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负面清单开放水平评估及提升对策——与RCEP、CPTPP的比较研究

我国现行负面清单包括服务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如何合理评估负面清单开放水平,更好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国内规则、规制方面的制度创新,是我国制度型开放过程中需要重点研究的难题。基于与RCEP、CPTPP主要成员国贸易负面清单比较研究,发现我国自开始探索服务业外资准入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来,负面清单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需较大幅度提升。对标以负面清单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既有利好也有风险,要针对服务贸易分类不一致、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两单分离”等难点,着重从服务贸易统计、法律法规以及负面清单风险防范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我国负面清单开放水平。

对我国服务业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服务业已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中的主流。创造吸引国际服务业FDI的有利环境,从而实现对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顺利承接对于促进我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着重要作用。针对我国服务业FDI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启示。

服务业FDI提升了国内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广东细分服务行业的证据

基于广东各细分服务行业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服务业FDI与服务业行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FDI对不同服务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一些服务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另一些则具有消极影响,还有一些没有显著的生产率效应。为促进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应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利用外资战略。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房地产市场风险研究——以上海为例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尤为典型。影响我国房价持续快速攀升的因素众多,着眼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上海房地产价格的冲击及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展开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上海房地产价格波动不构成显著性影响。这表明,目前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成功规避了FDI流入可能产生的资产泡沫风险。但是,面对当前通货膨胀预期全面显现、房价居高不下的现实,政府应继续对各类以FDI名义的短期资本流动加以必要的管控;将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低水平,以熨平国内宏观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服务外资准入规制及我国法规完善

教育服务外资准入是国际投资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教育服务外资准入问题均十分谨慎,基本都对创设教育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进行了具体规范;亦对教育服务外资准入的范围、比例、外资履行要求及审批进行了各种类型和不同形式的规制。未来沿线各国的教育服务外资准入规则,主要从多边磋商、双边协议和国内法的角度寻求发展。我国教育服务外资准入的相关法规尚待完善,应在外资准入的组织形式、出资方式、审批细则、准入领域等方面加以细化,强化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利用外资与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国内金融发展的作用

国内金融发展可以放大外资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积累和形成中的作用,而且也影响了外资对生产性服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金融发展也包括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对于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竞争效率的提高,同时金融开放也意味者从外部引进了金融资源,提高了融资水平。总之,金融发展可以加强外资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利用中国1985-2009年有关年度数据进行经验实证分析表明外资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具有很大影响,金融发展也显著影响了外资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

河南自贸区服务业对外开放对策研究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扩大服务业开放,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文化旅游的交流与合作、航空服务的对外开放等。以河南省服务业开放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河南省服务业对外开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河南自贸区的设立,为河南省服务业如何更好地实施对外开放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FDI与江苏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随着江苏省服务业FDI的不断增长,并将逐步成为外商在江苏投资的主体,势必会对江苏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一定地影响。本文选取1990～2007年的江苏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及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作为样本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关于FDI是否会对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FDI是现代或传统服务业增加值的格兰杰原因,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的报酬率大于对传统服务业增加值的报酬率,即FDI促进了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

服务业外资开放、生产外包与减排表现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中外资的角色越发多样化,除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也开始受到关注。现有文献多以服务作为清洁要素嵌入中间生产为基础,讨论服务业外资开放的环境效应。然而,这些研究却忽略了全产业链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即使不增加服务投入,依然可能通过生产外包转移污染的事实。本文尝试从资产专用性这一新视角,在理论上阐释服务业外资准入政策对一体化企业和外包企业差异性冲击的内在经济学机制,并稳健地实证识别中国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外资开放的减排效应在一体化企业和外包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一体化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得更多。这一结论不仅为制造业污染防治拓展了新思路,还为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中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析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效应,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可以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为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探索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外资进入改善了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吗——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通过含有工具变量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整体上提高了服务业企业女性就业占比和高技能就业占比,并有利于改善就业市场的性别和技能结构失衡,多种方案均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细致来看,外资进入改善了中低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性别结构,恶化了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性别结构,且对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分地区的研究也发现,外资进入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就业性别结构和技能结构的改善作用均大于东部地区。上述结论表明协同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就业优先战略是优化就业结构、破解就业难题的有效路径。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

全球外商投资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已成为主要趋势,中国服务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化,并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率的良性互动现象,提出服务业OFDI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4-2017年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行业生产率,但是其主要贡献来源于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反而会抑制行业生产率的增长;动态格兰杰面板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之间存在互动机制,互为格兰杰原因。

论美中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性:潜在经济效益

虽然中国在经济开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允许私营企业、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等进入市场,但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服务性行业的壁垒相对较高,从而降低了服务行业生产力,抬高了价格,限制了中国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最终抑制了经济增长。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则能在消除外商直接投资壁垒、促进两国经济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高标准的BIT将对深化开放外资以及提高中国服务性行业的竞争与发展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加大外商直接投资或将成为缩小中国第三产业和国际先进标准间生产力鸿沟的契机。若放开本土竞争与实施BIT同时进行,那么一个高标准的BIT将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尽管评估BIT的影响较为困难,我们参考了一系列最新研究报告估算潜在收益范围。我们的研究表明签订BIT可能带来巨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