实力也迅速扩张。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既有体制的维护者,埃及军队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军队是恢复埃及政治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和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军队势力的扩张和威权统治将为未来埃及政治动荡埋下隐患,特殊的军队经济将成为未来埃及经济改革的重要障碍因素。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自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与埃及国内政治密切关联。为巩固政权、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塞西采取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政策,具体包括:支持法塔赫,调解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分歧,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对哈马斯采取打击与怀柔并行的两手策略;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进行斡旋,促使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积极推动巴以和谈。这些政策再次凸显埃及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然而,由于埃及国力衰退、地区和国际影响力下降、对埃以关系日益重视等现实因素,埃及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与以色列准联盟关系的发展

塞西执政后,埃及和以色列以安全合作为基石,密切战略协作,构建起具有准联盟基本特征的新型双边关系。埃以关系能够超越冷和平、向准联盟发展具有复杂的动因,它源于体系层面、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的“变量聚合”。首先,中东体系结构调整导致地区无政府状态加剧,中东多国形成相互交叉的对抗性政治集团,为埃以拓展关系创造了客观条件。其次,埃以安全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扩大,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日渐式微,为两国关系向准联盟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最后,埃及领导人塞西的个性特点以及作为特权阶层的高级军官的群体认知,为两国关系的调整提供了稳定的政策保证。埃以作为中东地区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将进一步加速“新中东”的形成。

新冠疫情冲击下埃及经济改革探析

塞西执政后,埃及推行了旨在稳定经济和发展军队经济的“双主线”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国际收支平衡改善、财政赤字收窄,军政关系和执政根基更为牢固等。然而,军队经济的扩张抑制了私营部门的活力,导致经济增速偏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埃及经济改革的前期成果遭到削弱,既往的改革路径举步维艰,转向势在必行。“双线并轨”成为未来埃及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即强化“军队经济”主线对经济稳定主线的支持力度,以加强两者的兼容性,使之共同推动经济回稳向好。这种转向的根本途径是激发私营部门活力。考虑到潜在的政治风险,塞西政府在短期内不会限制军队经济发展,而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劳动力和企业能力建设等措施激发私营部门的活力,以实现有限的“双线并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