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及进一步改进的对策

行政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贯彻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基本形式,行政执法体制的构建对于提高管理效率、规范执法行为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场探索新型的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在我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先后展开,目前,新体制已经释放出巨大的管理效应,对各地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上海为个案,回顾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产生的背景、基本内容、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对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提出了对策建议。

卫生行政处罚中的电子证据及其规则探究

卫生行政处罚的前提是行政相对人违法事实的存在,而证据则是连接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桥梁,因而所有卫生行政处罚活动都要围绕证据规则展开。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活动呈现出"电子化"趋势,网络食品交易、远程医疗等纷纷出炉,因而卫生行政部门在监管执法中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电子证据。本文以卫生行政处罚中食品安全、医疗卫生这两个特殊领域为研究范本,概括了涉案电子证据的内涵、特点和类型,反思了其在该领域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在具体的证据规则建构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思考。

江山市2005～2008年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目的对非法行医现象和行政处罚情况进行分析,为做好非法行医查处工作提出建议。方法通过对浙江省江山市2005～2008年共86起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案例,从案由、违法主体类别、处罚情况等进行讨论。结果86例行政处罚中,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为据点,擅自执业最多,其次是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主体类别以个体为主;罚款平均为2 994元,处罚额度过低。结论打击非法行医任务重、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部门联动,加快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强化培训,实行责任追究,建议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打击非法行医。

北京城管综合执法情况的初步调查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一部系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法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在不同的地区或城市存在较大的差异,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建议及时总结14年来北京城管执法工作,加强城管综合执法研究,深化依法行政。

卫生行政处罚有关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法律适用正确与否直接影响行政处罚的合法性。本文针对法规中的同一条款下多项的数罚并罚、无违法所得下的财产罚、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有关"一事不再罚"的新规定等在卫生行政处罚实务中如何适用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规范卫生行政执法行为,正确适用卫生法律法规,做到依法行政。

简析卫生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要素

近年来,随着执法相对人法律意识的增强,对卫生处罚案件的办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者通过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体、违法事实、法律依据、处罚内容、权利救济等五个方面要素进行分析和探讨,对完善卫生处罚案件调查处理程序,提高行政处罚案件的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中当事人的确认

由于行政法体系中,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概念归属未作具体规定,一些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中当事人确认错位,由此对案件处理的程序合法性和量罚公正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产生错案乃至诉讼中的败诉。为了让当事人在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中对号入座,笔者根据相应的法律依据,比照适用民法体系的若干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对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中当事人如何确认作一分析。

2019—2023年河南省放射卫生监督行政处罚情况分析

目的分析2019—2023年河南省放射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现状,为进一步做好放射卫生监督工作提供数据支持。方法收集汇总河南省近5年来放射卫生监督行政处罚资料,从基本情况、案件种类、处罚机构、案件来源、违法情形、违反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近5年来河南省放射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共1622起,处罚金额达739.12万元,平均案值0.46万元。2019—2023年放射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数量的比例各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有下降趋势(P<0.001),一般程序案件数最多,占74.04%。案件来源主要以“在卫生健康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为主,共1557件,占96%。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及金额均以一级或未定级医疗机构为主,占总罚款户次的58.69%。处罚案由主要是放射诊疗许可不符合有关规定(583条)。违反法律法规情况中,违反《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占比最高,达88.15%。结论河南省放射卫生监督行政处罚存在问题主要是处罚数量少、处罚金额不高、案件来源单一,基层卫生监督员人员能力及水平有待于提高。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培训,重视多种渠道的行政处罚案件来源,不断探索发现新案由,完善放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

应受卫生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素体系思维初探

为进一步规范卫生行政处罚行为,构建应受卫生行政处罚行为认定的思维体系,参照刑法犯罪构成二阶层理论体系思维模式,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阶层对肖某非医师行医致人伤害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浅析了应受卫生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为卫生行政执法者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

行政处罚中择一重罚规则的体系化阐释

择一重罚规则的适用面临执法管辖权与高额罚款权归属主体不一的难题。综合执法制度可以部分解决该问题,在综合执法之外,则需分情况适用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识别“罚款数额高的规定”时,应根据法定罚的上限而非决定罚来比较罚款的轻重。根据法定罚款额高的法律作出的决定罚,其数额不能低于法定罚款额低的法律所规定的罚款下限。行政机关错误适用择一重罚规则作出罚款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变更判决,但变更判决要受禁止不利变更规则的约束。在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的情形中,行政机关加重对当事人的罚款,通常应证明其加重罚款没有恶意,因裁量逾越被判决责令重作的除外。

绝对化用语广告过罚失当问题研究

2015年《广告法》修订后,对于绝对化用语广告处罚是否过罚失当引发争议。由于该类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合法权益,故应当受到法律规制。但是,关于如何确定罚款数额的问题,国家有限干预、经济公法等理论均无法清晰地予以解答。基于行政违法行为过罚相当原则的考量,建议从以下方面修改完善绝对化用语广告惩处制度:适度降低绝对化用语广告的起罚点,并增设"警告"条款;采取"销售额罚款"和"定额罚款"并存的处罚方式;统一广告监管执法中的裁量基准。

浙江省江山市2005-2008年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为对非法行医现象和行政处罚情况进行分析,从而为做好非法行医查处工作提出建议。我单位通过对江山市2005-2008年共86起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案例,从案由、违法主体类别、处罚情况等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86例行政处罚中,以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为据点,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最多,其次是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主体类别以个体为主;罚款平均为每件次2994元,处罚额度过低。打击非法行医任务重、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部门联动,加快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强化培训,实行责任追究,建议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打击非法行医。

一起自建集中式供水单位生活饮用水不符合卫生标准行政处罚案例评析

卫生行政执法部门在处理群众投诉举报时,对生活饮用水等与健康相关的产品依法进行采样抽检,对样品抽检结果不合格的单位依法对其处罚时,要对相关证据进行核实。通过本案例分析,提示对于检测样品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进行采样,对检验结果要依据国家卫生标准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程序符合要求,才能依据检验结果适用法律进行行政处罚。

北京市某区2013—2017年放射卫生监督行政处罚情况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2013—2017年北京市某区放射卫生行政处罚案卷,了解放射诊疗单位依法执业情况,为今后放射卫生监督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方法: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案卷的处罚对象、违法情形、案件来源等进行分析。结果:北京市某区2013—2017年放射卫生监督行政处罚案件共128起,处罚对象以未定级(87.5%)、营利性医疗机构(84.6%)占比最高;违法情形以《放射诊疗许可证》未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校验、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和放射诊疗工作人员未按照规定配戴个人剂量计为主;来源于社会举报的案件占7%。结论:北京市某区未定级或者营利性医疗机构,尤其以口腔专科机构为放射卫生监督重点,在加强防范放射诊疗单位常见违法行为的同时,需警惕新的违法行为出现。建议完善放射相关法规文件,加强放射安全专业培训和公众宣传。

张家港市城郊结合部食品卫生行政处罚428起案例分析

目的了解张家港市城郊结合部食品卫生状况,以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提高监督执法水平。方法对该地区428起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件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受处罚的以餐饮业所占比例最高(69.16%),尤其是中小型餐饮单位(87.84%);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餐具消毒问题上,餐具不消毒处罚案例占52.03%。结论该市受处罚的比例较高,应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卫生知识和卫生技能培训,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尤其要把中小型餐饮业及集体食堂作为重点,加大监督监测力度,处罚和教育并重,从而保证全社会食品卫生水平大幅度提高。

一起行政处罚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思考

在一起行政处罚案中,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卫生行政部门对其进行加处罚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和结合案件实际,探讨加处罚款的程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和卫生部门行政强制实施的主体等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处罚对象、法律解释、证据规则——一起食品卫生行政复议、诉讼案的视角

本文从一起食品卫生处罚案件出发,展示其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集中呈现的处罚对象、法律解释和证据规则三大法律争点。借助行政相对人理论,合理解释案件的处罚对象应是食品生产经营者,而非直接的生产经营人员;借助法律解释理论,反驳了机械的字面意思解释方法;并利用法律位阶原理,说明了作为《食品卫生法》下位法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办法》在无细化上位法规定的情形下,不构成对《证据规则》的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