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与法院的产出效率:问题与对策——基于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法院解决纠纷的过程实际上类似于企业的生产过程,其目标就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多、最准确的裁判。通过对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得出:法官的人数、法官的流失、法院的收案量对法院的产出影响很大,而且现实基层法院的法官人数与法院的产出效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法院内外部体制、法官资源分配、法官激励机制等存在着诸多问题。要想提高法院产出效率,不能仅靠增加法官人数,而应该合理配置法院内部资源,改革相关体制,激励法官提高工作效率。

专门行政法院构建之设想

十多年来,我国行政诉讼纵然硕果累累,然而,一路举步维艰。专门行政法院可谓是行政诉讼的一条出路,既可以打破人财物的制约,又可以排除不良的司法和行政干预,意义非凡,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要循序渐进,分阶完善,并且其审级分为最高行政法院、省级行政法院和地市级行政法院,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传统的改革方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

论行政诉讼中的法院释明义务--从新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谈起

2018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继承并创设了诸多先进的诉讼制度,其中就法院释明义务予以拓展:在保留审查起诉时的释明义务的基础上,新增庭审程序中的法院释明义务、诉讼类型转换中的法院释明义务、有关行政赔偿的法院释明义务和民行关系中的法院释明义务。随后,行政协议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中的法院释明义务规范得以明确和延展,促使行政诉讼法院释明制度进一步完善。这对缩小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异、切实保护当事人尤其是原告方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法院释明义务应当在必要的限度内履行,法院违背释明义务的法律后果亦应明确,法定之外的法院释明义务亦可接受,以真正彰显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理念。

涅槃重生:从行政审判庭到行政法院——以我国行政法院的构建为视角

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多年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步入了徘徊不前的困境,行政审判受到多方干预,为推进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契机设立我国特色的行政法院势在必行。本文反思了我国行政诉讼收案量少、立案难、胜诉率低、上诉率高等现实困境,分析了行政诉讼地方化、行政化以及执行难等导致的审判公正性、权威性的缺失,从宏观上以及法律依据、现实条件、人才储备三个方面分析了行政法院设置的必要性、可行性,并在坚持司法统一、行政审判公正以及审判专业化的原则指导之下,就行政法院的试点和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置行政最高法院、行政上诉法院、行政普通法院及其巡回法庭提出具体构想。同时,在确立有效的裁判执行模式以及诉讼停止执行等运作原则的基础上,对行政审判庭到行政法院的过渡路径进行了探析。行政法院的诞生,必将成为我国行政法治和依法治国的重要里程碑。

行政诉讼新庭审方式中的认证制度

当庭认证说与庭后认证说各有偏颇,应将庭审采证与合议认证相结合。庭审采证要运用合法性、相关性、意见规则。合议认证的标准要确实、充分,要运用经验法和逻辑法,合议按多数意见作决定。认证规则要遵循认证程序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