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样态、成因与对策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问题持续存在,体现为值班律师在侦查阶段向办案人员了解案情受阻、值班律师会见被追诉人及阅卷依然被动、具结程序中值班律师在场见证形式化等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其一,值班律师制度运行因可能造成程序流转降速、办案周期延长而与当前办案机关认罪认罚案件业务考核制度的效率价值导向有所冲突,一些办案人员对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诉讼程序存在抵触心理。其二,控辩双方平等对话、理性协商进而达成妥协的协商性司法理念尚未在认罪认罚案件诉讼过程中真正得到贯彻,部分办案人员对于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程序中的作用和能力存在着认知误区。其三,认罪认罚案件权力主导模式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乏力造成了宽纵影响,办案机关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规则制定和具体诉讼程序中将其利益现实化、扩大化。对此应当认识到,一方面,现阶段值班律师制度对于实现认罪认罚案件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公权力的依赖与制约已经构成了影响当下值班律师制度运行效果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层面。基于此,顺应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趋向,综合考虑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环境,宜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值班律师制度及其相关机制的系统性建设,以解决值班律师功能虚化问题:一是,规范落实办案机关告知程序,保障值班律师会见被追诉人的及时性,并从法律层面赋予值班律师完整的阅卷权。二是,改革办案机关认罪认罚案件业务考核制度,屏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的考核指标,合理运用定量和定性两种考核方法对办案人员保障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情况进行评价。三是,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审前阶段的权力监督体系。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同时,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健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促进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实现对公安司法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全方位监督,由此改善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诉讼参与整体环境。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效性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提供有效法律帮助是在基本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对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提出的更进一步要求,但现有规范和实践均难以实现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预期目的。有效法律帮助应具备及时性、易获得性特点,具有标准化的程序和内容。及时性,体现为对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需求的积极回应,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初期和调整量刑建议时为被追诉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易获得性,要求调整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和履行职责的方式,使被追诉人获得法律帮助的过程尽可能便捷易行。标准化的程序和内容要求根据各诉讼阶段的任务明确法律帮助的“必选项”和“可选项”。被追诉人得到的法律帮助不应因值班律师个人专业能力和责任心不同而存在较大区别。为此,应多措并举对相关工作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包括强化侦查阶段值班律师的职责作用,合理设置审判阶段值班律师的职责,明确各阶段法律帮助的程序标准,以及完善值班律师意见的提出与反馈机制。

刑事程序中行为的量刑论考察

寻找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依据必须回溯到“刑事程序中行为”以及“犯罪后态度”的理论地位之上。对于“犯罪后态度”,无论是扩张责任概念的内涵还是采用“双轨的间接证据构造”,均不能予以合理化。“犯罪后态度”只能作为预防要素起作用。“刑事程序中行为”属于预防要素,在具体判断时不能升高刑罚量,而只具有保持刑罚量和降低刑罚量的功能。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应定位于行为人悔悟,即预防必要性降低,在我国传统理论语境中体现为社会危险性降低。对行为人的实体处遇不能直接从程序法中寻找依据,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和量刑理论证成。

认罪从宽正当根据的比较法研究

认罪量刑从宽的正当根据是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命题。从坦白、自首从宽时代到认罪认罚从宽时代,中国法学界在此问题认识上始终存有分歧,而分歧的根源在于“未能解释认罪从宽正当根据的边界属性”和“未能指明认罪从宽正当根据的确定标准”。认罪从宽正当根据本质上归属于分配刑罚正当根据,这奠定了其发展的理论空间。通过对认罪协商制度下的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有罪答辩制度下的英国、美国的立法、判例和学界研究的比较发现,以刑事政策或立法目的为导向的多元化模式是认罪从宽正当根据的发展规律,且因不同价值选择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模式,诉讼经济、保护被害人和证人利益或澄清事实是重要组成因子,被告人悔罪是附加组成因子。从司法现实、立法原则和刑罚根据角度,我国认罪认罚从宽正当根据应当是以“诉讼经济、澄清事实、保护被害人利益”为主,兼顾“被告人悔罪、责任刑减轻”的多元模式。同时,为了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在多元量刑目的下运作,检察官和法官均应当坚守实体真实原则、罪责均衡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困境及其化解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的衔接适用已成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新常态"。法律文本的不同表述,导致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规范存在较大差异,进而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呈现出"交叉适用"和"适用冲突"的困境。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未来发展应当坚持"司法主导、保障权利"的原则,分步骤地在统一认定与适用标准、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规范认罪认罚文本的记载及使用,以及建立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审查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和机制完善。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研究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是融合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了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具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等价值。对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是立法技术的有意为之,却给制度适用造成阻滞。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影响后续量刑建议和司法判决的能力,但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全面审查和诉讼支持。监察机关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取决于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考量,可以采取从宽处罚建议书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专列项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该制度设置的两个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弥补律师不能介入的缺憾。应当建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和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

论认罪认罚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

要充分发挥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基石”作用,必须实现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既关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从宽”利益的兑现,也关乎认罪认罚案件能否实现快速处理,甚至关乎检法关系的未来走向。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虽有理论根基、规范依据和检法关系的协同趋向作为逻辑起点,但也受制于量刑建议的方式选择、司法审查的宽严把握以及二审抗诉的理由认知等诸多因素。为此,既需要检察机关努力提升量刑建议的质量,也需要法院在变更量刑建议时受到更为规范的程序约束,还需要检法理性看待被告人认罪认罚后的上诉行为。

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中国境遇——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量刑从宽协商机制的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协商的效率诉求攀升、量刑建议的正当性与精准化要求等问题交互叠加,亟待从理论本源上疏解供需矛盾,人工智能辅助预测量刑也应运而生。认罪认罚案件具备智能办案的规模化、类型化优势条件,与“预测”量刑的本质特征、量刑规范化理论、司法大数据蕴含的量刑规律与经验等,共同生成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知识体系。理论预测与数据预测作为体系双核相互验证,与必要的人工介入,齐力实现更精准预测量刑,提高量刑协商效率与量刑建议质量。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系统宜定位为司法辅助角色,发挥量刑规范化层面的参考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去”与“留”——基于二审相关数据的分析

探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的去留问题,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价值分析和对法律文本的梳理与正确解读,更需要司法实践中有效数据的支持和深入的实证分析。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或对上诉权的行使进行限制,不仅会使认罪认罚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雪上加霜,而且也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公正性,进而危及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相关实证数据表明,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保留上诉权并未明显造成诉讼效率的减损,同时保留上诉权还有助于通过落实量刑协商、精准量刑、繁简分流、保障机制的健全等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真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协调统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中的选择性不起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认罪又认罚的从宽和特殊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认罪从宽两种情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实体从宽既包括量刑从宽也包括定罪从宽。该制度的推行强化了检察机关选择性不起诉的权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上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轻罪案件才适当兼采起诉便宜主义的审查起诉原则,但也加大了滥用风险。检察机关的选择性不起诉主要存在六种不当情形:身份优遇型;法不责众型;稳定大局型;控辩交易型;教训策略型;徇私枉法型。防范选择性不起诉的滥行,在法律层面需要废除'公诉转自诉'制度,构建准起诉程序和法官事前同意制度,完善法院对检察机关选择性不起诉的审查和制约机制;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别是值班律师制度,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赋予不起诉一定的实质确定力,防止不起诉后的随意再诉。

值班律师再审视:与认罪认罚从宽的捆绑与解绑

关于值班律师之定位,其到底是“法律帮助”的角色,还是“辩护人”的角色,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产生这一争议的根源在于,值班律师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契合度并不高,值班律师难以适应复杂严重案件的认罪认罚工作,难以全面获知认罪认罚案件信息,且在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功能受限。基于此,正视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脱离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桎梏,是发挥其独特功能的必然路径。未来,我国应当明确值班律师适用范围之普惠性,明确其工作性质之即时性,并明确其职能定位的独特性。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实证考察与路径展望——基于561份量刑建议的样本考察

通过对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中561份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认罪认罚案件协商型量刑处理模式初步确立的当下,控辩双方所达成的量刑建议有"幅度从宽"和"定点从宽"两种模式,且前者占据较大比重。形式上,"幅度从宽"和"定点从宽"均以量刑建议的方式存在;实质上,二者存在交叉、补正与区隔,互补是二者关系的重要方面。因此,应将"二元从宽"作为认罪认罚案件的基本定位,在条件许可时优先考虑"定点从宽"式量刑建议,适时填补"幅度从宽"式量刑建议范围较大的现实问题,为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步入良性轨道并实现预期价值奠定良好基础。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作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律师作用有限,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并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由于"自愿性"标准不明确,且其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当、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认罪甚至使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需明确"自愿性"标准,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并注重制度推行中的科学性。

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

为因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的一系列法治改革带来的制度性需求,立法者以法律修正的模式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概言之,具体内容包括衔接《监察法》的制度修正、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实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化。本次修法虽为局部性修改,但其对法律体系统一、刑事法制完善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由于配套的法律解释尚未全部出台,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法律修正部分的理解与适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为理清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从立法背景、指导精神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对本次修法的内容予以解读。

试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的高低不仅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体现在文字表述上,其更主要体现在保障证明标准实现的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繁简及合理与否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程序案件一致,但由于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得到了充分尊重,被告人供认的模式也由普通程序的"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转向"奖励被告人自愿归罪",加之这两类程序对"从简""从快"的内在必然要求,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在实践操作中的降低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要保证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质量不会下降,应当根据认罪认罚案件的罪行轻重和适用程序的不同,适度掌握宽严不同的证据标准,确保被告人口供的自愿性,将目前的值班律师服务改为律师强制辩护。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及其完善——从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二审加刑谈起

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影响量刑和程序适用的因素发生变化时,例如被追诉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时、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时、被追诉人翻供、反悔时,等等,控辩双方均应重新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或者之前签署的具结书归于无效。目前具结书记载的内容比较简约,应当充实完善相关内容,尤其是控辩协商过程。在值班律师资源短缺地区,可探索以全程录像替代具结书的签署。值班律师制度难以担保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的自愿性,检察官的主导责任和客观义务,决定了其负有保障职责。检察官为了提升量刑建议采纳率而与法官进行庭外沟通的做法,有违法官的中立角色,也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研究

认罪认罚中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不仅是出于程序公正、权力制约的考虑,同时也是实现权利保障、和谐司法的需要。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主要是证据的重要来源,其诉讼权利主要集中在参与权与救济权方面。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中被害人虽然有发表意见权,但没有程序选择权,知情权、获得法律帮助权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同,在程序简化的同时,也剪裁掉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因此,有必要在认罪认罚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同时还应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及有限上诉权。

论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的跟进式抗诉

针对呈上升态势的被追诉人悔约上诉,检察机关出于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及价值,因应产生了跟进式抗诉,但囿于正当理由、特定情形、抗诉期间的例外限制,致使跟进式抗诉存在较大弹性空间。加之附随的加重检控后果,使合法律性阙如的跟进式抗诉不仅有悖程序正义之要求,还有损司法权威之建构,并有成报复检控之风险。眼下宜对其进行规制,从说理性、适当性、可视性等方面规范控辩协商,并探索对悔约上诉的合理限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法问题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展以及适用时点的提前,有必要构建相应的证据规则。在认罪协商失败后,对被告人的认罪陈述应当限制使用。通过不正协商方式获得的认罪陈述应当排除。对被告人认罪陈述的证明力应当加强审查。对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兼顾传统刑事诉讼原则与此类案件审理程序上的特点,分层次、分类型地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