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体视域下的《大唐西域记》心理形容词考察

将《大唐西域记》433个独立语篇区分为272个说明语篇和161个叙事语篇,穷尽式地统计心理形容词在说明语篇和叙事语篇中的数量及频次分布情况,并对其语法功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说明语体对心理形容词具有排斥性,而叙事语体对其具有高度选择性。这种现象是由语体特征决定的。说明语体和叙事语体的不同语体特征,是造成具有变动性、亲验性、有因性语义特征的心理形容词在《大唐西域记》说明语篇和叙事语篇中产生分布及功能差异的主要原因。

报告文学探源

中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报告文学起源于近代、起源于海外。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这种观点的错误 ,又从史实上 ,即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报告性质和文学性质上 ,论证了报告文学诞生在七世纪时的中国 ,唐·玄奘和《大唐西域记》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告文学作者和作品。

论《大唐西域记》所载之佛本生窣堵波

《大唐西域记》所载与佛本生故事相关的窣堵波,凡十七处,文中选择了其中的五处,通过与相关佛教经典及印度文献的比较分析,指出这些遗迹都是某一佛本生故事的最初上演之地,亦皆反映了相关经典的戏剧表演背景。六群比丘表演佛本生戏剧的事实,说明本生经可能都是在相关戏剧表演的基础上形成文本的。

《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于阗的三则故事小考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用大量的篇幅对于阗的情况做了论述,其中有三则耐人寻味的故事,将对鼠壤坟传说、蚕种传入故事、龙鼓传说进行探讨,并挖掘这三则故事的文化内涵。三则故事对于阗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同时出现在丹丹乌里克佛教遗迹中不是偶然的。在中西、中印文化交流中,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于阗文化。

论《大唐西域记》中于阗国的鼠与龙形象

《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古代西域国家民族与文化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于阗国的故事记载详细生动,值得深思和研究。从书中与于阗国相关的《建国传说》《鼠壤坟传说》和《龙鼓传说》故事出发,发现于阗国的先民们对鼠与龙形象的理解存在不同。结合古代遗迹板画和敦煌壁画进行对照后,从性质、地位、情感三个方面分析差异,可知于阗国民众的“崇鼠避龙”思想主要是受到地域民族文化、敌对阶层象征和佛教思想渗透三个因素的影响。

语篇结构视域下的《大唐西域记》说明语体特点分析

通过计量统计的方法,在篇章结构视域下,考察《大唐西域记》138个国家总述高频名词、形容词和程式化结构形式等语言材料的运用情况,概括总述说明语体的语言特点。

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

唐王朝经营西域,西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明迅速碰撞、融合,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时代背景。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有意避开前人所常咏的题目,对旧赋题进行沿袭创新,显示了"尚奇""尚新"的一面;二是对新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大量运用赋序,扩大了赋的表现内容,拓宽了赋的表现领域,题材向纤小化、意象化方向发展,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中的异国形象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游记作品,以印度为主的西域各国作为"异国"和"他者"被观察和记录。玄奘对佛教的信念和尊崇决定了他对异国进行观察的角度,更影响了其对异国形象的态度;相应地,异国形象也为玄奘的诉求表达提供了论据支持。另一方面,玄奘先前经由佛教积累的异域认知使其摆脱了传统文化思维的限制;但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玄奘对异国文化一定程度的误读。

语体视域下的《大唐西域记》“～然”式状态形容词考察

状态形容词中“～然”式是其典型成员，具有有界性和临时性特征，主要用于描摹事物的某种状态，增强生动性和主观性。《大唐西域记》中“～然”式状态形容词在说明语篇和叙事语篇中的分布不同，是说明语体和叙事语体对“～然”式状态形容词具有不同程度选择性的结果。

《大唐西域记》时间副词“已”的计量分析及与语体的相关性浅析

文章在对《大唐西域记》中的时间副词"已"进行穷尽式统计的基础上,对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时间副词"已"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时间副词"已"在《大唐西域记》不同语体中的不同语法特征及分布特点,并简要分析了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法藏敦煌文书P.2700bis《大唐西域记》残片校释

今知敦煌文书中所存《大唐西域记》抄本至少4件:P.2700bis、S.2659V、P.3814、S.958,所抄分别为《大唐西域记》敬播序、卷一、卷二、卷三的部分内容,其中P.2700bis揭出颇晚,整理与研究尚不充分。该文对该卷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文献学整理,并探讨了其研究价值,认为P.2700bis虽为一残片,但很值得关注:“圣猷”“戊地国”等特殊写法具有一定校勘价值;将被后世学者称为《序论》的文字抄于三十四国名之后,可证其当属卷一,而非全书之序,相关疑义由此可解;该卷存于敦煌文书中,可证敬播序流传时间颇长、范围颇广。

《大唐西域记》中的动物形象

文章归纳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传说故事里动物形象的四个主要特征,分析并阐述了三类动物形象的内在意蕴,说明塑造动物形象可以突现人类言行,传达作者思想感情,进而强化作品的戏剧性,深化作品的主题。

“五天竺”“国—城—村”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印度社会研究

“五天竺”或“五印度”不是印度人的固有概念,而是中国古代求法僧所创制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概念。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都用“国”“城”“村”这样的汉语概念来分析“五天竺”各国的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我国古代印度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佛学为中心的独特的古代印度研究。在“印度人无历史”的情况下,中国求法僧以其真实可靠的观察记述填补了公元5至7世纪印度历史记述的空白,作为信史的价值远远超过此前希腊人的那些道听途说、走马观花的印度记述。以“五天竺”及“国”“城”“村”概念对印度社会加以分析,至今仍不失其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价值。

《大唐西域记》中“于”“於”用法研究

以唐朝初期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考察对象,从数量、语法功能、介引对象等方面分析介词"于""於"在初唐时期的基本用法。研究表明:"於"在《大唐西域记》中已基本取代了"于"。从发展演变上看,在初唐时期,"於"作为介词使用已经衰落,"於"字结构用于谓语中心语前,做状语的现象增多。

《法显传》与《大唐西域记》中的佛教石窟

《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一直是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重要资料。两位高僧的记载折射出他们对寺院以及石窟寺的不同理解。玄奘笔下的"精舍"从僧众的居住地,可以缩小范围到有礼拜像或圣物的建筑。法显和玄奘的记载中并未把石窟视为一种特殊的寺院。从两书对石窟的描写中可以看到石窟的多种用途,包括居住、修行、礼拜、集体活动以及丧葬。法显和玄奘对石窟外观、构造的描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印度和西域的石窟以及其他寺院建筑的构造和形态,更好地理解汉地石窟、西域石窟和印度石窟之间的联系。

工查布藏译本《大唐西域记》初探

乾隆年间蒙古族学工查布所译《大唐西域记》藏文版本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大唐西域记》诸多不同文种的译本中最早的译本。然而,该藏译本中缺少原文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摘译、错译现象。工查布藏译本刊布至今,被学者广泛关注。其中,引用错译内容来介绍古代印度佛教情况者大有人在。这不仅误导了广大藏文译本读者,而且影响了准确了解世界佛教史上的巨著《大唐西域记》的本来面目。文章通过对勘比较研究,通过实例指出工查布藏译本中错译和漏译现象,并借助文献资料对产生诸多翻译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学界今后客观、真实地评价工查布藏译本《大唐西域记》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