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分化、行政吸纳与基层政府环境治理实践研究

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实践始终嵌入到国家和社会的互动情势之中。基于山东省中镇“污染搬迁”过程的实地研究发现,环境利益冲突引动乡村权威结构分化,基层政府为整合乡村权威结构以快速推进环境治理任务,经历了从精英合作到体制控制的策略演变过程,其整体表现为“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基层政府行政吸纳的后果是在乡村社会建构了环境治理行政化的格局。基层政府应合理调整环境治理的权责分配体系,完善环境合作治理的体制机制,在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和民众获得感提升上实现双赢。

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

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权威解释模式,即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与行政吸纳社会。本文通过对一个乡镇基层文联成立与运作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对此,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新解释模式,并把它与"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以及"行政吸纳社会"分别开来。"行政吸纳服务"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占据主导性地位,社会依附于国家。"行政吸纳服务"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行政吸纳社会的“新边疆”——以北京市慈善生态系统为例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现代中国慈善生态系统初步形成。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相应的系统结构,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比较而言,自然形成的秩序最为稳固,而且能够与其它秩序顺畅兼容;民间建构的组织结构最不健全,而且最为脆弱;政府的统合结构最完善,也最为强大。这种秩序格局是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的结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进一步拓展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论内涵与现实实践。

重新为慈善正名--写在《人民日报》社论“为慈善正名”发表二十周年之际

表面上,官办慈善存在的诸多弊病,是引起舆论诟病的始作俑者,但实际上,慈善意义和基本价值的缺失、公众认同的转变和分化才是诱发信任危机的真正原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慈善事业受到排斥,彻底走向中断。1994年,党和国家"为慈善正名",赋予慈善合法性,不仅让慈善在中国社会"复活重生",而且开启了官办慈善事业二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但是,国家恢复和承认慈善的"角色",建立在治理社会、维护稳定的刚性需求之上,在于利用慈善事业的治理功能,满足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在党和国家的视域中,慈善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而存在。它们接受的仅仅是慈善的实用价值和外部性功能,并没有从根本上接纳慈善所蕴含的真正意义和基本价值。社会认同价值的缺席,为官办慈善事业陷入认同危机埋下了伏笔。因而,推动慈善事业的深度转型,不仅要转变慈善事业的组织架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更要重构慈善事业的社会认同和价值基础。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分层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的新模式——基于A市志愿团体管理创新实践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即授权社会组织对其他社会组织实施所授权的管理,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分层管理。通过对A市志愿团体管理创新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分层管理呈现“政府选择性授权、以社管社”的核心特征。其中“,选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授权对象在政治上可信赖、管理上可依靠;二是授权内容以执行性、服务性职能为主。分层管理是社会发展新阶段政府提高管理效率、控制政治风险的优化选择,是行政吸纳社会理论核心逻辑在变化的社会情境下的强化与延伸。通过分层管理,我国政府在保障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有效回应了社会需求膨胀、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带来的管理挑战。

从“行政吸纳社会”到“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国家-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以D市S镇志愿者协会为例

随着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日益频繁,剖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动态变迁,既是理解我国政治社会的窗口,也是理解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以D市S镇政府与S镇志愿者协会关系的变迁为案例,研究发现团镇委与镇志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行政吸纳社会”到“行政吸纳服务”的变迁过程。团镇委基于地方经济需求的驱动和工作重心的转变,主动调整了在S镇志愿服务中的行动边界,将“控制”策略转变为“支持”策略,完成了其与镇志协关系的变迁。这一研究超越了现有基于“大历史”维度的宏观、静态的结构性研究和策略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还原了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真实图景。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行政吸纳社会:国家渗透与居委会行政化

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是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最稳固、最清晰的常量。国家为了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通常采取理念渗透、组织渗透、程序渗透和服务渗透等多种路径不断将触角伸向基层、持续将影响下移,整体上呈现为"行政吸纳社会"的逻辑。理念渗透旨在通过"认知情景"的新构而在人们与组织的认知中设定街居的"上下级关系图谱";组织渗透意在建立与扩大国家组织力量在基层社区的领导与影响;程序渗透聚焦于技术性的策略与国家意图的融合;服务性渗透则强调在服务传递过程中实现国家权力的再建构。国家渗透的结果就是居委会行政化的现实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的单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