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市设置的空间特征及存在问题

地级市设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的重大空间成果,地级市布局结构优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对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政区相似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等方法,对地级市设置的空间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在空间特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市设置受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大,仍基本延续着原地区建制的空间范围,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逐渐推进的趋势。2)由于设市模式的差异,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地级以上行政中心设置过近、“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等问题,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这些问题也在日益凸显。3)中国地级市空间分布生成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地域型政区,发展于城乡差异与跨界合作的战略转型,并在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中面临区划调整的创新挑战。4)地级市设置的“空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成本的提高,未来应从更大范围统筹考虑生产力布局,必要时可开展地级行政区划调整。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的跨越发展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用地大规模扩张。应通过有效的规划应对和政策手段支持和引领城市发展,实现城市新旧功能结构的转换,整合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行政区划调整与组合城区机制为城市空间拓展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也为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的完善提供了机遇。

基于地表温度-植被指数特征空间的土壤干旱监测

以张掖市甘州区绿洲为研究区,采用5期遥感影像(2011~2015年),运用ENVI 5.2提取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改进型土壤调节植被指数(MSAVI)和地表温度(Ts),构建Ts-NDVI和Ts-MSAVI特征空间,对比分析两种特征空间。结果表明,Ts-MSAVI特征空间的干边和湿边斜率均小于0,这与前人的研究干边斜率是负值,湿边斜率是正值的结论有所不同。Ts-NDVI和Ts-MSAVI这两种特征空间具有相同的趋势,其中2012、2013、2014年这3年两种特征空间系数r^2较高,其余2年系数r^2较低。整体而言,TsNDVI特征空间的干湿边系数相比Ts-MSAVI特征空间的干湿边系数要高,稳定性好。从TVDI旱情等级分布图上可以得出2012年的受旱面积最大,干旱和重旱面积占总面积的70.39%,2013年干旱情况最严重,重干旱面积为1 611.972 km^2,重旱面积占到总面积的43.5%,2014年干旱程度开始缓解,轻旱、干旱和重旱面积开始降低,湿润和正常面积开始增加,2015年干旱程度得到全面缓解,湿润和正常面积占到总面积的21.9%,但是干旱和重旱面积比重依然很大,说明张掖市甘州区绿洲旱情依然很严峻。

江苏城市势力圈与行政区域的叠合分析

在认识城市势力圈内涵和比较两类划分方法的基础上,用由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城市综合规模值和借助GIS求得的最短交通时间成本,来修正势能模型,并划分江苏城市势力圈的范围.结果显示:苏南形成了以南京、苏州为龙头的势力圈空间架构,苏中呈现较为均衡的势力圈态势,而苏北势力圈呈非均衡状态.通过势力圈范围与行政区域的叠合,得到各市域的势力圈构成和各势力圈的跨市域分布,以及两者之间的4种叠合关系.研究结论可为江苏城市体系规划的编制以及省内行政区划的调整提供参考.

哈尔滨市呼兰区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研究

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作为土地整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联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该研究以哈尔滨市呼兰区为例,选取农村居民点斑块为研究单元。鉴于呼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复杂,从地形地貌、区位通达、基础设施、耕作半径等多层面进行评价指标的筛选及适宜性评价体系的构建,同时利用YAAHP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运用Arc GIS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得出农村居民点适宜性综合评价分值,继而对其进行综合布局调整。研究表明:呼兰区农村居民点不适宜区占总面积的10.96%,比例略高,为农村居民点主要布局调整区。基于呼兰区农村居民点不同特征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划分为城镇吞并型、生态保护型、自然发展型等五类。研究结果可为新农村建设、土地整理提供参考,为呼兰区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提出参考建议。

由镇升区的就地城镇化效应思辨——以马鞍山市博望镇为例

文章以马鞍山市博望镇为例,阐述了由镇升区的概念及其可能产生的城镇化推动作用,辨析了升区后小城镇就地城镇化效应。认为:由镇升区提升了博望镇的行政等级、管理主体和职能定位,使其自主管理权力与集聚资源能力得到强化。短期内本地产业经济、城镇建设及公共管理的升级明显,因而增强了农民就地转移意愿,加快了就地转移速度。然而,内外部因素变化导致区划调整效应渐弱,农民就地城镇化受到高房价等新的阻碍。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整体趋缓,需要更为科学理性地审视区划调整对小城镇的多重影响,并针对区划调整作用的时效性及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

基于农业发展优势的县域农业结构调整——以南宁市兴宁区为例

【目的】对广西南宁市兴宁区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为县域农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文献调查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兴宁区农业发展现状、农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农业发展优势进行分析。【结果】兴宁区农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为:立足于兴宁区的区位、产业、物流等优势,选择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并强化产业间的带动联动效应;依托三塘工业园区和金桥物流中心,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寻求农业与旅游业最佳结合,从而推动兴宁区旅游农业的快速发展。可首先从养殖规模化和品牌化、蔬菜种植标准化、花卉苗木特色化、甘蔗和木薯种植区域化、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等方面对兴宁区农业结构进行调整。【建议】可从提高农业生产者素质、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政府服务能力、调整耕地规模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兴宁区农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改革对经济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以顺德为案例,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撤县(市)设区"以及基于地方积极性的"省直管县"2个阶段中行政区划体制和管理自主权变化、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体制变化对顺德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DEA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水平2方面对其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多阶段自身纵向和区域横向对比。结果表明:1)撤市设区,有限弱化了顺德规划管理等重要事权、财权财力和核心人事权,不利于顺德经济的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2)强县扩权、省直管,推动顺德财政独立,强化其一般事权和核心人事权,有利于顺德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3)撤市设区后,行政管理层级增加,县级政府对各部门有效制衡被弱化,县域发展意志被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弱,为撤并工作顺利,县级制度部分保留"的背景下,市县两级政府分歧下的区域分割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域一体化受限明显,这是顺德乃至佛山整体长期经济发展弱化的重要原因;4)强县扩权、省直管后,行政管理趋于扁平化,"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权限与动力得到强化,县域发展意志得以实现,是顺德经济发展强化的主要因素。

新生中小城市发展与行政区划调整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批新生中小城市,对撤县设市等行政区划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生中小城市是功能性概念,而地级市、县级市是行政建制性概念,两者的区别与联系表明,撤县设市的必要条件是该县具有新生中小城市的区域功能,充分条件是该县达到国家规定的设市量化标准。2017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撤县设市行政区划调整,应全面认识撤县设市的充分必要条件,科学而及时地调整行政区划,促进新生中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长沙市岳麓区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

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社会资源能否有效配置,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以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主线,就如何对长沙市岳麓区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进行了分析。

雄安新区设立引发的八点思考

雄安新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京津冀长期以来的发展格局,在京津冀腹地促成了城市化增长点。这次行政区划变更可能是京津冀行政区划进一步变更的开始,京津与河北省的其他临界区域也可能有行政区划变更,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河北省行政区划存在的"空心拳头"问题,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保定依托近邻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可能会通过借力发展成为雄安新区的副中心。雄安新区的发展方向是设区市,要通过"分步+分区"方式强化在京津冀腹地内的影响力。在雄安新区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强化与周边行政区划间的整合,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避免出现"环雄安贫困带"问题。

“撤县设区”能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2000—2018年市域尺度的经验证据

撤县设区是扩大城市发展空间、促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举措。基于2000—2018年全国市域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撤县设区对市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撤县设区使得市域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27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对市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仅在东部地区显著,而在中部、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财政依赖度低、人口城镇化率高、经济关联度高的市域撤县设区政策效应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主要通过扩大城区规模吸引企业进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途径提升市域全要素生产率。

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分析了淮安市行政区划调整及其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过程,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引导性调整,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特征。1964年淮阴县与清江市的县市分治,1971年淮阴县政府驻地北迁王营镇,牵引了淮安主城市区近30年的南北向发展。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又引导着主城区东南向扩张与楚州城区的北向发展,并在两个城区之间形成新产业空间与生态新城,强烈地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二是适应性调整,即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手段,能够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将原淮阴县城并入主城区,不仅解决了"市县同城"问题,为城市空间扩张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也适应了市区与县城连为一体的现实。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影响的作用机理主要为三个方面,即通过改变城市辖区范围,进而改变城市经济规模与发展能力影响城市地域结构,通过城市规划工具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通过城镇原来的空间格局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

发展竞争中的利益协同: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及市区关系研究

撤县(市)设区是我国市辖区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影响市区关系发展变迁的核心因素。通过梳理我国撤县(市)设区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其本质是在中央政策导向下地区竞争与利益协同的动态调适。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治理资源、财税权限和发展结构方面竞争与协同互动的结果。在此发生逻辑的作用下,撤县(市)设区后市区关系呈现为完全协同、有限协同、利益间隔、利益相斥四种形态,构成我国市区关系的现实图景。基于此,我国撤县(市)设区及市区关系发展还需合理的反思与展望,要平衡“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制定多维度的城市发展规划。同时,规避“工具化”导向,保障撤县(市)设区基础功能的充分发挥。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配置和空间布局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撤县(市)设区作为中心城区拓展发展空间、优化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调配和空间重组带来的明显的影响。以杭州市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前后杭州公共服务水平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探讨这一区划调整影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配置变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撤县(市)设区对新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新老城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存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有滞后性,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现已由城市中心向外围等级扩散,且在新设区内已初步呈现集聚点。基于领域重构理论,城市规划修编、地方自主权变化及辖区功能转变等均会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产生影响,且这一机制在重点分析了撤县(市)设区的正向促进效应以后,更是为各个因素在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变化时的作用效力提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