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伦理思维对行政学发展的影响

理性思维和德性思维是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受德性思维影响,近代西方行政管理则受理性思维影响。无论是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还是东方传统的德性思维,都具有历史发展的片面性,行政伦理则是一种超越理性思维和德性思维的行政学研究视角,它既开启了现代西方行政伦理救治路径,也为我国以德治国提供了理论支持。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以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 表征当今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发展趋势, 从各个方面推动着中国法制的第三次变革。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进行的大规模法律法规规章清理、修改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治理结构, 标志着这次法制变革的开始。这次变革包括: 政治法律体制改革、法律体系重构及法的精神的转换。这表明, 在未来的法律发展进程中, 我国法律的现代精神、全球精神、人类文明普适精神、法律的职业共同体的职业精神等将更加鲜明, 更进一步贯通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的运行机制。

论以德治国与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道德建设 ,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 ,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历程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经历了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初步探索、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到"以德治国"方略的初步形成、全面确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基本治国方略及其创造性发展的历程。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党走上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科学治国之路。

试论选择德治与法治并重治国方略的必然性

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江泽民同志强调的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治国方略的必然性,认为:提出这一治国方略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根源;是对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实施这一战略,必将全面推动我国民主与法治进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的内在联系。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以法促德——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点之一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法促德的必要性在于,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引导和支撑;以法促德的可能性在于,法律规范包含着相应的伦理精神,法律的强制力可以用来推行和维护一定的道德规范。针对我国当前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加强立法与执法等措施促进道德建设,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正义和秩序:依法治国的核心价值

法治这一概念有一形成过程。依法治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这一目标包含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正义、秩序、自由、平等的法律价值 ,而其核心价值是正义和秩序。

我国政法教育的变迁与展望

政法教育形成于1950年代,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它为政法工作培养专门干部。与政法工作强调政治性一样,政法教育是强调政治性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纪律教育。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日趋强调专业化、职业化。20世纪80年代,仍继续强调政治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严打”刑事政策有一定关系。1990年代以后,政治性在政法教育中日渐淡出,法学教育趋向服务市场经济的专业化。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法治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新实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深入政治领域,国家和社会治理广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范畴,涉外法治深度关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这些实践造就了强调政治性的大法治工作格局,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催生了新政法教育。党内法规学、纪检监察学、国家安全学、社会治理法学等新学科应运而生,人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应需更新。新政法教育与专业化法学教育并行,扩展了法学教育的领地。

儒家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基本思想评析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与"德治"在历史上皆长期存在,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儒家重"德治",但并不绝对排斥"法治"与刑罚。儒家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无论如何,毕竟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科学地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治国方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治理资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现代价值。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建立科学有效的基层依法治理运作机制探析

在基层依法治理取得成效和经验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不足 ,表现在基层民主建设、基层经济建设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 ,因此 ,应当建立科学有效的基层依法治理运作机制。这就有赖于全国依法治国工作的深入发展 ,有赖于公民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的普遍提高 ,有赖于党的组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作风的形成 ,有赖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有赖于社会治安的进一步好转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 。

试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方略 ,历经 2 0年的思想演进。从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 ,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经倡行政治体制改革 ,强调以法治代替人治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以法治国到十五大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 ,从而实现了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

理论与历史的背反——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反思

"人民内部矛盾"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政治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概念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因为:第一,该概念是法制不健全的年代的产物,其实质是等级制和"人治"模式的反映,它与"依法治国"的原则不相一致,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宪法精神;第二,该概念存在理论缺陷,其模糊性、不确定性与自我矛盾性使这一概念缺乏自洽性与始终一贯性;第三,该概念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失去其积极意义,从身份上界定人民与敌人的标准如家庭出身、思想意识、剥削与否已被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任何人违法犯罪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与新世纪治国方略

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优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等思想,其弊端突出表现为专制主义的“人治”思想、“官本位”思想,并由此造成了官贵民贱的行政环境,宗法血缘、任人为亲的用人方式,崇尚人治、排斥法制的管理机制。贯彻执行新世纪的治国方略必须树立公仆意识,自觉接受人民和法律的监督,防止公仆变为主人,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依法治权。

基层依法治理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层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 ,它生动地体现了依法治国的价值和基本原则 。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为全面深刻的研究。尽管其正义观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些启示意义。特别在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较多的时候,在如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及在扩大中产阶层人口比重等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江泽民依法治国论

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 ,是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的统一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从立法、行政、司法和普法教育等方面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

现状与因应:怀化少数民族农村法律普及现状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为先导的农村改革,正日益深入地影响着农村政治社会关系。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法制的日益完善,使得行政——政策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法律手段的运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然而,由于经济、教育、社会环境、传统意识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五五”普法,广大农村是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论纲

法律和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必须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评析 ,以严格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依法治国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治国方略 ,而以德治国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治国方式 ,所以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可以而且必须容纳以德治国的治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