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 Zhongle,School of Law,Peking University

Question： Would you elaborate on the progress China has made under the stat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swer： Efforts-in this reguard began in 1982, with publication of the Law of Civil Procedures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On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he object and scope of government＇ s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are expanding day by day.Facing the complicated new situation, new problem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the difficulty of hearing the administrative case isincreasing.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econcil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discusses how to construct ourcountry＇ 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conciliation system, promote the administrative trial work smoothly, and better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功能导向下行政复议的价值取向与完善路径

行政复议制度具备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内部监督三项功能,其中权利救济体现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价值追求,以权利救济为首的多项功能共存,能够有效回应复议制度的实践需求,发挥主渠道作用。主渠道条款作为新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对具体制度设计具有统筹作用。从整体性视角出发,行政复议制度相比于行政诉讼具有制度性优势,这种优势是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的基础。在制度修订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改革行政复议管辖制度、扩大受案范围、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复议能力。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多层次救济机制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结论对当事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是否应当接受行政处罚,是否应当进行民事赔偿以及具体数额多少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归为“证据”,若对其认定结论不服只能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法院仅能从证据规则角度审查其是否具有相应证明效力。而在现实中,司法裁判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事实陈述和责任判定具有较强依赖性,但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完全符合证据特征,所能适用的证据规则十分有限,导致法院提供的司法救济具有较大局限性,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非常不利。因此应准确把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实质内容,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属性,明确其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形成一套公安内部复核—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全面多层次的独立救济机制,达到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

体育赛事法律实践研究——第十一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综述

在冬奥会成功举办、新《体育法》实施之际,为加快推进依法治体进程,服务体育赛事发展,第十一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以“体育赛事的法律实践”为主题,就体育赛事与《体育法》、大型体育赛事法律实践、体育赛事行政法律制度、体育赛事参与主体权益保障等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总结实务问题的应对经验,并对实务难点尝试提出完善对策,突出了特色鲜明的理论、实践相互印证的价值。

司法保障视域下实现“双碳”目标的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

“双碳”目标已被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之中。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必须要有法治化的保障,需要立法、行政、司法等多途径的共同推进与协同发力。当前,我国气候变化应对、碳排放控制相关立法尚不健全且进展缓慢,仍由各类政策及行政措施起主导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充分发挥司法保障机制的作用。从司法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系统性视角,我国司法实践正积极探索司法与行政协同联动机制。为推进“双碳”目标和突破气候诉讼现有局限,还需要在该领域进一步拓展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的探索,开展直接针对气候变化法律、政策和事实等问题的诉讼,构建“碳排放影响评价”检察气候行政公益诉讼,探索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在这些新型诉讼中丰富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内涵。

行政规划行为可诉性的类型化研究——以“湛江喜强公司案”为分析中心

行政规划是现代行政职权行使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断行政规划是否可诉时主要借助普遍约束性、实际影响两种标准。对此,应当首先厘清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并将其定位为与行政行为并列的新型行政活动方式。对“湛江喜强公司案”裁判理由及其他类案的分析表明,在行政规划可诉性问题的把握上,法院业已形成了行政过程论、成熟性原则以及救济实效性三重思考路径,并辅以对象具体特定性、内容权利限制性和效果直接明确性三项构成要件,这为司法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行政规划案件提供了较为统一的裁判尺度。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规划进行类型化分析,有助于权利保护和纠纷解决。

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一种涉及多方利益且复杂的权利,其法律保护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性质界定,并分析了我国法律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相关规定。然而,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立法和司法方面以及版权意识等,都严重影响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保护。为完善法律保护措施,需要从立法、司法和其他方面进行改进。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地理标志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路径构建

地理标志是特定区域的公共资源,蕴含着地方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但现实中损害地理标志产品商誉的问题频发,暴露出原有保护模式存在弊端,如法律设置与行政管理存在冲突、行政救济程序与维权主体诉求不协调及地理标志、行政保护动力不足,亟须探索新的保护路径。行政公益诉讼在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参与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价值突出,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对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保护,首先要以“公益”为核心,合理把握地理标志保护概念,遵循动态性与区域性,审慎厘清地理标志保护边界;其次坚持实行“精准+综治”办案程序,实现诉前精准监督效果,诉后综合治理提升工作;最后在线索查办、考评、外脑人才库建设等方面完善体系化配套机制。

论体育行政公益诉讼的推行及其边界

为了督促体育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维护公共利益,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保障公民体育权,可以尝试引入体育行政公益诉讼,将体育主管部门在公共体育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体育活动组织开展、体育教育质量管控、运动员等级及武术段位证书发放等方面违法行使职权、不作为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该诉受案范围。在满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时候,依法由社会组织或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非法行医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非法行医具有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双重违法性,其行刑衔接机制由实体与程序两个结构体系组成。我国非法行医行刑衔接采取的是行政法先行立法模式,该模式设置了非法行医治理的行政和刑事双重责任,为行刑衔接提供了法律保障与制度空间。现行非法行医行刑衔接机制存在实体判断要素不明、程序运转不畅等难题,该机制的完善要以非法行医治理所保护法益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中的不同定位为判断“指向标”,在实体上厘清行医主体、医疗行为、情节严重要素在行政法与刑事法中的不同界定,在程序上确立行政程序优先适用原则、明晰证据转化规则、破除鉴定启动难题、强化衔接主体间的权力协同,以此推进卫生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行政救济法视域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研究

从私主体权利救济的视角观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检察监督分别位于行政争议法治化解决渠道的前端、中端和后端,三者共同构建起我国行政救济法框架下的行政争议正式解决路径。综合考察三种法定制度下的两种实质解纷模式,发现存在着行政主体自行纠错机制缺失、行政复议调解机制不完善、法院实质解纷整体效能有限、检察机关实质解纷依据不明确等问题。为此,应当在建立健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组织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立法、完善各项具体工作机制,使行政主体、行政复议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能够找准各自定位、依法尽职履责。

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原告资格的法理澄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之受害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其悖离学界期待而备受批评。针对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之利害关系的判断,宜采推定利害关系说,即符合“警察行政领域”要件和“加害人/受害人”要件,就可认定存在“利害关系”。推定利害关系说可从心理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视角加以证立,亦可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加以验证。更进一步,应对受害人条款加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缩于警察行政领域,以实现受害人条款与投诉举报人条款的合理衔接。

非处罚性市场监管、混合股东治理与公司违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问询函与关注函为代表的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以及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相互制衡形成的混合股东治理机制为切入点,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抑制公司违规频发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均能够导致公司违规减少,二者呈现互补关系,该互补关系主要源自混合股东治理对关注函性质监管效力的正向调节作用、混合股东治理对问询函与关注函类型监管效果的传导功能以及问询函与关注函对混合股东治理效果的传导功能;收函次数、函件文本长度等非处罚性市场监管力度越强时,上述效果越为明显,且收函次数对公司违规趋势的监管效力更强。准自然实验结果显示,2017年《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修订稿出台能够增强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非国有产权、高效的司法行政环境与管理层法律背景有利于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监督功能的发挥,非处罚性市场监管与混合股东治理引致的公司违规减少能够进一步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一线金融监管与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合力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为决策层有效预防微观市场失范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供新思路。

交通警察行政权失范与规制——基于交警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交通警察(以下简称交警)行政诉讼是法院公开审理和裁决交警行政争议来监督交警行政权的制度。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予以公布,对实证法学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以此为契机通过交警行政诉讼败诉案例来研究交警行政权失范是一种特殊的视角。文章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等平台为依托,对交警行政诉讼裁判文书数据进行整理,将交警行政诉讼败诉理由等内容归纳和分析,发现:交警行政诉讼案发量高,败诉率从2020年开始持续增长,同时呈现出原告撤诉率较高等现象。结合各相关因素,交警行政权失范受内部、外部和社会三个层面因素影响。基于问题导向,交警行政权失范规制可以采取加大法院对撤诉案件的审查力度、立法调控,绝对服从宪法法律保留原则、扩大程序的“能见度”、建立惩治机制和借鉴优质实践经验举措等措施。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论:法理、构造与评判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借鉴民事诉讼“先行调解”的解纷方式,通过发布司法文件推动行政诉讼制度的一次变革。从弥补判决不足、减少官民对立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角度分析,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具有可接受性。通过法解释方法,可以得到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规范基础;从诉源治理、法院现状和原告诉求等面向,可以找到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事实基础。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制度的构造要义可以从范围、程序和终结方式等方面证成。行政争议解决方式多元化是国家治理策略的一种必然趋势,而权利保护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则是这一趋势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两个基本点。

现行婚检制度的规范冲突及其解决

“公民对婚前医学检查相关法律法规提出备案审查建议”是2021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之一。由婚检制度引起的备案审查建议,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发生。目前对婚检制度所涉规范是否存在冲突存在争议,通过梳理涉及婚检制度的法律规范,可见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现行涉及婚检问题的相关法律规范的冲突主要还是行政法问题,因此称其为中国行政法典型事例可能更为贴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制度尚不够完善而不能立即满足现实需求的情形下,不妨通过行政诉讼中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来解决现行婚检制度的困境。当下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现行婚检制度方面的法律规范冲突作出专门的批复。如此,在迅速解决婚检制度现实困境的同时,也可以倒逼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机制的完善。

行政复议第三人认定中的时点判断

行政复议制度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正面临新一轮立法修订。行政复议决定存在“决定前”和“决定后”的时点界分,因而引发复议第三人认定在“决定前”的程序性判断与在“决定后”的实体性结果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相关司法判例已经从最初个案中未予正面陈述的模糊立场,发展到两种看似冲突的认定标准并存的状态。有必要区分冲突性案例在规范选择、论证侧重和解释方法的结构性差异,同时甄别在程序观、功能取向和效能主义的价值选择,进而回归司法审查强度来考察司法审查与行政复议之间的权力结构和边界,为融贯解释复议第三人认定中时点关系和行政复议法第三人条款修改提供依托法教义学和体系化论证的规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