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辩证行为疗法干预模式在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干预中的应用研究

背景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精神卫生问题,其病程迁延,对患者、家庭、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干预需要采用综合干预模式,我国线上干预管理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目的探讨“互联网+”辩证行为疗法(DBT)干预模式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患者自杀意念、认知情绪调节、缓解抑郁等方面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5月—2022年5月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系统中出院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对照单盲法,分为对照组(n=60)和干预组(n=60)。对照组进行药物干预、电话随访及心理咨询,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为期1年的“互联网+”DBT训练,分为4个模块,分别是正念训练、人际效能训练、情绪调节训练和忍受痛苦训练。在干预前及干预6、12个月后,分别采用青少年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Montgomery-Asberg抑郁量表(MADRS)评价两组患者的自杀意念、认知情绪调节、抑郁状态。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不同时间点两组患者健康状态进行比较。结果最终对照组57例、干预组55例完成研究。组间与时间对SIOSS、CERQ-C、MADRS评分有交互作用(P<0.05);组间对SIOSS、CERQ-C、MADRS评分主效应显著(P<0.05),时间对SIOSS、CERQ-C、MADRS评分主效应显著(P<0.05)。其中干预组组内干预前后SIOSS、CERQ-C、MADR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对照组组内前后SIOSS评分、MADRS评分和CERQ-C评分中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维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01),对照组组内前后CERQ-C评分中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维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互联网+”DBT干预模式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患者的自杀意念,提高情绪控制水平,缓解抑郁状态,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社会功能。

青少年过度网络使用对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进展

过度网络使用与自我伤害行为之间关系密切,且均会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持续危害。然而,它们之间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已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系统总结过度网络使用对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机制,其中涉及基因多态性、脑结构与脑功能、冲动控制、睡眠质量、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旨在为预防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提供理论基础。

网络化认知行为疗法在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征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对慢性疲劳综合征、网络化认知行为疗法的概念、网络化认知行为疗法的优势及在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征病人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综述,以期为网络化认知行为疗法在我国青少年慢性疲劳综合征病人中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4C延续性护理在青春期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观察基于互联网平台的4C延续性护理在青春期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AUB-O)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1—7月该院收治的84例青春期AUB-O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4C延续性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疾病护理知识掌握度评分、遵医行为评分和纽卡斯尔护理满意度量表(NSNS)评分。结果:护理后,两组SAS、SDS评分均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疾病护理知识掌握度评分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期间遵医行为评分、NSNS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4C延续性护理可提高青春期AUB-O患者疾病护理知识掌握度评分、遵医行为评分和NSNS评分,以及降低负性情绪评分,效果优于单纯常规护理。

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发展趋势及社会阶层的影响:一项追踪研究

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对832名12~20岁的青少年进行为期1年半共4次的追踪测查,考察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阶层与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发展趋势的关系。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呈逐渐上升趋势;(2)性别、每周上网时间和客观社会阶层对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发展趋势的影响不显著,而主观社会阶层对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发展趋势的影响显著,即青少年的主观社会阶层越高,其网络利他行为的上升趋势越强。

青少年抑郁症住院病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现状及危险因素的分析

目的探究住院抑郁症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现状及其相关的风险因素。方法纳入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首发中重度青少年抑郁症病人120例,分为无自伤自杀行为组(n=29),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组(n=65),自杀未遂(suicide attempt,SA)组(n=26)。使用自制调查表收集一般资料;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评估病人的情绪状态;使用自尊量表(SES),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儿童期虐待问卷(CTQ)、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网络成瘾测试(IAT)评估病人的社会心理因素。结果无自伤自杀行为组、NSSI组、SA组抑郁、焦虑的得分逐渐增高,SA组HAMD与HAMA得分高于无自伤自杀行为组[(27.6±4.54)分比(22.83±4.80)分;(20.3±4.14)分比(17.21±4.60)分,均P<0.05];NSSI组和SA组CTQ总分、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神经质、精神质、ASLEC总分、人际关系、受惩罚、IAT得分高于无自伤自杀行为组;NSSI组及SA组内外向及SES得分显著低于无自伤自杀行为组[(37.33±3.10)分比(35.98±2.34)分比(39.70±3.37)分;22.00(18.50,24.00)分比17.50(15.00,22.00)分比26.00(23.00,29.50)分,均P<0.001)];SA组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其他、IAT得分高于NSSI组[(9.00(8.00,10.25)分比8.00(7.00,9.00)分;14.50(13.00,17.00)分比13.00(12.00,14.00)分;8.00(7.00,10.00)分比6.00(6.00,8.00)分;55.00(54.00,56.00)分比53.00(51.00,54.00)分,均P<0.001)];NSSI组学习压力得分高于无自伤自杀行为组[(11.68±5.29)分比(8.72±5.33)分,P<0.05],以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精神质、IAT为NSSI的危险因素,SES为保护性因素。结论青少年抑郁症病人NSSI行为的患病率较高,精神质、网络成瘾是自伤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自尊的程度是保护因素。

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自杀行为态度及其相关因素

背景青少年人群对自杀的态度与其自杀行为高度相关,既往关于自杀态度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多聚焦于学校样本,对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相关临床样本的研究不足。目的分析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及相关因素,为这一群体的自杀干预提供参考。方法连续选取2021年5月-2022年7月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部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的青少年患者共100例。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收集患者人口学资料,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版(HAMD-17)、自杀态度问卷(QSA)、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以及网络成瘾量表(IAT)分别评定患者的抑郁症状、自杀态度、父母教养方式和网络成瘾情况。采用Spearman和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患者QSA中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因子评分与一般情况和HAMD-17评分、EMBU评分及IAT评分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查自杀行为的态度的危险因素,绘制ROC曲线评估各因素预测对自杀行为的态度的有效性。结果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QSA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因子评分与对自杀者的态度因子、对安乐死的态度因子、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因子评分均呈正相关(r=0.210~0.485,P<0.05或0.01),与父亲受教育程度、近6个月自杀行为、HAMD-17评分、IAT评分、父亲惩罚与严厉、父亲过分干涉、父亲拒绝与否认、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分干涉与保护、母亲拒绝与否认、母亲惩罚与严厉因子评分均呈负相关(r=-0.571~-0.290,P<0.05或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QSA对自杀者的态度因子(β=0.198,P<0.01)和对安乐死的态度因子(β=0.302,P<0.01)可正向预测对自杀行为的态度,父亲受教育程度(β=-0.180,P=0.043)、HAMD-17评分(β=-0.366,P<0.01)以及IAT评分(β=-0.191,P=0.030)可负向预测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各因素之间预测效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1.289~0.092,P均>0.05)。结论网络成瘾、抑郁严重程度、对自杀者的态度、对安乐死的态度和父亲受教育程度可能影响青少年抑郁发作患者对自杀行为的态度。

基于互联网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在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中的应用现状

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越来越受到关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国内外精神疾病诊疗领域掀起基于互联网的心理治疗研究热潮。目前基于互联网的认知行为治疗在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治疗中逐渐被推广应用。为了更好的引进和应用这种干预技术,本文对其应用现状进行综述。

脑电生物反馈联合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患者的干预效果观察

目的:观察脑电生物反馈联合团体认知行为治疗(GCBT)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患者的干预效果。方法:选择2019年11月—2021年10月于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的80例青少年网络成瘾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对照组采用脑电生物反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GCBT。比较两组网络成瘾倾向、生存质量、焦虑情绪及自我和谐度。结果:治疗后观察组网络成瘾诊断量表(IAT)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低于对照组,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简表(WHOQOL-BREF)评分和自我和谐量表(SCCS)的自我刻板性、自我灵活性、自我与经验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青少年网络成瘾患者采用脑电生物反馈联合GCBT治疗有利于改善网络成瘾状况及焦虑情绪,提高自我和谐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可为GCBT的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青少年网上偏差行为的特点与研究展望

本文首先从网上偏差行为的概念、网上偏差行为的类型、主要表现形式和网上偏差行为产生的理论等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网上偏差行为未来的研究取向进行了展望,认为网上偏差行为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网上偏差行为影响因素、网上偏差行为的影响、网上偏差行为的预防与干预以及网上偏差行为与现实偏差行为的关系将成为今后研究的趋势。

青少年网络道德与其网络偏差行为的关系

青少年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最大用户群体,他们在使用互联网中表现出的偏差行为与道德的关系值得关注。该研究使用问卷法探讨了496名青少年的网络道德特点与网络偏差行为表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青少年的网络道德表现较积极,网络道德认知、情感和意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不算严重,但男生的网络过激行为和网络色情行为显著多于女生,且网络过激行为随着年级升高而减少:其中网络攻击性、易怒、敌意和冲突水平都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4)青少年的网络道德认知和意向对网络偏差行为有反向预测作用,网络道德情感不能预测其网络偏差行为表现。网络道德越积极,表现出来的网络偏差行为越少。

北京市大学生与中学生网络成瘾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大、中学生网络成瘾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OCS)、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对1018名北京市大、中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大、中学生的OC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生的网络成瘾与上网时间、性别、父母教养方式、家庭功能呈显著正相关(P<0.05);而与学生的受教育程度、父亲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P<0.05)。结论中学生及男生更易发展为网络成瘾,同时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功能不良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黑龙江省大、中学校学生网络成瘾行为调查

目的研究黑龙江省大、中学学生网络成瘾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方法,对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绥化3座城市29所大、中学校10800名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黑龙江省大中学生上网率为54.66%,成瘾倾向率为8.38%,电子游戏成瘾倾向率为19.33%,赌博类似的娱乐活动报告率为13.8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网络成瘾倾向与性别、孤独感、电子游戏、自杀过、计划自杀、想过自杀、赌博等呈正相关,其OR值分别为1.948,1.592,2.979,2.325,2.324,1.489,1.497等。结论黑龙江省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以中等城市居多。网络成瘾与性别、孤独感、自杀意念、电子游戏、赌博等因素关系密切。

青少年网络道德与其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青少年是互联网的最大用户群体,他们的网络道德和亲社会行为表现值得关注。该研究使用问卷法探讨了447名中学生网络道德和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特点及其之间的关系,发现:青少年的网络道德较积极;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表现的亲社会行为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紧急型、利他型、情绪型、匿名型、依从型、公开型,其网络亲社会行为水平较高;青少年的网络亲社会行为水平随年级升高而下降;网络道德认知和网络道德情感对网络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

青少年网络交往行为的特点及测验量表的编制

基于网络交往逐渐成为一种普及的社会交往方式,本研究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和访谈的基础上,编制适合青少年群体的网络交往行为量表。量表包括7个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进一步的研究不仅发现了青少年上网行为的一般特点,而且探讨了青少年网络交往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多元方差分析显示,在网络依赖因子上性别差异显著,在网络依赖、上网自评以及5点量表总分上年级差异显著,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农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网络行为

目的:研究四川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网络行为的现况及影响因素,以及二者相互影响关系。方法:抽取2所农村中学的2745例初一和高一学生,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MHI)、自尊量表(SES)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分别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自尊和社会支持程度,问卷调查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网络行为情况,通过非递归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心理健康和网络行为的效应及二者相互关系。结果:心理健康量表平均得分为(2.1±0.7)分,其中学习压力感(2.4±0.9)分、情绪不稳定(2.4±0.8)分、焦虑(2.4±1.0)分三个维度得分较高。长时间上网行为率为32.8%(899/2745)。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女性、年龄越大的青少年MMHI得分越高(β=0.058、0.058,P<0.001),男性、年龄越大的青少年长时间上网行为越多(β=-0.171、0.149,P<0.001)。SES得分和SSRS得分与MMHI得分负向关联(β=-0.300、-0.263,P<0.001),并通过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间接负向影响网络行为(βi=-0.074、-0.065,P<0.010)。MMHI得分正向影响长时间上网行为(β=0.246,P<0.001);长时间上网行为也正向影响MMHI得分(β=0.008,P<0.001),但影响力较弱。结论:农村青少年总体上心理健康问题较轻,网络行为较普遍,心理健康低水平与长时间上网行为互为危险因素。

青少年网络成瘾认知行为取向团体心理治疗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认知行为取向的团体心理治疗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治疗效果,为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构建青少年网络成瘾心理治疗体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网络成瘾量表(IAT)从2 784名学生中筛选出80名网络成瘾者,其中77名同意入组,将入组学生随机分为观察组38名和对照组39名。以认知行为取向的团体心理治疗对观察组学生治疗8周,对照组学生不做处理,最终完成研究的学生观察组36名,对照组38名。治疗前后分别以IAT、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对2组网络成瘾者进行评估并比较。结果治疗前2组网络成瘾者IAT得分、SCL-90各项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SCSQ中积极应对得分、消极应对得分及ATMD中时间价值感得分、时间监控感得分、时间效能感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网络成瘾者显效及有效27名,无效9名,对照组38名均无改变,2组网络成瘾者网络成瘾治疗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CL-90除偏执和精神病性外,其他因子观察组网络成瘾者均较对照组得分显著降低(P<0.05);SCSQ观察组网络成瘾者积极应对方式得分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0.05),消极应对方式得分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ATMD观察组网络成瘾者在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感、时间效能感方面得分均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0.05)。结论认知行为取向的团体心理治疗能显著改善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心理健康状况,优化其应对方式并提高其时间管理能力。

青少年网络成瘾认知行为治疗的对照研究

目的:探索青少年网络成瘾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法及效果。方法:将确诊的76例成瘾青少年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8人)。对研究组成瘾者,给予本研究设计的认知行为治疗。在治疗前和治疗后使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CIAS)、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及应对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评价治疗效果。结果: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CIAS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治疗结束时,研究组CIAS得分低于对照组[(39.5±8.1)vs.(46.4±6.0),P<0.01],治疗后研究组SCL-90量表的抑郁、焦虑、强迫因子分均低于治疗前[(1.58±0.37)vs.(2.82±0.58),(1.45±0.62)vs.(3.05±0.73),(1.87±0.41)vs.(3.08±0.79);均P<0.01];应对方式中的自责、幻想、退避因子得分低于治疗前[(0.31±0.13)vs.(0.40±0.24),(0.37±0.12)vs.(0.47±0.21),(0.42±0.15)vs.(0.55±0.23);均P<0.01)]。结论:本研究设计的认知行为治疗对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有明显的效果。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综合征的疗效

目的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患者的疗效。方法将130例青少年网络成瘾患者随机分为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各65例。对照组给予一般心理治疗。研究组在一般心理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每周3次,2 h/次,疗程为16周。在治疗前后进行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应对方式问卷(CSQ)和自我和谐量表(SCCS)评价治疗效果。结果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CIAS、CSQ和SCCS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治疗结束时,研究组(33.7±6.2)和对照组(41.5±7.8)CIAS总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两组间比较,研究组CIAS得分低于对照组(P<0.01),CSQ中的自责、幻想、退避因子得分低于对照组(P<0.01);SCCS中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得分低于对照组(P<0.01),自我的灵活性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团体认知行为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效果显著,更有利于改善应对方式、提高自我和谐度。

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网络成瘾的识别和矫正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整群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孝义市初一至高三年级18个班的中学生1 156名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网络使用情况问卷和网络成瘾诊断量表进行调查。结果不同年级和性别的青少年网络成瘾人数和比例不同;上网时间和网络成瘾成正比;在网吧上网的成瘾率最高,不同网上行为中网络游戏成瘾率最高;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内外环境和网络成瘾有关。结论性别、上网时间、地点、上网行为及家庭、学校因素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有影响,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以改善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现状。