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介绍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存在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表明保健食品市场仍然存在监管盲区。分析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如备案系统不完备、电商平台的审查体系不严密、经营者的安全责任难以落实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按功能类别与风险级别优化备案管理模式、搭建合作监管路径完善平台的审查体系、引入行政和解与衔接行刑责任落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等建议,以期对现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司法行政区域协作:生成逻辑、实践样态及法治路径

司法行政区域协作是跨行政区政府间合作的新兴领域,其产生发展蕴含自发协作向政府推进转变的历史逻辑;提升区域公共法律服务以满足经济区发展需求的现实逻辑;软法推进实现机理的理论逻辑。司法行政区域协作的硬法规范缺失,中央发文与区域行政协议等软法构成其主要治理工具,并推动司法行政区域协作呈现出整体性协作为主、个别领域专门性协作、中央法务区模式三种实践样态以及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的趋势。司法行政区域协作依托软法推进也引发了合法性、程序正当性、实施有效性疑虑。软法为主、硬法为辅的混合法治模式才是司法行政区域协作法治化的理想路径。未来硬法建构应着眼于软法治理的局限,在区域协作的前端环节,论证及补充司法行政机关具有缔结区域行政协议的法定职权;中端环节规范协议的缔结程序;末端环节完善协议履行的监督机制。

应急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法治逻辑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区域应急合作的法治化。应急背景下,区域合作呈现出有别于常态“发展型区域合作”模式的“防御型区域合作”模式新图景。在信息化时代,以数据技术主导、多方主体参与为特征的新区域主义的应急结构成为跨区域应急的主导治理框架,展现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新理路。在应急法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应急防御型区域合作的实施并不规范,尤其体现为区域间应急决策标准的不统一,削弱了区域在实现国家安全中的基础作用。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检视下,应急行政中的应急指挥机构及其发布的应急行政命令均应受到法秩序统一性框架的约束。为规范应急背景下区域之间的一体化实践,缓和风险系统性与区域分割管理体制之间的张力,通过区域合作助推国家安全,央地政府以及相关主体必须在科学与法治价值的引领下统筹共进。这需要事前在规范层面完善区域合作立法保障机制,在合作之中通过多样化的激励机制增进区域合作动力,以及在事后通过监督与行政自制抑制应急权力的扩张。

论行政法的合作理念

行政合作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共同行动的实践理性活动,是对传统公私法划分理论和管制行政法的超越,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念和模式。行政合作是行政法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行政合作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价值,对建立和谐、信任的官民关系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加强对行政合作的法理研究,创新行政合作制度。

京津冀区域环保行政执法协同发展与对策研究

目前,在京津冀地区的环保执法工作中尚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三地配合程度不够,存在传统的各地分而治之的现象,各执法部门职能交叉,从而影响到区域环保执法的效果。加强区域间环境执法的协同合作与发展,是治理污染、建立健康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文章从京津冀地区的现实环境状况出发,结合区域环境行政执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京津冀地区环境行政执法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二元格局及其法治后果——以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的经验为例

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之间存在两种迥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模式促成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实践的合作-对立二元格局。部门间的组织合作体现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的“案前”联合,而部门间的组织对立则表现为人民检察院与执法部门的结构性冲突。上述二元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组织原因。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目标责任制下容易达成共识,它们为完成相近的目标任务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人民检察院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却缺乏监督手段,在监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容易与监督对象形成紧张关系。食品药品监管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二元格局产生了复杂的法治后果,形成了司法扩张和执法失范,并造成了法律监督失灵。研究表明,法律的运行会受到行政和司法体制机制的直接影响,体制中的跨部门合作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

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的变革与走向

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是一种新的行政程序形态。协商民主、反思性法以及公私法融合为其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此种行政程序可以在提升行政权力的民主正当性、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以及社会的稳定性中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行政程序将朝着以下的方向变革:程序价值的兼容并包、主体结构的伙伴化、程序风格的交往理性化以及程序表达的论辩规则化。基于此,未来在制定统一的中国行政程序法时,在制度选择上需要强化对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程序规范,重视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协商式治理,注重合作式行政程序的设计与推广以及程序参与主体在协商程序中的积极义务。

论给付行政中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约束

随着公法和私法的融合、福利国家的兴起,给付行政已成为当代行政的重要内容。给付行政的崛起,需要行政主体大量使用新型的行政私法行为。对于行政私法行为这类兼具行政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行为,单凭公法或者私法一方的力量难以进行良好的制约,而应当综合运用公法、私法予以法律约束,努力打造行政私法行为的"公私合作约束模式",即它们在实体上受公私合作理念影响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制约,在程序上遵循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相谐调的"行政私法程序",在权利救济上实行由性质主导的私法、公法二元化救济。

行政协作法律机制研究

加强行政机关间的配合协作,是积极避免权限冲突,充分发挥行政整体优势的有效措施。实践中的行政协作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依赖于各职能部门的主动配合,缺乏法律规制,效果不佳。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应通过立法规范行政协作行为,将行政协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以构建和谐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论区域行政执法合作——以珠三角地区执法合作为例

区域行政执法合作是区域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维护区域行政执法的公正与效率的有效举措。针对区域执法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强化执法合作的观念,健全执法合作的机制,发挥"软法"在执法合作中的作用,完善执法合作的"硬法"规制,建立执法合作的协调管理机构等,以推动区域执法合作取得良好的效果,提升区域法治建设的水平,进而推进法治的进程。

区域合作协议:一种新的公法治理规范

区域合作协议是我国区域发展与治理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对于区域合作协议的属性和效力,尽管可以分别从"是行政契约还是行政合同"、"是硬法还是软法"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但是区域合作协议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它难以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行政契约或者具有软法效力。将区域合作协议视为区域发展与治理实践中一种独立的规范形式,更为可取。鉴于区域合作协议包含政府合作与绩效共享的理念,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是明显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区域合作协议成为一种新型的公法治理规范。

从管理、控权到服务与合作——我国行政法发展的历程与方向

本文认为现代行政就是服务行政 ,行政主体的行政就是公共服务 ,公务员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职员 ;服务与合作、沟通与回应 ,既是当今各国政府管理方式改革的方向 。

“一带一路”税收法律与政策共商协调机制建构研究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迈向更高的合作水平与高质量发展道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在税收法律与政策方面形成有效的“软联通”。为此,应逐步建立完善与充分运用“一带一路”税收法律与政策的共商协调机制。在共商协调机制的建构路径与组织化建设方面,应当在已有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中,渐进地嵌入建构税收法律与政策共商协调机制。同时,逐步加强与完善机制内部的组织架构,并根据“竞合协同”的要求与相关的其他机制建立联系机制。在共商协调机制的运作要素与方式方面,应当着力形成和运用多边共识政策及遵从义务,以及“软法治理”的路径和方法,使它们逐渐成为“一带一路”税收共商协调机制运作的特色与优势。

契约理念与新行政法——评杨解君《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契约理念的确立及其展开》

杨解君教授的《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契约理念的确立及其展开》一书,解释和回应了契约手段嵌入公法领域所引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针对传统行政权傲慢、低效与腐化的病症,该书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权力与契约的融通之道。"契约理念"演绎出来的平等、自由意志、诚信、义务与责任、和解等行政法新理念,对现代国家的合作行政和公私法融合现象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这势必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崭新的议题,也是催生新行政法的思想源泉。

合作国家背景下我国行政法基本理念的变革

行政法基本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背后的国家理论密切相关。不同的国家理论孕育不同的行政法基本理念。国家理论发生变迁,行政法基本理念也应随之变化。建立在传统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国行政法基本理念的诸多学说,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理论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合作国家理论诞生。合作国家理论背景下,行政法基本理念也随之变化,"合作论"孕育产生。

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基本理念的变化与革新

行政法基本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背后的国家理论密切相关。不同的国家理论孕育不同的行政法基本理念。国家理论发生变迁,行政法基本理念也应随之变化。建立在传统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国行政法基本理念在学术上有诸多学说,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理论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合作国家理论诞生。合作国家理论背景下,行政法基本理念也随之变化,"合作论"孕育产生。

论合作国家的规范性及行政法展开

合作国家所内含的指导理念即是改变传统行政管制模式下政府与私人间的对抗关系,通过合作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管制困境,即以合作理念作为国家治理新的规范性理念。按照合作国家的要求,行政将更多地采用公私合作治理的方式进行。规范行政的行政法也就需要有所应对,为实现合作国家建构规范公私合作的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保障合作关系建立的行政法制度,以及规制公私合作的行政法制度。这些制度拓展了行政法的疆域,属于合作行政法的范畴。

协力行政的兴起与当代行政法的转型——基于“政府法治论”的视角

当代,协力行政是一种和干涉行政、给付行政、计划行政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行政作用类型,其已构成行政法新的时代背景。密切关注和回应当代行政发展趋势的"政府法治论"以宪政精神为前提和基础,积极回应行政民营化、社会化的发展变迁,反映当代公共行政的本质特征并印证了行政民主化发展的趋势,具有行政政法理论基础无可比拟的优势,对回应协力行政背景下的行政法治模式更加有理论指导性。"政府法治论"沟通了传统行政法基础理论与协力行政背景下的法治实践,为协力行政运行提供了理论模式,为协力行政法律关系双方提供了交往规制,对协力行政打破政府对行政权的垄断作了很好的回应,为协力行政构建公众参与法治化模式提供了路径选择。

“政府法治论”中的合作行政观

合作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中涌现出的新的行政法现象,行政任务履行主体、行政活动方式和政府责任承担的诸多变化对传统行政法学体系框架造成了冲击,亟需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对此作出回应。作为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政府法治论"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先导,具有扎实的实证基础,蕴含着合作行政的思想观念。"政府法治论"提出的"政府与公民法律地位平等"的命题是合作行政的理论渊源,建立"平权型政府"的主张是合作行政的行动指南。合作行政视野下平权型政府建设既要促进行政权的高效有序行使,又要鼓励公民权利的合理运用,进而达致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实质均衡和平等状态。平权型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为合作行政难题的破解找到了答案,彰显出"政府法治论"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

论网络化对中国行政法治的影响

互联网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网络化,对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和价值取向、政府行为内容和方式、相对人权利实现途径,都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积极进行网络立法,对政府权力和相对人权利严格法定,合理设置政府职权,转变政府行为模式,积极进行国际合作,加强对网络行为合理管制,是应对网络化对中国行政法治挑战的基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