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对债权人直接承担出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之误区与新《公司法》之否弃

司法解释确立了股东向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的规范模式。此种模式的理论基础不明,如果是以代位权为据,则表明此类规定既不必要也不准确;如果是以第三人侵害债权为据,则显属错误。实践中,直接责任模式容易造成个别清偿,且效率不彰。新《公司法》未采纳直接责任模式,不存在法律漏洞。否定直接责任模式,回归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般规则,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不影响对债权人的激励。突破法律逻辑创设直接责任模式,不仅于外在形式上有损法律体系的融贯与协调,而且于内在价值上造成利益失衡,得不偿失。同时,一般法在公司法领域的适用有其限度,需充分尊重公司法的规定及其内在逻辑。新《公司法》第54条关于债权人特别权利和“入库规则”的规定,已排除民法上代位权效果和执行法上债权执行制度的适用。股东及公司管理者有关出资的各项义务和责任,债权人有权请求其向公司履行和承担。

论股东出资义务之“加速到期”——认可“非破产加速”之功能价值

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并非"完全自治"的事项——出资期限的设计应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包括偿债)。当公司存在"不清偿到期债务"之情形,应允许债权人主张加速股东出资义务之履行。这不是对"契约严守"的背离,而是对契约诚信的遵守。在合同法上,"非破产加速"存在可能空间:一则,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契约严守"不能约束债权人;二则,合同权利不得滥用。在公司法上,"有限责任对价加速"、"法人格否认加速"以及"非破产清算补资加速"等均为"非破产加速"提供了制度解释空间。最高法院有关强制执行规范也事实上许可了"非破产加速"。支持"非破产加速说"有助于形成"理性的股东认缴秩序"及"理性的公司偿债秩序";"非破产加速说"也是交易成本更小的"加速到期方法",应优先得到适用。因此,"非破产加速"与"破产加速"的适用情形不尽相同,它可填补"破产加速"衍生的规制漏洞——透过给股东施加清偿压力,解决"主观清偿不能"的公司赖债现象。而且,"非破产加速"的弊端也完全可以通过破产撤销权的运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必担心不合理的"偏颇给付"所衍生的"公平清偿"问题。

原则与例外: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司法适用之思

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是在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保护权衡后所作出的制度选择,其有效地弥补了认缴制下存在的法律漏洞。从债权人整体利益保护出发,应确立限制非破产情形下单个债权人主张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基本原则。但当期限利益被滥用,严重损害单个债权人的期限利益之时,在特定情形下,应赋予债权人向认缴股东主张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依据法律逻辑及制度内涵,司法实践中对以下三种情形:债权设定时,股东的相关行为已使得该债权人对股东未届出资期限的出资额产生高度确信和依赖;公司的法人股东为绝对控股股东或者全资股东进入破产程序,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认缴出资股东存在借认缴期限恶意逃避股东责任之时,应予考虑适用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法律适用研究

根源于2013年《公司法》认缴资本制改革,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已成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重要路径,然而不仅学界对此存在着鲜明的争议,而且相关案件的司法裁决也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无论是《破产法》《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还是《合同法》,都未对此进行针对性的规制。因此,为了推进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案件司法裁决的公正与效率,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应结合实践中相关案件所呈现的具体特点,沿着公司法路径,通过明晰其具体适用条件、确立董事催缴义务、重新界定抽逃出资以及强化民事责任规制等相关制度构建,推进其专门性法律规制。

“非破产加速”规则的司法困境及完善路径——以2021年《公司法(修订草案)》第48条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律适用问题给出了“留白”的审判指导意见。既有裁判反映出司法实践对该指导意见的理解与运用有待完善。从解释学视角考量,应将该指导意见定位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体系中的“非破产加速”规则,具体适用情形限制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从而使其回归规范本意。司法实践在参照该指导意见审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纠纷时,应采用统一的具体适用要件,比照《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审查资产的实际状况为前提。2021年的《公司法(修订草案)》在吸收该会议纪要指导意见的基础上新增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有关规则,值得肯定,但其中具体适用情形的认定标准仍不够细致,需进一步完善。

试论公司非破产境况下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

《公司法》确立的认缴资本制降低了债权人对公司资本担保清偿到期债务能力的信任,也打破了股东自治权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相对平衡。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是一项平抑认缴资本制可能引发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失衡问题的重要措施;构建公司非破产境况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应当规范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完善企业信息公示和信用评级制度,构建合理的股东出资催缴制度,明确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认定标准。

认缴制下股东未到期出资责任研究

自2013年《公司法》修改后,我国由最初采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转为完全的认缴资本制。我国资本制度的转变放宽了股东实际缴纳出资期限,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可以随意约定注册资本及认缴期限。那么,在股东或发起人依法成立公司后,公司章程中对认缴期限的规定能否对抗公司无法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请求股东提前履行未到期出资义务的诉求?本文将结合目前实践中所出现的判决,分析理论中的不同观点,否定股东在非破产情形下提前履行出资义务。

认缴制下公司存续中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责任研究

2013年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开始采用资本认缴制,股东享有约定认缴出资额及出资期限的自治权,这给债权人的交易安全带来了不利影响。公司非破产状态下,出资未届期的股东是否负有加速到期责任,为公司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很大争议。认为加速到期因剥夺股东出资期限自由且无法律依据而不应得到支持的"否定说"存在严重缺陷。认为加速到期应视情况而定的"折衷说"不具备现实操作性。"肯定说"主张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应加速到期的观点应得到赞同,只是理由并不充分,应从公司法宗旨、资本充实责任、权利义务对等、股东优先责任等方面做理论补充与拓展。股东认缴而未缴出资的行为使公司责任财产减少,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股东就侵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法应强制将股东之间约定出资期限加速到期,股东出资义务构成,公司债权人有权直接请求股东为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公司债权人请求权成立应满足三个要件,即公司未向公司债权人履行到期债务、股东未向公司缴纳全部出资、公司债务依法强制执行无效果。股东加速到期责任范围只限于未缴纳出资本金,不及于利息。股东加速到期责任可通过扩张适用我国《公司法》第3条第2款、扩张解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适用我国《民法总则》的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完善我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等四种法律路径实现。

利益平衡视角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构建

非破产情况下,债权人是否受章程约定的股东出资期限限制,争议较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具体情形,在结论上值得商榷,在形式上限制了司法的张力,削弱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从促进社会投资、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出发,为便宜公司设立而作出的股东出资安排,不能成为弱化债权人保护的依据。在公司资产不足以对外清偿债务时,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符合公司法基本价值取向。但在具体适用时要兼顾公司自治的需求,原则上应当区分债权人的不同类型,并允许股东提出出资期限合理性抗辩,以实现效率、公平等价值的动态平衡。

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理论批判与制度重构

法人人格否认或破产制度,因规范目的不同,无法妥善解决实践关于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需要;扩张解释或类推解释“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包含未届清偿期之情形,既无适当依据也造成体系破坏;即使代位权客体逐渐拓宽,商事视角下,公司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仍应遵守入库规则,实定法下代位权制度无法为认缴出资加速到期提供法理支撑;第三人侵害债权亦无适用余地。法解释上,应放宽“股东滥用权利”的认定,通过《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达到与加速到期类似的效果;立法论上,股东认缴出资非免除其出资义务,股东滥用公司独立地位,且经执行程序确认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未届清偿期股东负有充盈公司资本之法定义务,立法应明确认缴出资加速到期适用要件及程序。

利益平衡视角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优化研究——兼论《公司法》修正草案第48条

认缴制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制度,在历次修改变化中呈现“由紧趋宽”之势,但仍未解决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失衡的问题。2021年,《公司法》修正草案第48条对公司存续情形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进行规定,以寻求股东期限利益和债权人利益之间的进一步平衡。尽管该条文有望解决实践中债权人仍面临的认缴股东出资不确定性问题,但在认定条件、申请主体、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加速出资范围和设计方面仍有存疑之处,亟待予以释明。建议修正草案第48条在认定条件上纳入新的标准,在申请主体上扩大至实缴股东,在举证责任上实行债权人举证责任倒置,在加速范围及方式上进行合理界定,从而对股东出资加速制度予以进一步优化。

法律行为视角下对出资自治的理性约束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如一场风暴,源起行政领域,后席卷立法、司法领域。立法上带来的后果是《公司法》及三个司法解释的相应修改。司法上带来的影响则体现为法院对投资者意思自治的格外尊重与对投资者利益的倾斜性保护。立法只卸下了先前套在投资者身上的枷锁,却未革新相应监管规范。司法更是视维护投资者意思自治、保障投资者利益为政治正确,对投资者过分“溺爱”。“宽进严管”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宽进”精神无疑得到了立法、司法的贯彻,但“严管”的态度却付之阙如。依法律行为理论,出资自治行为应受到公司利益、第三人利益等因素的约束。投资者意思自治不应成为损害公司、第三人利益的借口。司法应当改变“重宽进,轻严管”的立场,以理性约束出资自治、宽进和严管并行的逻辑处理相关纠纷。面对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能否加速到期问题,司法应持肯定立场。

股东未届期出资义务问题研究

自2013年《公司法》确认资本认缴制以来,公司债权人能否在公司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时要求出资未届期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就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不休,主要存在破产倒逼和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等解决方案。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看似解决问题,却从根本上破坏了资本认缴制,也不利于全体债权人的平等保护。而破产倒逼一方面有法律支撑,另一方面保护了认缴制的完整性,强化了市场自治,以破产为手段,以股东主动放弃期限利益为目的,达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

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研究

自2014年3月1日起,公司资本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股东法定的出资义务趋于缓和,赋予公司和股东更多可选择的余地,具体的出资情况成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尤其是出资期限的长短,可以说这是公司出资制度改革的最大亮点,也是公司法修改的成功之处。公司法及其相关规定对股东的出资期限没有强制的要求,这为股东的出资埋下了祸根。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这是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应有之义,法之所属,当然这也是股东分期缴纳出资而不能加速到期的原则所在。正因为如此,大部分股东利用注册资本认缴制,即分期缴纳出资逃避本应履行的出资义务或规避理应承担的对外债务。这不是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本意。所以,在特殊情形下,股东可约定的出资期限失去本来的意义,其出资义务可以提前履行。

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研究

公司设立时股东章定较长出资期,处于不能偿债境地时,公司债权人不享有对未届出资期限股东的直接请求权,即诉讼加速论以及执行加速论皆不可行。立足于"公共池塘"理论以及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应采破产加速论。对此,需正确理解认缴制下的"破产原因"。

非破产、解散情形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研究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了完全的认缴资本制度,赋予了股东极大的出资自由,却给公司债权人的交易安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当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往往会将视线聚焦于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所认缴的出资,此种情形引发了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公司非破产、非解散情形下股东出资责任能否加速到期这一问题的争论。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不支持加速到期未届期的股东出资责任;然而,从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三方利益关系的角度考虑,在公司非破产、解散情形下引入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以及公司资本充足,从而在认缴制之下实现各方利益平衡,因此更具有正当性。

股东未届到期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研究

近年来,股东在公司章程里约定畸长的出资期限,当公司不能履行其债务时,债权人要求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案例激增,引发了学界及实务界就是否适用加速到期制度的关注与探讨。本文在分析现有学术成果、司法判例的基础上,对是否适用加速到期制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辨析,对加速到期制度的适用前提和应用阶段展开了论证,并借鉴国外立法相关规定,以期进一步平衡股东与债权人利益、探索股东未届到期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合理适用。

未实缴出资股权转让之出资责任归属研究

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未实缴出资股权转让的出资责任无法由《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规制,司法实践裁判不一。认为转让方不能免责忽视了股东的期限利益,类比债务承担理论,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出发,转让全部股权时为免责债务承担,责任归属受让人,转让部分股权时为并存债务承担,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承担。股权转让明显缺乏认缴能力的受让方有损债权人利益时,民法上恶意串通以及债权人撤销权存在司法适用之障碍;参照《九民会议纪要》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展,可使转让方与受让方一同承担出资义务;比照减资程序在股权转让登记之时设置登记机关风险提示以及通知或公告债权人制度,以平衡债权人债权保护和股东期限利益保护。

论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责任的加速到期

加速到期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对其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2013年《公司法》的非系统性修改,主要表现为《公司法》规范体系协调失衡、司法程序未能与公司法修改相衔接。从利益平衡视角下看,加速到期制度对于保护债权人,平衡债权人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在认缴制背景下,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上构建加速到期制度,同时通过设立公司内部追缴机制等手段,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对债权人的救济,以此维护其合法权益,稳定商事交易秩序。

授权资本制与认缴制融合的比较法考察

随着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订,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在法定资本制的范围内进行了变革,实现了由分期实缴出资到全面执行资本认缴制的转变。全面认缴制的实行解决了以往实缴制度所导致的市场经济受到桎梏的问题。但伴随着认缴制带来便利的同时,在近八九年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实施认缴制而产生的许多问题,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纵观世界公司资本制度变革之大趋势,引入授权资本制或已成为资本制度改革之不二选择。然而由于我国法律环境以及相关制度与域外有所差异,贸然全面适用授权资本制亦有不妥。只有将授权资本制引入并与现有认缴制度相结合,让公司得以轻装上路,并通过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董事会催缴制度、构建与完善信用机制、控制权转移机制等方法来规避以往认缴制所暴露的弊端,才能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