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合规的理论溯源与范畴界定

廉洁合规作为企业刑事合规的新生事物,廉洁合规的理论基础可通过“政治德性”的理论原点、“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依托以及“软硬共治”的理论进路来寻根溯源。廉洁合规在履职行为层面涵盖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导向,在政治德性的内在要求层面涵盖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导向。通过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间的互动关系,判断企业廉洁合规的实施效度需围绕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来建构企业章程以及内部规章制度。廉洁合规的基本范畴有别于刑事合规、前置于反腐败合规,融贯于行政合规,其强调单位“出责”的全过程性,还应明确个人“担责”的阶段性。

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

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是一项试验于地方,由中央推广至全国的重要制度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视域中,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具有推动诚信社会建设、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助推营商环境优化的功能价值。然而,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度的实施内含合法性危机,存在法律属性不明确、上位法规定不完善和信用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未来,在行政许可法修订时应将告知承诺制确立为行政许可的重要实施程序,并从明确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强化告知承诺制的监管手段和厘清告知承诺制的法律责任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告知承诺制实施的制度效能。

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行政执法改革:逻辑、图景与进路——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为视角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探索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深度融合进路的生动实践,对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特殊的战略意义。立足集成、普惠、聚合等数字优势,“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遵循整体政府、服务政府和平台政府的发展逻辑,形成了数字大脑、智治网络、数字执法和数字内控等实践成果,但也引发“数字代沟”“数字侵蚀”和“数字内卷”等实践反思,须以系统谋划、目标导向、培固基础为发展侧重,勇于未来探路,形成独具数字时代特色的“中国之治”方案。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质上是行政权力的重新设定和配置,限制规范行政审批权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法律,法律是最坚实、最稳定的笼子。因此,破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手段。遵循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包括:修改完善以《行政许可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依法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依法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运行。

依法治国与改革：如何并行不悖？----基于《行政许可法》对地方政府审批创新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领域实施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中,依法治国是一项核心内容。随着法制建设与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化,过去形成的通过政策试点推动改革的传统路径,在实践中与依法治国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在保证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实现崭新的改革路径是目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论文通过分析行政许可法对地方政府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影响,找出紧张关系产生的缘由,指出该法一方面规范了行政许可行为,但对如何取消行政许可的实现路径并未提供足够的指引,因而在依法改革的新要求下产生了抑制地方政府进行审批改革积极性的客观效果,不利于行政审批改革的深化和推进。论文指出要实现依法治国与改革推进并行不悖,立法者可以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如设立改革法等为改革探索空间设置保障。

论行政改革权的法制化

该文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入手,探讨中国行政改革权的法制化问题。目前,我国行政改革权的设定、归属、范围及监督等方面基本上处在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中。行政改革权的运行十分混乱。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继续顺利向前推进的一个瓶颈。我们必须对行政改革权的各个要素加以明确,使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

基于法治的自治——后脱钩时代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思考

后脱钩时代,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坚持依法自治不仅是“依法治体”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脱钩改革有效落实的基本保证。针对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存在的自治权性质界定不统一、非营利性属性规定不明确、体育行政权力异化、内部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法治困境,从实体和程序上两方面来保障实现全国单项体育协会自治的法治化,以便真正实现单项协会的实体化,具体提出了单项协会自治主体性质的明确、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非营利性标准的明晰界定等措施。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进程中的障碍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正式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式步入法治化的轨道,这是依法治国进程中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在实施该法的过程中却遇到诸多障碍,造成这些障碍的因素包括:法律文本自身的局限性、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传统体制惯性的阻碍性等。必须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进程受阻原因进行分析,并有针对地开展工作,才能确保行政许可法的顺利实施。

教育法治四十年:成就、问题与展望

全国教育大会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法治是教育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教育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教育法律及制度体系初步形成,教育管理活动等教育行为基本纳入法治轨道,教育纠纷逐步纳入法治渠道,教育法治观念逐步形成;但也存在诸多不足:教育法律不健全,教育法律实施状况堪忧,部分教育纠纷没有纳入法治渠道,教育法治观念有待改善。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依法治国已经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教育法治成为教育建设的必然要求。展望未来,要在完善制度、健全机构、畅通渠道、树立法治观念等方面提升教育法治水平,为建设教育强国、法治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多学科研究综述

中外学者从经济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分析研究,成果丰硕。经济学者提出的政府规制改革较为科学、中肯和合理。法学界注重行政审批过程的司法监督,主张行政审批程序要受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方面控制。公共管理学界认为行政审批不仅是国家权力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克服市场失灵、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还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体现。三个学科对行政审批制度的研究都存在片面、具体和微观等现象,开展多学科研究行政审批制改革任重道远。

构建依法治国条件下司法与行政的规范关系

在宪法的原则和规定上,现行宪法肯定的是司法与行政之间功能互补、并列平行的对等关系,这种规范关系的实现在中国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却是法治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渐进的改革策略应注重于:1、建立司法资源的法律保障制度;2、以司法行政权归属于省和中央两级并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适当分配为架构,重新配置司法行政体制。

行政改革立法——日本行政程序法的法治化

日本的行政程序法是在其行政改革中得以实现的,其立法过程表明政治行政改革对于立法的深刻影响;而法治化建设则是保障和完善行政改革成果的有力支撑。

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

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应该是对司法管理权的完全否定,也不应该是否定司法管理权的行政属性,它强调的是限制或弱化当前一头独大的司法管理权,剔除其高居于司法权之上的压制性力量,将其压缩在一个合理的空间内,并发挥其正面功能。司法管理去行政化的目标就是理顺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达到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平衡。这是司法管理机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其远期目标应当是构建一种以司法权为主、以司法管理权为辅的司法管理模式。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行政性垄断的现实危害及其规制创新探析

行政性垄断是目前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壮大破坏最严重、阻碍最大的垄断形式。通过行政立法,依法行政,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和反垄断立法,以及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以避免和防止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害,是我国刻不容缓的大事。

依法治国语境下行政审批权配置效果的检验机制研究

欲实现依法治国,须先行依法行政。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语境下,以行政审批权的取消、保留和下放为主要措施的行政审批权配置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而其效果究竟如何,以何种程序、由谁来评价其效果是改革的重点,也是依法行政的保障。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政审批权配置效果的现行检验机制,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内部"自我检验"的无效是造成行政审批权配置改革难以深化的主要原因,须建立起以《行政许可法》和《行政诉讼法》为基础,以市场评价为中心,以负面清单为模式,重在司法程序保护的行政审批权配置效果的法律检验机制。如此,方能摆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两难困局,实现大政府向大市场的转变。

论行政费改税与行政法治

本文从行政费改税的性质出发 ,对行政费改税的类型、行政费改税在行政法治中的地位以及行政费改税的法制保障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系统探讨。

从便利化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全面推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策略

推进营商环境建设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各级政府一体化推动“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市场主体营商便利化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与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目标相比,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仍有改进空间。展望未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应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全面推进的路径,多措并举助推营商环境建设,规范营商环境评价机制,以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更好地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形式法反思——以国务院文件与《行政许可法》的关系为中心

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行政审批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了数百项行政审批项目。简政放权成效显著,实质法治得到深入推进,但形式法治却存在一定瑕疵。国务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对行政许可及其标准作出解释性规定、设定行政许可和取消行政许可等方面,与《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存在差异。对于行政许可事项的清理,应该采取审慎的立场,放在各个单行法域中予以个别考量,不宜大批量地取消行政许可。只有严格遵循《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将所有面向国民的行政审批都作为许可来加以规制,才能达到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市场活动、释放改革红利的目的。

从政策性依赖到法治化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转换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政策性路径依赖的弊端日益显现,急需实现路径突破。破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手段。概括起来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化发展包括相互依托的三个层面:一是使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具有法律效力,二是依法定期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三是依法对行政审批权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