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战略理论的现状及其课题

规制战略理论是行政法学中制度设计方向发展的最前沿成果。其在行政法学方法论近半个世纪的讨论过程中,从传统公法的“权力”“主体”和“利益”定义要素中发展出了新的内容。如突破对“权力”性行政活动的限制,分别在行为形式、行政活动复合构成的行政过程以及诉讼之外的立法和制度设计三个方面获得新的开拓。再如在主体要素方面,突破了国行政组织的范围,将民间主体本身、民间主体与行政之间的协作以及法政策的动态形成过程归入了研究对象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规制战略理论本身也在主体与权力方面开拓出新的理论空间,如在组织方面,关注公益实现的意思形成过程中未必明确且分散的行动者和国家立法者的作用;如在权力方面,除了行政固有的权力性外,从作为股东的国家和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的角度关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国家作用。未来,规制战略理论还需要刑事法学、信息技术之间的联系方面的课题。

执法规范化视域下的公安行政执法效能检视

对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效能的探讨,离不开执法规范化建设背景。在梳理执法规范化建设历程的基础上,结合行政执法效能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效能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对执法成本关注不够、违反执法时效性要求以及行政手段偏离目标的实现等。对此,可以通过做好执法成本—收益分析,构建科学合理的执法程序,提供高效便捷的执法信息服务,推动执法监督管理机制变革,提升执法队伍能力素质等路径,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效能。

公安机关鉴定二元监管体制的构建路径

自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以来,便有学者呼吁合并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鉴定监管双轨并行体制,以达成统一管理。事实上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并非要求鉴定管理主体的唯一性,而旨在健全统一的鉴定规范、标准与要求,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双方鉴定监管模式在各自体制内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相对一致性。面对现阶段公安机关鉴定技术监管难题,单一式的纵向行政管理模式显然难以应对,如不通过改革补足其技术监督机制的缺位可能影响公安机关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因此,应当构建行政管理与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二元监管模式,以完善公安机关鉴定监管体制,使其符合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下公安机关鉴定的合理定位。

派出所主防理念形成、法理基础和实现路径

派出所主防是公安机关职能体系构建的一项重要内容。派出所主防的理念形成不仅得益于各级公安机关对过去“重打轻防”理念的矫正,也得益于新时代公安基层基础建设的实践改革。从法理上看,公安行政一体化与公安职权分立化为公安机关职能体系的构建和公安派出所具体职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派出所主防的实现应立足于主防理念的形成过程和法理基础,从主防内涵与主防共识、职能对接与业务流转、主防根基与主防体系等方面共同发力,以此推动派出所工作向主防职能的重心转移。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公安机关软实力建设下警察徒手防卫与控制能力的培养

警察队伍战斗力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警察徒手防卫与控制能力是公安机关软实力重要的表现部分,加强警察徒手防卫与控制能力的培养,可提升公安机关软实力,警察徒手防卫与控制能力的培养着重体现在体能、意识、技术技能、战术行动等方面,可通过在职培训、公安院校教育、个人锻炼等路径来提高。

权力规制法治视域中的公安现场执法困境

从近几年发生的案例来看,公安现场执法似有陷入困境之虞。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所期待的"规则之治"未能如期而至,关于这个问题,"权力规制法治"范式有很高的解释力。要解决公安现场执法难题,须在增配公安部门权力资源和减缩公安事权两个方面着手,其中确保警察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分化剥离非警务活动是突破口。应当将包括公安现场执法工作在内的公安工作置于法治建设视域之中考量,达成新的发展共识。

网络诽谤案中自诉人取证之公权力救济

诽谤罪作为亲告罪,采取"告诉才处理"的追诉原则,取证和起诉均由自诉人独自承担,公权力一般不得介入。但是,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诽谤愈演愈烈,而自诉人囿于举证能力之局限,使得其在此类案件中取证陷入困境,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告诉乃论"并非排斥国家追诉,公权力的介入并不会损害自诉制度之价值,在自诉人取证能力不足的境遇下,公安机关应承担起自诉权救济的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之路径选择——兼论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依法行政方略

公安行政执法权力的良好运行需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背景下,实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整体框架并未搭建,具体规则亦有很大欠缺。应统一行政瑕疵证据的认定和补正规则,以完善公安行政非法证据制度体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为内容建立明确的行政执法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将自由心证规则引入行政法领域。

公共行政组织的法律规制

公共行政组织在当今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同时也涌现出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公共行政组织加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不仅是确保行政分权、实现行政民主化的必要途径,也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具体思路是:借鉴域外经验,增强“准行政组织”性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和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程度,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公共行政组织;在规制的路径选择上,实行加强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并从加强立法、拓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司法审查范围以及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对公共行政组织规制的相关制度构建。

论治安治理的内涵、特征及其实现

西方政府治理实践和国内外治理理论研究的兴起、我国政府行政理念的变化、治安服务市场组织及社会组织的壮大、公民意识的逐步增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治安管理向治安治理变革提供了可能。治安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会治安领域的具体适用,具有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合作性、互动性、平等性和治理职责的分担性等五个特征,应从与各治安主体加强合作与协商、发展治安服务市场组织和培育治安管理社会组织等三个方面予以实现。

论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的公安机关调查权

《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了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的公安机关调查权。该调查权是警察权从刑事司法和治安管理延伸至民事侵权领域的表现。警察权介入民事侵权的正当性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的社会本位价值与警察权的辅助功能扩张。高空抛坠物行为由于其侵权责任规范的特殊性,需要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以弥补私法规范调整的不足,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民事合法权益。公安机关调查权应区分为刑事侦查权、治安调查权与侵权调查权,前两者为警察权主要任务,后者为警察权辅助任务。对高空抛坠物案件的侵权调查权是一项法定的民事司法协助权,具有协助性、程序性和法定性特征,可以从对象范围、手段措施及证据效力三个方面予以规制。警察权介入民事侵权应当采取“一般条款+特别法规定”的形式,在符合一定介入标准基础上,以民事司法协助权的路径予以实现。

论行政主体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行政奖励被撤销后的利益追索说开去

在当今给付行政时代,行政相对人从行政主体处获得不当得利的情形已大量出现。行政主体如何追索这些不当得利,我国大陆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理论上的探讨也较少。参酌域外公法上返还请求权制度,在有授权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可以凭借自身的公权力直接对行政相对人采取强制返还措施。否则,应当通过诉讼获得返还。不过,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衡平法理和时效等因素,行政主体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我国公安外国人管理信息化建设考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之间出现了人、财、物大流动,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的信息化建设的浪潮。这对于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外国人管理工作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遇。基于对我国外国人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分析,文章针对信息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探索性地提出一些见解和对策,以期对外国人管理信息化建设有所裨益。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法定条件,实务中往往存在不规范使用现象。各种客观、主观因素构成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需要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满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给其以必要的规制。

治安处罚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裁量权的范围、方式与程度,从而也引发了关于这种扩张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控制与监督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必要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行政裁量权价值的理性考量,在对比新旧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扩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有必要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来防止裁量权的滥用,督促这种权力始终运行在维护公民权益的最终价值轨道上。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在部分行为认定方面存在的竞合问题,分析了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致使案件在行为界限的把握上比较困难,存在一方面将本应治安处罚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另一方面又以罚代刑的现象。认为在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关于公安机关事权划分与机构设置的思考

科学界定和划分公安机关事权,合理设置公安机构,对整个公安工作发展和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公安机关在事权划分方面存在事权不明、警察职能相互交叉、机构设置不能合理等问题,对提高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战斗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鉴于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的职责范围、首要任务、职权职责,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同时把公安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法治化和正规化建设作为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工作。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蕴涵的法治精神——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的思考

抑制政府专断的权力,在宪法之下给予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法治的核心理念和灵魂。《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主流话语背景下出台的,它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警察权力,规范公共权力的合理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力图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立法价值上蕴涵着现代法治的精神,体现了对法治国家的追求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