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ber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in Soci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cyber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is just to integrate all the superi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its roles such as service,performance and function to dri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ctively.Hence,the soci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optimize the cyber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to make the civic administration oriented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o maximize its functions of organization,coordination and service to protrude the ascendancy of the web era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eap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地方政府为何会推进举报式执法?

举报式执法因其兼具工具价值和民主价值,被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时所选择应用。我国地方政府在举报式执法手段的选择与治理方式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150787份通过公民举报而推进的行政处罚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各地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与研究发现,地方财力、地方执法压力以及公众参与需求,是地方政府选择与公众进行合作、采取举报式执法治理手段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地方举报制度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选择举报式执法,并提高合作治理程度。在下一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改革中,地方政府应建立科学的举报奖励制度,促进政社合作,以举报式执法之优势缓解行政资源匮乏与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问题。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主要内容和时代意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20号)的发布与实施,是我国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本文介绍和说明了其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主要特点和时代意义,探讨了如何按照档案治理的本质要求进一步规范档案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行为的问题。

规范与监督: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法治之路

对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着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是监察机关处置权应有之义的体现,还是监察机关实践工作范式的运用。不过,监察机关这一行为在当前仍然面临着困境,包括在对职务犯罪进行非罪化处置时合法性上所带来的疑问、容易对司法权产生威胁以及容易造成监察权行使的恣意性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在观念上对党纪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规范上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非罪化处置的标准不明以及在制度上缺乏对监察机关这一行为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最终造成了现实的“困局”。为此,必须系统而正确地认识党纪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之间的关系、明确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标准、建立健全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监察体制改革所预期的目标。

论酌定减轻行政处罚——以50个样本为例

完善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系健全行政裁量基准的重要部分。实证分析显现存在部分罚则畸重与实际情况不相均衡、法院援引依据不当、审查体系化不足的问题。引入“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作为酌定减轻处罚的价值标准指引,推进裁量要素解释具体化,辅之以正当程序,探索类案指导机制,实行合理量罚,以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达成过罚相当的执法效果,实现惩罚和教育的功能。酌定减轻处罚使得市场主体“负担适度”,有利于塑造、优化包容有序的营商环境。

审计机关调查权域与处理处罚权域的差异:现实困境与弥合路径

我国审计机关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文章基于经典审计理论,分析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和调查权域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审计权域差异的弥合路径。现行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这种权域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专门经济监管部门在提出本部门法草案时未将审计机关作为执法主体,以及现实中相关人员对“法定职权范围”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权域差异严重影响了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处罚效率。弥合权域差异的路径是将处理处罚权域扩展到调查权域,虽然这会导致对经济行为的双重监督,但因专业经济监管和审计监督是不同性质的监督,二者在监督目的、监督重点和监督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因而不会造成重复监督。

外来入侵物种罪“情节严重”标准的司法适用研究

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针对外来物种入侵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分析条文语法结构,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只要行为人未经允许实施引进、释放或者丢弃的行为,公安司法机关就可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追究本罪的难点在于“情节严重”要件,应从本罪抽象危险犯、行政犯的性质出发解读“情节严重”内涵,刑法设定本罪保护的法益视阀探讨“情节严重”标准的制定,综合考虑涉及法益、本罪性质等各种因素设定“情节严重”标准。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本定位、制定义务与适用逻辑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权自我规制的基本方法,基于其控制裁量权的功能性作用以及具“规范”外观,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权力行使的直接依据。在同时满足合法性的实体要件与司法审查的程序要件时,裁量基准也是行政审判的“认知渊源”。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负有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选择性义务”,即“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制定裁量基准,但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不制定。”而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同时应秉持“严格适用为原则,偏离适用为例外”的态度。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过罚相当原则在海事执法实践中的适用

通过阐述过罚相当的内涵,以船载危险货物谎报瞒报案件查处为例,分析海事行政处罚中过罚相当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提出如何在执法过程中准确把握过罚相当原则,避免出现过罚不当的建议。

行政法视野下失信惩戒的救济机制研究

近年来,社会信用建设在各个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众多行政机关自行安排部署或者与其他行政机关联合进行失信惩戒,大批的失信主体受到制裁。在当事人权益遭受损害时,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救济。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失信惩戒,完善救济机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我国失信惩戒救济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程序保障不足,被列入失信名单前的程序保障不足致使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不畅通;其次是法律救济不完善,被列入失信名单后的司法救济存在争议。为了给当事人的权益提供保障,可以在我国原有失信惩戒基础之上,借鉴国外优良的法律规定,坚持按照法律正当程序依法办理进行纳入失信名单前的救济,启动行政诉讼等法律手段依法进行纳入失信名单后的救济。

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认定与适用——基于对137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的认定与适用是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137件相关案例的分析可知,目前“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的困境可以被归纳为,“明显不当”标准适用领域不确定与“明显不当”判定标准模糊。而标准适用困境的成因则包括审查标准适用模糊以及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适用路径。其中,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适用路径具体体现在,专业性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具有局限性、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尚不明确以及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存在分歧三个方面。宜采取“总+分”的形式优化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适用路径。其中,在“总”的层面需健全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机制以及创新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分”的层面则可以从厘清立法定位与运用体系解释两方面出发,明确“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领域;从细化“结果畸轻畸重”标准与“忽视相关因素”、厘清“违背行政法原则”标准两方面入手完善“明显不当”的判定标准。

威慑目标下环境行政处罚实施效果及优化

威慑是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核心目标,当前研究对环境行政处罚威慑作用运行效果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单纯的法学研究由于忽视了对于环境行政处罚威慑效果的实证检验,其研究结论并不能很好地为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提供支撑。运用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和重点排污单位处罚整改情况的736个微观数据,建立二元Logit和有序Logit模型考察不同种类的环境行政处罚对于排污单位的威慑效果,研究发现,名誉罚和较低数额的财产罚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威慑效果,而高额的财产罚和行为罚对于减排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具有威慑效果。为增强名誉罚和财产罚的威慑效果,应建立环境警告累积转换制度以及整合没收违法所得功能的环境罚款。

不予行政处罚制度的实践检视与优化路径

将“不予行政处罚”制度置于执法实践中予以考察,可以发现这一制度目前存在认定标准混乱和执法程序缺失的实践隐忧。或是因《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将“应当”不予行政处罚与“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规定在同一条款中,导致实务中未对只涉及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与具有裁量空间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加以明确区分,而是将二者均纳入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我国实定法中对“应当”不予行政处罚条款采用散落式规定方式,学界对构成要件的设定也未达成一致,因此无法形成为行政执法适用所正确采纳的统一认识,也尚未构建起规范适用的环境。为有效指导行政执法的具体适用,应明确“应当”不予行政处罚行为的双重逻辑内涵:在形式层面,行政违法行为不成立;在实质层面,若存在不予处罚事由,可排除行为违法性。对此,有必要厘清“应当”不予行政处罚制度的规范群,据此提出我国不予行政处罚制度体系的优化路径。

教育惩戒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运行——兼论教育惩戒的合法性要件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将教育惩戒实施纳入法律轨道,这意味着教育惩戒实施行为应当接受司法的合法性审查。然而,教育惩戒合法性要件存在实施主体责任不明,实施依据定位模糊,实施程序难以规范化以及实施措施合法性边界不明等问题。为此,应将教育惩戒纳入行政法律关系。在惩戒主体方面,将教师和学校主体责任定性为行政责任。在惩戒依据方面,为纾解教育惩戒的场景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法律应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定校规明确教育惩戒实施的情形、程序与措施。在惩戒程序方面,将惩戒措施分为影响学生在学关系与非影响学生在学关系两类。对于前者,应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予以补充性适用;对于后者,应适用校规制定的规范性程序。在惩戒措施方面,从反面应由法律规范界定体罚性事项,从正面应适用比例原则作为惩戒措施的合法性标准。另外,应在立法与司法两个维度完善教育惩戒的合法性要件。

浅析消防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

作为行政处罚领域的通用规范,行政处罚法为消防法律、法规设定行政处罚和消防救援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提供基本遵循。但现行法律法规在处罚法定原则的落实上偏重于法律效果,而对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并未有明确规定,在确定是否构成行政违法认定上,执法人员存在认识上的混乱。消防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素、主观要素、客体要素以及客观要素。明确的构成要件有助于调查取证的完整性,可以有效增强消防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六条“不准其出境”性质的理解——兼论中国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

为了有效遏制当下频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应运而生。该法为了防范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同时赋予了某些机关限制特定人员出境的权力,但是不同于之前的类似措施,此处的限制出境开始具备一种意图降低人身危险性的特点,其可以被认为是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此外,中国行政法上诸多措施也可以被归类为保安处分,但是必须同时对它们的适用提出更加合理的要求。

卫生执法视角下“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适用:原则阐明与救济构想——基于818例通报批评

2021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将通报批评新增为一般行政处罚种类,自此通报批评在执法中被广泛适用,特别在公共卫生执法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完成了立法到实践的转向。通过实证分析公共卫生执法下818例通报批评行政处罚发现,其执法运行实效不尽如人意,未达预期的处罚效果,空白缺位的救济措施使其一般化适用陷入不孚众望的尴尬境地。溯其原因,亟待规范的不恰当适用造成了对比例原则等诸多法原则的严重破坏。为实现通报批评的正确适用,需解构其处罚效果以进行执法路径优化,并参照比较法提出救济要求,引入民法中的“更正权”和“回应权”构建救济制度。

2017—2021年合肥市公共场所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分析

目的分析2017—2021年合肥市公共场所卫生行政处罚特点。方法对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平台中2017—2021年5年期间合肥市1286件公共场所案件的个案信息及国家双随机监督数据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2017—2021年合肥市公共场所查处率4.43%,5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5.57,P<0.001);美容美发场所、沐浴场所、商场超市、文化娱乐场所、游泳场所、住宿场所6类场所案件查处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21.59,P<0.001);案件主要来源于日常监督管理,且每年的构成比均在89%以上;国家双随机监督检查案件查处率呈逐年增高趋势(χ^(2)=58.03,P<0.001),双随机监督检查2017—2021年5年查处率为6.58%,与非双随机监督检查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7.77,P<0.001)。处罚以一般程序为主。处罚种类以警告+罚款为主;案由主要以健康合格证和卫生许可证两证违法为主,占55.69%。2017—2021年5年内多次被处罚的主体占11.41%,以沐浴场所为主,占16.83%。结论合肥市公共场所案件主要来源于日常卫生监督管理,双随机查处率高,六类场所中以游泳场所和住宿场所违法行为高发,处罚种类单一,处罚金额、案由覆盖率不高。

一起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非法输入动物案的查处和思考

2022年11月18日,山东省A市J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区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涉嫌农业农村行政违法案件线索移送函,称某养殖场涉嫌从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外部非法调入雏鸡。经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存在,根据《A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本文通过分析该起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非法输入动物案件的查处过程,指出其适用法律和自由裁量方面存在的瑕疵。随后,提出了当前应当大力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配套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工作,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法律内涵,准确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等建议,以期为广大执法工作者在动物防疫司法实践中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