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訄书·清儒》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二重奏

重订本《訄书》所收《清儒》篇,是现代清学史的开山之作,已有研究大都采取单纯的学术史视角,而没有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体现了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敏锐洞察力,它更是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单讲学术史,此前研究也忽略了《清儒》中隐含的文学与经学、文士与经儒的对立叙事,如果由此视角进入,既可以观察到乾嘉以后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的专业化倾向,更会发现,章太炎借由强调这种对立,完成了对儒学与经学的裂分。由此章氏解构了政治性的旧儒学,而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新经学。而这一工作进一步的思想方向则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再造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章太炎是五四学人的先导。

北洋医学堂百年研究述评

北洋医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开启了中国官办西医教育的里程碑。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至2000年、2000年至今三部分回顾和述评了百余年国内外学者对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成果,认为现阶段其研究存在认识度不高、研究范围狭窄、文献资料使用不足等问题,并就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做出了回应,进一步提出要培养高素质研究队伍、合理使用外文文献、加强系统性研究等方法,为中国近代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内地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的医史研究发展至今已近百年,研究者的学科构成和研究取向都经历了重要转变。其研究的不仅是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演变,还有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者也不再限于医学内部,而成为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关注。清代医疗史研究可谓是中国医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多角度审视其流变,便可发现其存在的局限与进展的空间。本文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审视其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认为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深入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

清代是个学术的时代,尽管经有古今之分,学有汉宋之异,但追求学术的独创性、实证学风和学术史视野,始终是清代学术最显豁的特征,也是清代诗学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论背景。清代诗学虽不以原创性为突出特征,但力求突破前人藩篱的创新意识与实证学风相结合,却带来理论阐释、诗人评论及作品分析上空前的深刻和细致,对学术史研究的重视更赋予它善于总结前代理论遗产、推源溯流、包容古今的集大成色彩。清代诗学家评论当代诗歌的历史感、讨论理论问题的学术史意识和诗歌史研究的热情,无不显出其学术精神与当代学术的相通。本文有鉴于此,试图从清代诗学的学术精神入手,探讨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从清代诗学著述的丰富性、专门性和实证性来看清代诗学的学术性,从历代诗学文献整理、传统诗学阐释和诗歌史研究三个方面论述清代诗学整体上的集大成意义。

林辰先生年谱

出版家、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林辰先生曾历任多家出版社编审,虽经尽坎坷困苦,而学术热情与编辑出版的干劲持续不衰。先生五十岁复职,既主持编辑整理出版大量明清小说,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和创作,同时举办多次明清小说研究会议,扶植中青年研究者、团结国内外同行,成为公认的北方著名出版家和明清小说研究家,为我国明清小说整理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辽宁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卓著。

清代才学小说三论

才学小说之名系根据鲁迅相关论述归纳而来,但将它作为一个小说流派,会遇到两个难题。通常所说的四部才学小说与其说是一个小说流派,不如说体现了清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倾向。炫学是清代中叶出现的一个新的创作现象,其动机至少有三:一是作品表达的需要,二是体现人生价值的需要,三是保存个人的学术见解。它反映了清代中期文人阶层对小说态度的潜在变化,这是白话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炫学式小说创作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次可贵的创作尝试。

论清代藏书思想及其与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关系——《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序

以物权私有私益为基础的中国藏书思想及以物权公有公益为基础的西方图书馆思想在晚清时期交汇,至民国初年互为融合、共同发展。《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在全面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全新的"藏与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了清代藏书收集理论与方法、清代藏书的保存与保护、清代藏书的开放流通等问题,较好地还原了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真实面貌。

清史研究与政治

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有限度的学术研究;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走向伪科学。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

论梁启超晚年清代学术史研究之特色

梁启超晚年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二书相较 ,前者篇幅较少 ,言简意赅 ,是清代学术的鸟瞰图 ,侧重于“论”;后者篇幅较多 ,内容充实 ,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展览馆 ,侧重于“史”。这两部书堪称是藏山传世的学术经典 。

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提出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影响颇大的"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精炼的论断,除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及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影响外,极有可能是源自邓实1905年发表的《国学今论》一文。考诸清末文献,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可能并不是邓实或王国维的创见,而是清末学人对清代学术发展反思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可能还有更早的渊源。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源流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对探研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渊源这一研究课题有效,而且对梳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发展历程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综述

现存明清契约文书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自19世纪末以来,在文物工作者和学者的努力下,各地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陆续展开,部分内容已结集出版。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逐渐得到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期 ,梁启超、钱穆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在研究中 ,力戒门户之见 ,注重揭示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兴衰的内在因果关系 ,重视汇通中西文化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探讨 ;中后期 ,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清理发掘了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近二十年来 ,清代学术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内容涉及对清代学术史的专题研究 。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谢国桢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对清代学术史研究贡献卓著。他认为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学风表现在气节坚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方面。对乾嘉学派,谢国桢既充分肯定其学术贡献,也指出该派治学考古不知今、识小不识大和考证琐碎等弊端;同时,谢国桢还对乾嘉时期全祖望等富于爱国热情的历史学家给予高度赞扬。对晚清学术,谢国桢重点考察了学术嬗变与时代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他对晚清公羊学派给予很高评价,指出龚自珍、魏源治学反映了时代精神。

清代：古典唐诗学的总结与终结

清代古典唐诗学进入了集成总结时期。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桐城派、宋诗派、汉魏六朝诗派等具有集成性质的诗歌流派的更迭起伏,钱谦益、王夫之、叶燮、朱彝尊、刘熙载、王国维等特色独具的诗人的不断涌现,均从各个方面丰富了清代唐诗学的内涵。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学理上的建构,还是在笺注、选本、评点、总集的汇纂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梳理清代唐诗学嬗变的特点,可以见其在整个唐诗学史上和清代诗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

章太炎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章太炎是20世纪国内对清代学术史进行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在论清初学术时,章太炎彰显民族主义旗帜,以是否具有民族气节为准绳,赞扬王夫之而贬低黄宗羲。对清中期学术,章太炎毁誉参半,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还将乾嘉学者划分为吴、皖两派,并旗帜鲜明地扬皖而抑吴。对晚清学术,章太炎贬低魏源、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而赞扬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家,突显了他关于学术与政治的立场。尽管章太炎研究清代学术史也有不足,但他在研究中所持的开拓精神、关注现实及民族命运的情怀,都值得珍视。

清人对周代宗法制度的研究

清代学者治经学时较为注重考据古史、探讨古代典章制度,在涉及周代宗法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这一治学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人对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宗法的由来、宗法的作用和影响、宗法的本质内涵、宗统与君统的关系、宗法制度中别子等相关范畴、礼书中有关宗法制度的记载、宗盟以及封建问题等等,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为当前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提供重要补充。此外,清人著述中对于古史的阐释内容可为探讨清代学术特点、思想和近代以来中国新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