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表现

环境资源问题可能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税收政策能够调节经济健康发展、引导企业行为。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变革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效提升了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表现;作用渠道探索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与绿色研发活动是上述影响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衰退期企业、位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表现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引导企业参与环保行为、促进环境社会责任表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税收优惠与企业社保缴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证据

企业社保缴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本文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税收优惠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行业内企业的社保缴费,平均提升了5.20个百分点。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社保缴费基数,进而促进了企业社保缴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非国有、资本密集度较大、员工权益保护较好以及位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社保缴费影响更大。此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促进社保缴费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了社保缴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探索企业社保缴费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资本偏向型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价值——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研究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作为一项具有资本偏向型特征的税收优惠政策,兼具税收优惠与投资促进功能,其在实现“稳投资”作用的同时能否带动企业价值增长,是当前“稳增长”目标下,一项亟待考察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市场中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借助资本市场对企业市场价值的评估,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该项政策的实施对微观企业而言发挥了显著的价值创造效应,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企业专注主营业务,一方面可以加大实体投资比重,优化投资结构,从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另一方面可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加创新产出,进而带动企业价值增值。多维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内的企业中,加速折旧政策的价值创造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全生命周期经营绩效预期的视角加深对加速折旧政策效应的理解,为结构性减税政策助力企业价值“稳增长”提供了经验参考。

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证研究

税收激励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其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实现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交叠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其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绿色投资成本和强化市场竞争三个机制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强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主要影响实质性绿色创新、自主绿色创新和防控型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税收激励的认识,对协同推进稳增长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目的分析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方法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选择部分上市企业的近10年数据和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情况的详细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同时选择指标变量展开实证分析。通过对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基准回归分析、平行趋势检验,验证了加速折旧政策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的作用。结果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企业现金流等变量呈显著正相关。结论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可以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企业资金流动性和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等方面。

资本折旧政策对投资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以基础工业行业为例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大多曾经使用折旧政策来促进产业发展,但我国目前尚未充分利用。将折旧率引入新古典投资模型,考察加速折旧这一间接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基础工业部门,折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投资,且折旧率对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政府对投资活动的干预加大了投资对折旧率的敏感性。进一步的考察发现,区域间折旧率对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最小,中部次之,西部最大。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政策效应:来自财税[2014]75号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2009—2015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财税[2014]75号)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与非试点公司相比,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使得试点公司的创新投入显著增加,但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区分所有权性质、盈利性和成长性三个维度,进一步检验发现:加速折旧政策使得国有试点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显著上升,试点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的创新投入均显著增加,但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加速折旧政策使得盈利试点公司的创新投入显著增加,低成长性试点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创新投入显著增加。拓展性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缓解了试点公司的内源融资约束,但对避税无显著影响,且投资者对加速折旧政策的市场反应整体上呈悲观态度。整体而言,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概括为"试点公司的创新投入显著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本文丰富了加速折旧的经济后果文献,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公司行为的研究领域,对税收部门完善加速折旧政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税收政策是撬动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工具之一。文章采用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4年、2015年两次发布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政府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财务状况优化”和“创新驱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成长性较好的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较强。文章的研究可为深入理解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以及探索适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模型下定量研究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对制造业企业的静态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的静态效应成因研究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仅提高了低融资约束制造业企业的静态全要素生产率,对所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三类制造业企业静态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改善作用;动态效应成因分析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并未能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在东莞制造业的实施效果研究--基于东莞制造业的调查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是一项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税收政策。通过问卷调查"世界工厂"东莞市967户企业,发现新政实施普惠度和企业满意度均不高。Logit模型回归显示,微观企业的内在特征、经营条件和政策认知会影响其对新政的应用度;新政实施呈现出显著的受众特征。根据对15户典型企业的实地访谈,剖析各类企业抵触新政的现实原因并提出对策。企业大多预期新政的未来作用很有限,效果评价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六个特定行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满意度相对较高。研究结论可为新政的事后评价、管理服务及后续应变调整提供参考指引。

加速折旧政策能改变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吗?——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自然实验

以中国A股2010—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依托“准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来检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准检验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影响了企业的投资结构,有效地引导企业偏向固定资产投资,而减少权益资产投资的比重。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政策效应更多发生在国有性质、大规模、未亏损以及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现金流在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中扮演着中介效应的作用。

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抑制了相关行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负面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明显促进了企业投资,但投资效率却随之下降,进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干预较强地区企业和金融市场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

加速折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将2014年和2015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冲击视作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研究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整体性创新产出水平。从影响机制来看,加速折旧政策主要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实现,而市场化水平对创新激励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对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来说,政策对创新激励的作用较强,但融资约束程度过高时,激励效应则不再显著。基于此,应继续深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改革,优化税收征管程序,改善政策外部环境,并进一步突出政策的导向性。

国内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出口了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我国2014年和2015年先后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内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税收优惠政策从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并且这一效应对重资产企业、长资产期限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和降低融资成本等缓解企业外源性融资约束的渠道来促进企业出口增长。本文结论对我国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多重激励效应

激发企业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破解关键领域技术难题,是新时期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需求。基于2014和2015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一外生政策冲击,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缓解企业现金流和融资约束、改变管理者预期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等多重路径正向激励企业创新;该政策不仅显著增加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也有效改善了企业创新质量;但该激励效应在资本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表现得更明显。上述结论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企业创新行为的决定机理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税收激励提升企业员工薪酬了吗?——来自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证据

企业员工薪酬增长不仅可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也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差法考察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本文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员工薪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效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同时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入提高对高技能员工的需求,从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约束紧企业的员工薪酬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有助于理解税收政策与企业员工薪酬之间关系的逻辑机理,对我国以税收激励政策调整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办养老机构价格管理改革个案研究——以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为例

公办养老机构的服务价格由价格管理部门确定,不仅低于市场价,而且常常低于成本价。但意在为困难老年群体提供优惠的价格管制政策事实上却会导致公共养老资源分配不公、影响服务供给增加和服务质量提高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浙江省对公办养老机构服务价格管理进行改革,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被选为试点单位。本文通过三福院的个案研究,讨论"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这样改革?改革的效果如何?"三福院改革是多重约束条件下"夹缝中的改革",兼顾了成本定价原则、公办养老机构的公益性和社会经济承受能力,总体而言具有重要创新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遗憾之处。未来的改革应将公办养老机构价格管理改革和补贴制度改革、机构运营方式改革结合起来。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福建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以2007—2022年福建省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福建省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显著促进福建省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对创新产出则缺乏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的效果受企业股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制约,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促进效果更好,但从使用政策的意愿来看,非国有企业政策使用意愿更强烈;融资约束越宽松的企业,政策促进效果越好。基于以上实证结论,结合对福建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本文就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如何影响企业就业吸纳能力?——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例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2011—2018年沪深股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评估2014年和2015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两次试点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强了企业就业吸纳能力。机制分析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小于产出增加对劳动力的“产出效应”。分组讨论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效果在资本密集型和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下企业增加用工需求的行为会产生不同“溢出效应”,制造业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会挤出目标企业的劳动力,而其他行业内企业会使目标企业的劳动雇佣增加。本文的研究从微观主体视角丰富了对税收优惠多重效果的理解,并为后续政策优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