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风底色”到“儒商叠色”——明清顺德园林发展历程

作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清晖园所在地的顺德,明代前期已形成园林营建传统,至清代中期进入鼎盛期。园林作为文学发生地,与文学、教育共生,“文风底色”贯穿明清园林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明末清初园林叠加“遗民瑰色”,成为明代遗民的精神家园。清代中后期园林叠加“儒商混色”,园主身份由进士学者,到文人、豪商并存,儒商并重,园林既体现文学艺术性,亦带有珠三角生活的世俗性和商业性的文化特质。该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把握,以顺德为个案分析,考察岭南园林明代、清初、清代中后期三个阶段的艺术实践状态,为岭南园林史研究提供鲜活的区域样本。

广东罗定船步铁炉村古代冶金遗址初步研究

铁炉村冶金遗址位于广东省罗定市船步镇铁炉村附近的丘陵脚底,遗存面积约200 m^(2)。本团队从2013年至今开展多次田野调查并取样。采用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SEM-EDS)、金(矿)相、加速器质谱(AMS)碳十四断代等研究手段,对铁炉村遗址的7个炉渣和2个金属铁块样品进行了成分和显微组织的检测分析,对1份木炭样品开展^(14)C检测。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既是生铁冶炼遗址又是生铁炒钢冶金遗址。生铁冶炼炉渣是铁硅铝系高硅低铁渣。遗址遗存的大块金属样品的显微组织为铁素体,磷偏析严重,为生铁炒钢产品;其相对应的炒钢炉渣为铁硅铝系高铁渣。此类高铁渣基体局部留存有大量浮氏体等。该遗址为迄今我国发现的第一处明确遗存有古代炒钢冶金产品的遗址。该遗址遗存的竖炉及生铁冶炼炉渣、炒铁炉、炒钢产品及其冶金炉渣等一整套较为齐全证据链的生铁冶炼及生铁炒钢冶金遗物,目前国内仅见一处,将为确立古代生铁炒钢渣的鉴别标准等提供重要的科学资料。AMS-14 C检测结果显示,遗址至晚距今570±25(BP)(约元中至明初)开始钢铁冶金活动。

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明清时期岭南瘟疫理论研究

岭南地区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成为霍乱、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地。通过对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文献进行研究,发现当时烈性传染病的流行也催生出了一些优秀的疫病学著作,对疫病理论创新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对这些理论的挖掘,有利于中医药瘟疫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为将来疫情防控提供指导价值。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明季岭南遗民的古琴事迹考略

岭南遗民群体与古琴的文化关系,是岭南琴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部分。岭南遗民的独特文化现象,也意味着岭南遗民琴学存在着独特内涵。因此,考察岭南遗民的琴学事迹,将会挖掘到岭南琴学更多的价值。目前学界对于清初岭南遗民琴学事迹尚未深入研究,因此,通过清人别集和相关史料考述清初遗民琴宴、琴家邝露殉国事迹及遗民陈子升琴道三例,望引起学界对遗民琴学的关注。

清初岭南遗民诗画创作赓续的屈骚文脉

哀怨起骚人,清初岭南遗民文艺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屈骚文脉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以番禺屈氏为"南屈"后裔的屈大均,继承了"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的屈骚传统,提出了"楚人善怨"的诗学命题,在对香草嘉木的描画和题咏中寓托了历经国变的幽人节士的"忠爱"品质与"哀怨"情思。当时的朋友圈里,与屈大均过从甚密的张穆、薛始亨、彭睿壦、高俨和陈子升等一批岭南遗民,在以兰竹为表现对象的文人写意画及其题咏中抒写幽怨而清净贞纯的性情。这一时期岭南遗民的山水画及题画诗,多写深山幽谷之景,注重幽寂清冷的意境营造,反映了屈原式的失志贤人"幽独处乎山中"的人生形态与和"苏世独立"的理想人格,与他们的兰竹画及其题咏呈现出趋同的精神含蕴与审美取向。

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客家迁徙的影响

客家迁徙问题,是客家学研究乃至中华民族迁移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客家迁徙的影响因素复杂多变,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战乱、人口增长、耕地产量不足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岭南经济发展周期对客家迁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法和对比的分析方法发现,客家播迁的经济因素受明清时期气候冷暖波动的影响十分明显。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岭南地区经济发展周期大致同步,与客家人迁徙纬度变化呈现大体共振的关系。这进一步表明了气候因素,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明清封建社会时期,是影响客家人迁徙最根本、最深远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