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中行为的量刑论考察

寻找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依据必须回溯到“刑事程序中行为”以及“犯罪后态度”的理论地位之上。对于“犯罪后态度”,无论是扩张责任概念的内涵还是采用“双轨的间接证据构造”,均不能予以合理化。“犯罪后态度”只能作为预防要素起作用。“刑事程序中行为”属于预防要素,在具体判断时不能升高刑罚量,而只具有保持刑罚量和降低刑罚量的功能。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应定位于行为人悔悟,即预防必要性降低,在我国传统理论语境中体现为社会危险性降低。对行为人的实体处遇不能直接从程序法中寻找依据,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和量刑理论证成。

日本反洗钱监管体制机制研究及其启示

反洗钱监管是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共识性关切,并形成了以FATF为代表的跨国决策性机构积极推进各国监管水平的标齐。在此助推下,日本反洗钱监管体制机制建设经历了从犯罪干预到综合治理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不断优化对国际监管共识的本土调适、强调体系统筹、与经济犯罪治理衔接以及积极回应金融创新等特点。日本反洗钱监管依托“预防-惩治”双轴驱动,并充分发挥金融情报机构在其间的信息串联共享。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末端义务主体的合规认同乏力、监管当局有效规制覆盖面不均以及监管科技应用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日本反洗钱监管体制机制的实效运转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对此,我国有必要总结其经验得失,从优化监管共识在地协同、增强情报利用共享、填补风险规制体系缺位、衔接经济犯罪治理和推动合规意识层级下渗等方面提升反洗钱监管体制机制的完备程度与规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